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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从1960—1962年是“三年困难时期”。在检讨了“冒进”之后，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1961—1962年间，各行各业都进行了总结经验教训的活动。当时的文艺界也不例外。如1962年文艺界召开了大连会议，邵荃麟等在会议上在总结如何克服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问题。周扬除继续领导文艺工作外，又负责指导文科教材的编撰工作。在这种背景下，周扬的理论思考转向寻求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规律问题。他首次明确提出文艺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的问题。他在1961年说：
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不要分开，分开是不对的。过去只谈共同规律，不谈我们自己的特殊规律；五八年以后则只谈我们的特殊规律，不谈共同规律，把共同规律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这都不对。要知道共同规律是普遍的，既是共同，也就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不要把共同的规律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今天社会主义文学的规律，我们还在摸索。规律是反复多次的东西。探索规律，要有个认识的过程……对于社会主义的规律，有些我们还可能认识得不够，还没有探索到。过去的规律，由于时代变了，有些已不适用于今天；有些则仍然适用，因为今天和昨天，某些条件还是相同的，不然就没有继承性了。当然，今天适用的规律，发展到将来的新的社会阶段，也可能不起作用。但社会虽然变了，文学总是文学，总会有共同的东西。因而我们对共同规律要好好研究。不要把共同规律跟社会主义规律割裂开来。
周扬这段话表明：（1）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规律我们认识还不够，因此要进行探索；（2）文学的发展有适用于各个时代的普遍的规律，又有适用于某个特殊时代的特殊规律，这两者不能割裂；（3）时代变了，过去摸索到的规律可能不适用于今天，因此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探索新的规律；（4）不要把文学发展的共同的规律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应该说，这些看法都是实事求是之论，与20世纪50年代那种一味强调无产阶级的特殊的口号是不同的。那么，周扬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呢？或者说如何理解在社会主义文学发展中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统一呢？在这个问题上，周扬提出了“立足点是工农兵，要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的思想。他在1961年说：
我们的立足点是工农兵，要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继承人类宝贵的遗产。立足点是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只盲目地伸向古代、伸向外国，就危险了，要被淹死的。我们要努力学习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我们自己的文艺应该怀有满腔热情。对古代的东西、外国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了解，要分析。
周扬的上述论述，如果把“立足点是工农兵”、“一手伸向古代”和“一手伸向外国”分开来看，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论点，但把这三点连为一个整体，还是有新意的。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文艺，从根本上说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但要服务得好，则必须吸收本国的和外国的人类一切文学遗产中的养分。关于立足于工农兵，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是周扬一贯强调的。关于学习古代文学遗产问题，周扬有很好的分析：“我们的文化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不是资本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封建主义的文化。但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有个继承的关系，我们的文化要继承过去的文化。过去的文化是在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形成的。为着保持文化的‘纯净’，以免沾染上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干脆不要那些遗产行不行？不行！没有遗产，文化就没有根了。”
在这里，周扬以清醒的理性分析了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凭空产生，文化遗产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这个提法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遗产看成是发展新文艺的“流”的看法更进了一步。“流”强调的是一种惯性，是不得不如此。“根”则是自觉意识到发展新的文艺要扎根于本民族的原有的优秀遗产的土壤中。这是一个规律问题，是不能违反的。对此，周扬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论证：“根据历史的经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好，盛唐的文艺复兴也好，大体上都是研究了古代，大量吸收了外来的东西以后形成的。不研究古代，不大量吸收外来的东西，很难设想能有一个文化的高潮。”
这就是使“伸向古代”成为发展新文艺的一种规律。在更具体的论述中，周扬指出了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些带有民族传统的普遍规律，说：“艺术要留有余地，就是要启发人的思想。这样的艺术有表现力。艺术表现要留有余地，这是中国艺术历来的传统，也是全世界的好的艺术规律。留有余地的问题也有强调得过分的，从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沧浪诗话》中的‘水中之月，镜中之花’，‘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落言筌’，直到王渔洋的神韵、王国维的意境，其中有不要逻辑思维的东西，但他们探索艺术有味道这一点是对的。毛主席也不反对艺术要有味道，他给臧克家的信中，就提到诗应有‘诗味’。所谓有味，就是不要把话说尽。”
可以说在文艺为工农兵的这个立足点不动摇的前提条件下，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应该充分继承传统文艺和文论中的有益成分，这是周扬在1961年后对于新文艺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理解。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仅仅是“一手伸向古代”还不够，还必须“一手伸向外国”。周扬一直热衷于谈论现实主义，对此发表了许多看法。他在谈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时候，指出这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批判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不是简单的对立，有继承的关系，也有朋友关系。光讲对立，不完全。这两个阶级的文学是对立的，但又有统一的方面。许多无产阶级文学家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在共同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问题上，可以说是做了朋友。二者的世界观不同，理想不同，方法有一部分相同，比如在现实主义某些问题上。无产阶级文学家有理想，要革命。这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不同的。”
周扬在50年代凡谈到资产阶级文学，特别是外国资产阶级文学，总是批判过分。但1962年这段话，则说得很理性很客观。
周扬在1962年前后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问题的探索，又一次用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表述：中心是为工农兵服务，两个基本点是“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从今天的观点看，周扬当时的探索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规律。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学说为何是科学的时候说过：“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列宁明确指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些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但是，他的探索和总结来得太晚，因为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