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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扬的领导下，以群和蔡仪分别担任主编，汇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成立了两个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组，新教材的编写工作全面启动。不久，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出版（1961年成稿，1963、1964年分上、下册出版）、蔡仪的《文学概论》（讨论稿，1963年完成）两部统编教材诞生。
以群本的绪论和蔡仪本的第一章，在界定文学的本质时，所提出的文学观念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在讲到文学性质时候，首先肯定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其次，又说明了这种社会意识如何又演变为“社会意识形态”：“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他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因此，他的思想情感，他对于周围世界的反映，不能不受到社会发展、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制约，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换句话说，文学艺术同哲学、科学一样，从本质上看，都是社会意识。”接着教材在引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那段最著名的话后，指出：“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活动的产物，包括政治、法律的观点以及宗教、道德、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等等，统称之为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上层建筑最终为经济基础所决定，而又反转过来为基础服务，对基础发生反作用。”
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对于为什么文学是“特殊的意识形态”则主要通过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文学反映生活的角度加以论述。具体说法略虽略有差异，前者为“社会意识形态”，后者为“特殊的意识形态”。这里需要评述的是，两部教材都把文学看成是“意识形态”，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文学的规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的这段话明确把“艺术的”与“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相并列，说明这些精神领域的部门，不论是理性的观点还是感性的情感与形象，都是“意识形态”的某种形式。应该说这两部教材都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来确定文学在社会结构中地位，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学的性质。
但是，在论述到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特征的时候，两部教材都引了别林斯基的《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中的关于文学与哲学的区别：“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它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政治经济学家被统计材料武装着，诉诸读者和听众的理智，证明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由于某一种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诗人被生动而鲜明的现实描绘武装着，诉诸读者的想象，在真实的图画里面显示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由于某一种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可是他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以群的本子虽然也引了马克思的关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论述，但没有展开论述，编者更重视的还是别林斯基的上述论点。用“图画”与“逻辑结论”，能不能区分开文学与哲学呢？仅用“图画”作为文学的特征能不能成立呢？这完全是可以讨论的。
从周扬到这两部教材的编者都用“图画形象”来规定文学的特征，这里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层面，别林斯基的看法明显是一种认识论的文学特征论。他认为文学与哲学认识的对象是“同一件事”，对象完全是相同，所不同的仅仅是形式，即一个用图画，一个用逻辑。这种理解把文学看成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认识。这是不符合文学实际的。应该看到，文学有认识，但又不止于认识。文学从其本性上说更多的是价值，甚至可以说文学基本上是一个价值系统。一部作品可以不提供什么认识的内容，但却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像李白的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白发三千丈”，杜甫的诗句“月是故乡明”，“钟声云外湿”，从认识上说，可以说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它们遮蔽了事物的本质，但它们流传千古，因为它们提供了诗情画意，具有审美的价值。也正为此种理解，两个本子都特别看重典型，设专章专节来讲典型。因为典型与认识的关系特别密切。实际上，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比认识宽阔得多，或者说有很多非认识因素。有的作品，只是一种情绪，一声叹息，一种氛围，一种气息，一点情调，一些色泽，一种气势，甚至只是一点诗意的议论。所以形象特征论并不确切。两书的编者还不太理解马克思提出的“艺术的掌握”、“诗意的裁判”、“莎士比亚化”的真正意义。
第二层面，形象特征论特别适合于文艺服从政治的思想，与新中国成立后占主导倾向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特别合拍。因为这种政治论的文艺学，过分强调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解释政治结论和政策条文成为创作中不易解决的公式化、图解化的顽疾。这种被歌德称为“为一般找特殊”的弊病，恰好需要文学的特征是形象的理论，因为一般的政治概念如何能够成为“文学”呢？那就通过特殊的形象的事例，来对一般的政治概念作生动的解释。这样作家所面对的不是整体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更不必研究这种生活，而只需要寻找到可以与某些政治观念相匹配的形象就可以了。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被赞扬的作品，如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等，都是对政治观念的形象图解，都是“席勒式”的作品，但符合文学的特征是“用图画说话”的理论。
实际上这两部教材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继续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以群主编的教材列“第二章文学与政治”，重点讲文学的阶级性，强调“文学为一定的阶级的政治服务”。蔡仪的教材列了专节阐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节下分三个标题：一、阶级社会的文学的阶级性；二、文学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三、无产阶级的党的文学原则。其内容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导的文学思想倾向——“文艺从属于政治”。
由此看来，从两部教材的文学观念和对文学特征的理解看，是政治论的文艺学与认识论的文艺学结合的产物。它们比之于1958年只讲“毛泽东文艺思想”当然有了改变，学理性也加强了，也有了某些对文学规律的探索，但从实际内容看，处处流露出对主导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倾向与思潮的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