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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阐释一下周扬对于文艺的价值取向的理解。周扬的文艺思想的核心既然是“人民文艺”论，那么他认为文艺的价值首先是它能成为教育人民的工具，成为鼓舞人民的力量。所以周扬心目中文艺的“功利”（“善”）是首要的，认识、审美则放在次要的地位。对于文学的“功利”价值，周扬的论述是有明确内容的。周扬毫不隐晦地说：“为满足群众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创造优秀的、真实的文学艺术作品，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这就是文学艺术工作方面的庄严的任务。”
又说：“文学艺术是整个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影响人民精神生活的一种有力工具。今天它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传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这里所说的文学“庄严的任务”、“巨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周扬所理解的文学所追求的文学的“善”的价值。为什么这样说呢？很清楚，在周扬的观念中，唯有热爱国家、热爱社会社会主义，这才是最大的“善”。“善”在他的理解中，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首先是集体的行为。非常有意思的是，周扬有时候把文艺的这种价值说得非常具体，如把文艺的价值与“五爱”教育关联在一起。他说：“文学的主要教育作用是培养人民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产的品德，这‘五爱’是彼此关联，不可分割的。爱祖国，就是爱祖国的人民，人民中劳动人民最多，当然要爱劳动，而科学与公共财产又都是人类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产物，当然要爱科学和公共财产。”
从这些说法来看，周扬对文艺的价值总的归结为一种教育的“工具”。这种说法来源于毛泽东的《讲话》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中，并没有更多新鲜的东西。
关于文艺的真的价值，则是周扬一贯加以肯定的。周扬早在1942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中多次谈到“真”对于文艺的价值。在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文学作品要给人留下总的印象，不能一味在细节的修饰上面下功夫的时候，周扬说：“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文艺界不也存在吗？摈弃一切矫揉造作，使作品首先到达‘真实和自然’的标准，这也正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真实与自然”成为周扬一生提倡的理论，20世纪50年代，他在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理论活动中，也总是提倡“忠实于生活”、“严格忠实于生活”。但周扬在讲“真”的时候，也反对照搬生活，而是主张通过艺术加工，达到“合情合理”。他说：“戏要合情合理。所谓合情合理不是完全照搬生活事实，而是合乎情理的创造，并使人感到合乎情理。”
但周扬所要求的“真”还是为“善”（革命功利目的）来服务的。
当然，在文学的“功利”价值优先的情况下，周扬不总是把真、善、美分开来说，他认为真、善、美是不能分割开来的。如他说：“人民的精神需要第一是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第二是丰富文化知识。……我们的文艺作品应该帮助人们认识生活，扩大生活领域，丰富文化知识。第三，满足人民艺术欣赏的需要，提高人民的审美能力。……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丰富文化知识，提高艺术鉴赏能力，人的生活无非这三个方面，文艺的作用也是如此。这三个方面分开来说，就是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认识现在和过去的生活，观察未来生活）和美感作用。这三者结合，不能分开。……文艺的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是通过美感作用来达到的……或者说这三个方面也就是真、善、美。善是道德，真是认识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美是欣赏。……三者总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
应该说，周扬的这段话是那个时期对于文艺价值和功能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他强调真、善、美三者的区别和联系，全面评价了文艺的价值和功能。后来写进教科书中的也就是这些论述。但有时候他把真、善、美与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观念又联系起来理解。如他说：“文艺的特点，就是通过唤起美感的形象，来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并培养人民新的审美观念。人们阅读文艺作品，不只要问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什么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而且要感受什么东西是美的，什么东西是不美的？文艺作品应该帮助人民辨别真伪，善恶和美丑，我们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批评，应当帮助人民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和树立共产主义风格。共产主义风格，是最伟大的、最美的风格。”
周扬这段话无论今天看起来是否适当，可思路是比较清楚的，在他看来，我们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批评帮助读者辨别真假、善恶、美丑，归根结底是为了用共产主义精神和风格教育人民，因为共产主义精神和风格就是真的、善的、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