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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苏联的文学定义的内容提出质疑。为此，我们必须探询一下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它在苏联文学发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在苏联“解冻”时期所遭受到什么质疑？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最早见于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更准确地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1932年5月20日由斯大林最早提出的。据了解情况的人回忆，当时准备起草作协章程的小组成员斯捷茨基和格龙斯基到斯大林那里谈文学问题，其中格龙斯基提出，要用“共产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作为苏联艺术理论的基础。但斯大林有不同意见：
斯大林思考了片刻，然后不慌不忙、若有所思地说：“共产主义现实主义……共产主义现实主义……也许还为时尚早……不过如果您同意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成为苏联艺术的口号。”据他的理解，他作了这样的解释；应该写真实。真实对我们有利。不过真实不是轻而易举的得到的。一位真正的作家看到一栋正在建设的大楼的时候应该通过脚手架将大楼看得一清二楚，即便大楼还没有竣工，他决不会到“后院”东翻西找。
格龙斯基在莫斯科文学小组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后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名称。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这里没有更多的学术层面的研究。后来，苏联30—50年代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整套理论的建构，就是建立在这个纯政治考虑基础上的。特别是斯大林的对“写真实”的解释更是为后来的廉价的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埋下了伏笔。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文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当成苏联文学的旗帜和标志。甚至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了世界历史上最崇高的美学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理想”
，是最基本的美学原则，是决不许更改的。可是据西蒙洛夫的说法，1932年通过的章程，其中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这一句，1934发表的章程加上了“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后面一句。
恰恰就是这后面一句给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实践留下了隐患。
概括地说，在四五十年代苏联文学的实践中出现了创作中的“无冲突论”。如我国的苏联文学研究专家后来所说的那样，“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现实被当作一套僵死不变的文学创作公式，被片面地理解为‘只是肯定的现实主义’，因而使文学作品成为某种政治的概念或某项政策的图解与传声筒，文学创作只写些‘甜言蜜语’，文学的路子越走越窄。当然，这里的原因是复杂、多方面的，有着深远的思想和社会根源。但不可否认，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上的缺陷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1999年苏联解体很久后所作的结论。
在新中国刚开始的50年代，我们是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呢？特别是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什么影响呢？秦兆阳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在50年代初期“全面学习苏联”的“一边倒”的热潮中，我们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但译介了苏联理论家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文，将其奉若神明，而且我们自己的理论家也开始大肆宣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上也深受其影响。中国是在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正式确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的，但此前早就有各种宣传与解释，如1952年冯雪峰为《文艺报》所撰写的题为《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的文章中指出：“我们现在必须加倍深刻理解：如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以实践党性原则为其基本原则，那么，它就不能成为我们的正确的文学艺术方法。苏联的文学艺术最重要、最中心的经验，就在于它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苏联的同志们能够努力遵循列宁、斯大林和联共党中央的指示去从事创造，所以他们能够实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就是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中的最先进的东西。”
这种解释完全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党性直接捆绑在一起来理解，那意思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于党性，只要有党性也就有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解释与作为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完全不沾边，连斯大林的“写真实”也被忽略了。高尔基如下的话也被忽略：党性不是一种附加物，不是从外面贴到作品上面去的东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党性是融化在思想体系中的美学因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本就有缺陷，再加上这种完全政治化的解释，那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就不能不遭遇到苏联几乎同样的问题和矛盾。反映到文学创作上面，就是秦兆阳一直关注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对现实的肤浅的廉价的粉饰和歌颂。
但是，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和批评为最高准则之后几年的1956年，秦兆阳究竟从哪里获得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质疑和挑战的勇气呢？这里要简要指出三点：
第一，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1954年苏联开始了一个“解冻”时期，对各种问题进行一些反思，其中也包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最突出的就是当时苏联著名作家西蒙洛夫等人在1954年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对原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提出质疑，秦兆阳在他的文章中特别引了西蒙洛夫的很长的一段话，基本意思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第二句话（“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是不确切的，甚至容许有歪曲原意的可能。好像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能够与这个任务结合，也能够不结合。作家和批评家则借口现实要从发展的趋势来表现，力图“改善”现实等。由于西蒙诺夫等人的批评，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修改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反映现实。要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务的高度，这就是说，要透彻地了解人们的真正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对他们的感受息息相关，并且要善于用配得上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典范的、动人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同时应当使人领会工人阶级和全体苏联人民争取进一步巩固我国现在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伟大斗争。”
苏联所发生的这种情况，使秦兆阳以为，既然西蒙诺夫可以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完善，既然在苏联那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已经作了修改，那么作为中国的作家和学者就不可以对原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质疑呢？
第二，更重要的是秦兆阳在长期的编辑工作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创作中所产生的弊端深有所感，他把他的所感所思用理论讲了出来。如他在1951年就根据自己在编辑小说稿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思考，发表了《概念化公式化剖析》一文，1952年又发表了《再谈概念化公式化》和《形象与感受》，1953年又发表《环境与人物》和《理想与现实》等文章，都是针对当时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图解政治和政策的问题，概念化和公式化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剖析。不能说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的缺陷上面去，但的确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刻板规定有密切的关系。秦兆阳作为一个思考性的正直的编辑和作家，他心里有话要说，要提高到理论上面来说。
第三，这与1956年的政治文化环境有关。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政治事件，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召开了“八大”，中央作出决议，认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其中谈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时，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这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全面学习苏联”的提法是不同的。秦兆阳肯定是听到了的这些话，他觉得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议论一番，是在政策允许之内的。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十大关系问题。他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说：“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来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秦兆阳据说是一位古板的认真的人，听了毛泽东说“现在春天来了嘛”，可以百家争鸣了，能不欢欣鼓舞吗？能不响应党的号召吗？于是他在文章开篇就说：“在学术问题的研究上，有意见应该讲出来，如果说错了，可以衬托出别人的正确意见来；只要多少有一点道理，就可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