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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党中央对全国的经济工作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农业、工业、商业等制定了调整的政策和工作条例。与此同时，教育、科学、文艺的调整也提上日程，积极进行。文学艺术方面的变化更为显著。1962年3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史称“广州会议”），对表现新时代新生活、题材风格多样化问题、戏剧冲突和表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还对几个受过批判的话剧作了新的、肯定的评价，给受到错误处理的作者平了反。同年4月30日，中央批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其中包括：一、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二、努力提高创作质量；三、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四、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五、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六、培养优秀人材，奖励优秀人材；七、加强团结，继续改造；八、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同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史称“大连会议”）。这次会议提出，文艺创作要打破简单化、教条主义和机械论，向现实主义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塑造的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反面，还要写中间人物。中央调整了关于文艺问题的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左”的文艺路线，重新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艺术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提出了一些符合艺术规律的意见和看法，如“没有形象，文艺本身不能存在”、“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有文化”等。文学理论界的思想相应地也得以一定程度的激活，“题材”问题、“现实主义深化”问题、“人情”问题、“时代精神”问题都受到了深入关注和探讨。理论批评界一度出现少有的繁荣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