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周扬文艺理论活动的兴奋中心，从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差不多一直都在如何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的精神以及如何解释苏联作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毛泽东在《讲话》里提出了“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意思是既要反对内容有害的作品，也要反对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的“标语口号”的作品，达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周扬接过毛泽东的提法，提出“一方面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
在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周扬的特殊贡献就是提倡写“新的英雄人物”，但是如何写好“新的英雄人物”，由于各种原因，常常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那么在坚持文艺的革命方向的前提下，如何来消除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使作品“忠实于现实”、“严格忠实于现实”，就成为周扬经常思考的问题。周扬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当然知道创作一旦陷入公式主义，文学的真实性也就消失殆尽，文学的魅力也就必然失去。所以早在1951年，周扬就说：“文艺上的公式主义的特点，就是把本来是多面的、复杂的、曲折的生活现象，理解成和描写成片面的、简单化的、直线的。公式主义者不按照生活的多样性而按照千篇一律的公式去观察和描写生活，不但把复杂的生活现象简单化，而且把真正的政治，即群众的政治庸俗化。另一方面，形式主义的特点，则是编造不现实的故事，绘声绘色，加以描写，以人为的、‘戏剧性’的矛盾和曲折的情节来代替生活本身的辩证法，掩盖生活内容的空虚。”
概念化、公式化与文艺的真实性是相对立的，而周扬认为：
无论表现现代的或历史的生活，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
那么如何来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周扬真是费尽苦心。概括起来看，周扬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一，违反艺术真实的公式化与概念化是都是脱离现实、脱离实际的结果。周扬把这一点归结为有些文艺工作者对于毛泽东的“深入生活”“时常发生模糊、动摇和抵抗”。周扬说：“毛泽东同志要我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群众斗争中去，而我们的有些文艺工作者却往往是‘暂时地、有条件地、半身心地’。毛泽东同志要我们投入到群众的‘火热的斗争’中去，而我们的有些文艺工作者却往往站在这个‘火热的斗争’之外。有的文艺工作者甚至主张任何一种生活都有它的意义，不必特别地去追求群众斗争的生活，这样来使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现状合理化。”
既然作家脱离群众、脱离生活，如何能真实地写出群众生活的真实呢？第二，违反艺术真实的概念化、公式化是粉饰现实、不敢揭示生活矛盾的结果。周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要求作家在现实的革命的发展中真实地去表现现实。生活中总是有前进的、新生的东西和落后的、垂死的东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家应当深刻地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清楚地看出现实发展的主导倾向，因而坚决地去拥护新的东西，而反对旧的东西。因此当我们评论一篇作品的思想性的时候，主要就是看它是否揭露了社会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无微不至地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以及揭露是否深刻。任何企图掩盖、粉饰和冲淡生活中的矛盾的倾向，都是违背现实的真实，减低文学的思想战斗力，削弱文学的积极作用的。”
的确，粉饰生活和无冲突论是妨碍文学真实性的一个关键，这一点分析应该说比前面一点分析来得深刻。第三，违反艺术真实的概念化和公式化还由于没有写出“英雄的个性”和“成长过程”。周扬说：“我们当然不应当把英雄‘神化’或‘公式化’。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特定的社会典型的人民英雄的性格是有共同性的，但各个英雄又具有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成长过程也是各种各样的。英雄所具有的品质是不断地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在克服困难中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把英雄人物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成长过程，性格上的某些缺点以及日常工作中的过失或偏差和一个人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的缺陷加以根本的区别。”
周扬的意思是，为了使作家笔下所塑造的人民英雄人物更具有真实性和生动性，应该充分写出不同英雄人物的个性，也可以写他们的成长过程，还可以写他们性格上的某些缺点和工作上的偏差，从而使英雄人物的性格丰富起来，更具有真实感和艺术的光采。这一点分析可以说接触到了人物形象塑造的核心问题。
总之，追求真实性，反对概念化和公式化，是周扬北京前期文艺理论活动的一个基本点，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但是周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过分强调深入“火热的斗争”，不承认到处都有生活，不承认生活的各个方面应当联系起来把握，因此也就不能深刻地解决概念化、公式化的问题。违反文学真实性的问题是“文革”前十七年文学发展中一个始终未能解决好的问题，这不能不说与周扬等人的文学理论的局限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