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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兆阳（1916—1994），湖北黄冈人。1936—1937年即在武汉的报刊上开始发表诗歌、散文作品。1938年投身革命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开始文学写作，逐渐成为华北解放区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在此期间他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幸福》。秦兆阳最重要的经历是他曾于1949—1952年、1956—1957年两度担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1956—1957年为副主编）。在担任编辑的过程中，他以自己的独特眼光发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些作者有些日后成为著名作家，如白桦、峻青、玛拉沁夫等，同时也发现了当时来稿中存在的许多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不断发表分析青年作者创作中所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总结创作的规律，后来这些文章以《论公式化、概念化》结集出版，为他后来撰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作了感性的准备。他在新的条件下，阅读和研究恩格斯的关于“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的论述，则为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思考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秦兆阳作为一个作家于1952年请创作假，深入到华北农村体验生活，写出了许多具有诗情画意的作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农村散记》。后来创作了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这些创作经历也为他后来撰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提供了感性的实践的基础。
1956年5月，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报告。“6月上中旬，作协党组两次开会讨论贯彻双百方针，要求所属刊物带头鸣放。作为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负责人，秦兆阳在会上说：作协的刊物不宜草率应付，应该善于提出像样的学术问题。但要找人带头写这样的文章很难。关于文学创作问题，我多年来积累了一些想法，想写，却不敢。党组副书记刘白羽高兴地说：写嘛，写出来大家看看。前来参加会的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也在会上说：重大政策出台了，作协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反应，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会后，秦兆阳考虑，写文章的事要慎重。他决定邀约《人民文学》的编委先谈一谈。在何其芳家里，编委们就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当前文学创作中遇见的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秦兆阳讲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缺陷，我国长期存在的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理解和做法，文艺批评中脱离生活、不重视艺术规律的教条主义倾向，某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都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谁知大家想到一块儿了。何其芳说：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解决不好对贯彻双百方针非常不利。严文井说：艺术规律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很值得思考研究。编委会开过后，秦兆阳信心倍增，他不顾暑热，在小羊宜宾3号那间每天面临西晒的斗室里冥思苦想，突击写成《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数万字的论文草稿。他先给同事葛洛阅看。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后，改题为《解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又给编辑部同人阅读，征求意见。但文章的题目接受一位编辑意见仍恢复《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副题为‘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他觉得这样更切合学术文章的题目。文章送呈周扬、刘白羽等同志阅看，他们阅后还给作者，没有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7、8月间秦兆阳去北戴河海滨再次修改此文，9月，在《人民文学》发表。”
这些情况足以说明，秦兆阳的论文中的观点是与当时作协领导沟通过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他们的同意，从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共同的看法。周扬、刘白羽后来看了文章不表示意见是不负责的，因为他们作为领导，如果认为文章有错误，无论从公从私的角度，都应该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决不可让“错误”意见“放”出来。
秦兆阳的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地都有一些作者赞成他论文中的观点。如武汉青年学者周勃发表了论文《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从现实主义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是有缺陷的。
同年12月，当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张光年在该刊上面发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一文，文章的批判矛头直指秦兆阳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不容否定，作者的姿态是要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捍卫“社会主义文学”。这样，这篇文章未能就秦兆阳在文章中提出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就被纳入是反对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文学”的政治模式中。张光年的文章一出，各类大批判的文章就一致地兴师问罪，秦兆阳一下子就成为了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的人。一个学术问题，不容许讨论，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不问学术上的青红皂白，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政治运动的惯性。
“1957年春，在有许多著名作家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秦兆阳说，我响应号召，贯彻双百方针写了篇文章，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一下子变成了政治方面的论争，我很害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难道不可以讨论吗？我希望周扬同志能将我的想法反映给毛主席，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周扬连忙说：秦兆阳你不要紧张嘛！不久，周扬告诉秦兆阳，我已按你说的给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会见几位作家时说：秦兆阳不要紧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可以讨论的。毛主席不是凭空说的，他有自己的想法。例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当时讲的是新现实主义或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没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全国解放后为了跟苏联保持‘一致’，才改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提法。”
但是，就是毛泽东说了这些话，也没有“救”得了秦兆阳。1958年夏天，在反右运动即将结束之际，秦兆阳还是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广西劳动改造。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被江青的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打成“黑八论”之一，遭受空前无理的批判。秦兆阳为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付出了22年遭受迫害的代价。直到新时期开始，秦兆阳连同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才真正地被平反。
这里我们说明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诞生的前前后后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极左”思潮弥漫的情况下，要实事求是，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真理，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