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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的“主观精神”论，如前所述，是为了反对“妨碍了创作实践成长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这两个顽强的倾向”，其价值取向是为了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应该说，真、善、美都是胡风理论的价值取向，但尤以真实性的价值取向为重。
首先，胡风认为“主观公式主义”是违背真实的。胡风说：“主观公式主义是从脱离了现实而来的，因而歪曲了现实，或者漂浮在没有深入历史内容的自我陶醉的‘热情’里面；或者不能透过政治现象去把握历史内容，通过对于历史内容的把握去理解政治现象，只是对于政治现象无力地演绎；或者僵化在抽象的（虚伪的）爱国主义里面……”
在胡风看来，主观公式主义既脱离了现实，作者又没有突入对象，完全根据自己一些热情和漂浮的想象来写作，当然是不可能深入历史内容，达到现实主义的真实的。
其次，胡风又认为，客观主义离现实主义真实性也是很远的。他说：“客观主义是从对于现实底局部性和表面性的屈服，或漂浮在那上面而来的，因而使现实虚伪化了，也就是在另一种形式上歪曲了现实。”
胡风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客观主义“只是凭着‘客观’的态度，没有通过和人民共命运的主观思想要求突入对象，进行搏斗，在作者的考验里面把握到因而创造出来综合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的形象，这正是只能漂浮在现实底局部性或表面性上面，向那屈服的根源。”
可见，客观主义貌似客观，似乎可以达到真实，实际上只是浮光掠影，局限于局部和表面上，根本达不到现实主义的真实。
那么要怎样才能达到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呢？胡风认为，艺术的真实性“是不可能自流式地进入人的意识里面的”，这里要靠创作实践，靠创作实践中“火热而坚强的主观思想的要求”，因为“客观的历史内容只有通过主观的思想要求所执行的相生相克的搏斗过程才能够被反映出来”。
胡风这里所讲的道理是容易理解的。的确，历史内容并不是摆在表面上的东西，它往往是深藏在历史深处的东西，如果作家不能进入对象，不能以自己主观的与人民共甘苦的精神深入对象，透过现象看本质，怎么能够把历史内容的真实性揭示出来呢？所以我们可以说，胡风的“主观精神”或“主观战斗精神”不是别的，它是一种敏锐的历史感觉，是一种犀利的思想锋芒，它能够深入到人生现实和历史的深处，把真相、真实、真理揭示出来。因此，胡风的“主观精神”论的价值取向主要是“真”。
另外，对于胡风的“主观精神”的解释，我们也不能不联系到胡风在文学上的其他主张。因为这些“主张”也是胡风的“主观精神”。1936年，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胡风在1936年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说得很清楚。他说：“‘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更加迫急了。华北问题发生以后，整个中华民族就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因为这，人民大众底生活起了一个大的纷扰。产生了新的苦闷新的焦躁，新的愤怒新的抗战，凡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当然向文学提出反映它底特质的要求，供给了新的美学的基础，因而能够描定这个文学本身底性质的应该是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以反帝国主义为主要诉求的现实主义，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反封建，反压迫，团结民众，抗战到底，成为那个时代现实主义的文学主题，也是胡风在特定历史条件的“主观精神”的“善”的诉求。
胡风对于文艺的“美”是看重的。他在评论张天翼、田间和别的许多作家的作品的时候，都提出过艺术美的要求。但是与那些只讲究词句韵律和一般的技巧的美的人不同，胡风所要求的作品的美也是与他的文学现实主义相联系的，与他的“主观精神”相联系的。胡风拒绝那种表面的东西，拒绝那些从旁观的角度去看的不关痛痒的东西，拒绝那些“戏画”的东西。例如写人物，所描写的不能简单、表面，他说如果写工人士兵好像每个人都成天不离“你妈的”、“你奶奶”……那么这与工人士兵的性格无关。胡风从他的“主观精神”理论出发，要求作品能让读者发生真的感动。他说：“艺术家不仅是使人看到那些东西，他还得使人怎样地去感受那些东西。他不能仅仅靠着一个固定的观念，需要在流动的生活里面找出温暖，发现出新的萌芽，由这来孕育他肯定生活的心，用这样的心来体认世界。”
就是说，胡风所要求的美是建立在打动人心的基础上的，是与作者的主观精神一起燃烧的那种情感的美。
概而言之，胡风的“主观精神”论或“主观战斗精神”论的价值取向，有其独特的历史内容，那就是求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历史内容之“真”，求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大众要求之“善”，求人民大众所感动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