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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环境中，1961年，中央决定，集中中青年学者，在老专家的带领下开始文科教材的统一编写工作，由当时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直接领导。在这一年当中，周扬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一直坚持“文艺从属于政治”的主导倾向，但经过了1958年到1960年，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思想多少有所反思，文艺思想的倾向也有了一些变化。他在中央的支持下指导文科教材的编写，不能不提出各个领域的规律的探讨问题。所以他多次针对教材建设发表重要意见，这些意见既包括编写教材的原则和方向，也包括非常细致的具体实施建议，多有新的见解。
例如，关于如何认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作用，周扬表现得既清醒又大胆，既强调教材“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贯穿在里面”，因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又指出：“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把它作为红线，作为灵魂，进行总结。教科书不同于具体政策，如果句句都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就会使‘帅’变成兵将，红线变成红布，灵魂变成肉体了。”
在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上，周扬指出不要混淆二者的界限，注意避免将文学理论政策化，防止产生不良影响：“我们要研究特殊规律，不把一般代特殊，以政治代文艺。……同样，政治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一般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特殊。”“我们既然要领导文艺工作，就得研究艺术的客观规律。研究它在各时代、各民族的共同规律，也研究它在中国、在社会主义时代的特殊规律。”“文艺是要通过它的特点来为政治服务的。不通过文艺特点，也可以服务，但服务得不好。比如标语口号式的文学，可以服务而作用不大。只有通过文艺的特点，通过艺术感染力才能服务得好。”“文学概论要写得生动，引人入胜，不要形成仅仅是对文艺政策的解释。”“不要把文学概论写成对党的文艺政策的解释。”“不至于仅仅把政策看成条文，而知道政策是从事物的发展规律中总结出来的，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
又如，在文学理论教科书的具体写法上，周扬也强调要注意科学性和准确性，贯穿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编写原则，文学规律应当从历史研究中来。他说：“理论教科书回答的是‘是怎样’或‘不是怎样’，而不是回答‘应当’怎样和‘必须’怎样。‘是’与‘不是’对于‘应当’和‘不应当’有参考作用，但教科书不要去解决‘应当’‘不应当’的问题。”“写这本书，要照顾到容易为人接受，高深的著作也应如此。深入浅出，篇幅多些也不要紧。条理逻辑要清楚，要有史有论。”“研究问题，从历史出发就好办；反之，从理论概念出发，就得不到正确的认识。”“规律一定要从历史研究中得来。没有找到规律，就不要凭空编造，老老实实，没有就不写。研究文学史固然要总结规律，但不要勉强，也不要硬搬外国的概念。”“写理论，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要统一，文学发展的过程需要讲，在文学概论中要贯穿历史的观点，这样，知识、材料才会丰富，否则，单在概念中兜圈子，会陷在里面走不出来的。”“在叙述上应当采用历史的方法，不要只用概念的方法。”“总之，要有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不要以今天的眼光去套古人，要按历史的具体状况去研究。”
又如，关于教材建设要注意批判继承、科学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遗产，从而更好地建立中国化的文学理论问题，周扬认为：“我们的立足点是工农兵，要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继承人类宝贵的遗产。”“我们现在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回过头来总结中国的文艺遗产和‘五四’以来的文学经验。再从中得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我们的方向就是这样。”“通过这次搞教材，我们应该把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几十年革命文学的理论经验条理化一下。历史就是过去的经验，没有历史就没有理论。文学理论如果不总结中国的经验就很难成为我们自己的理论。”“总结经验需要时间。中国文学的经验，理论的遗产，过去长期被忽视。中国的文论、画论、诗论都非常丰富，问题是没有很好地系统化。在世界上像《文心雕龙》那样的书是很少的。”“还要继续吸收外国的好东西。所以要编出一个好的教材首先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整理自己的遗产，同时要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编出具有科学水平的教材，才是中国的教育学，中国的文艺学。”
再如，周扬指出，教材要处理好文学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关于文学概论研究的对象、内容。要讲两个方面：文学的外部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基础、上层建筑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内部关系——内部结构。”“先要把文艺在社会中的位置、地位、作用摆好，再来分析内部结构，位置没摆好先谈内部结构，就会把文艺当作一个孤立的、高于一切的东西。”
周扬甚至还就教材的结构和章节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第一编（即第一章）“文学的本质与基本特征”；第二编包括二、三、四章，讲“文学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文学与政治”和“文学发展的继承、革新与相互影响”；第三编五、六、七、八章，是关于文学创作的。包括“文学的创作过程”，“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作家的劳动和修养”；第九章“文学的鉴赏与批评”；第十章“文艺批评和思想斗争”；第五编（第十一章）“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与共产党的领导”。
即以现在看来，周扬对教材编写的指导原则大多都是符合文艺规律的，对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起了极大的促进和指导作用。
但我们不要把周扬文学思想的变化估计过高，他当时的文学思想处于政治论的文艺学与认识论的文艺学之间，突出的还是文学反映论，反映论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历史语境中就是中国文学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