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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极力的提倡，对文学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反复思考。对于文艺为人民的问题，他在30年代上海时期，就提出文艺大众化问题。提出的动机当然是好的，而且经过热烈的讨论，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正如他在1944年所说：“‘大众化’。我们过去是怎样认识的呢？我们把‘大众化’简单看作就是创造大众能懂的作品，以为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形式问题，而不知道同时甚至更重要、更根本地是思想情绪的内容的问题。”
直到他担任延安“鲁艺”院长期间，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鲁艺”的学生当时还是把国统区的一套照搬过来，还是搞“大、洋、古”。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斗争这样一个时刻，不能用手中的笔为抗日斗争服务，还醉心于与现实离得很远的艺术，的确是不应该的。直到1942年毛泽东《讲话》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命题提出后，周扬才心悦诚服接受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这其中还有属于周扬自己的论证，而不是简单附和。周扬的40年代最重要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说：“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
他通过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学习，对“大众化”有了新的理解和阐述，认识到人民群众文艺论的确立的关键在作家的人生观的改造过程中。他说：“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大众化’的完全新的定义：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个定义是最正确的。”
周扬的意思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能否产生，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否得到真正的改造，是否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作家自己的感情是否属于工农兵，这才是文艺为工农兵的关键所在。周扬就这样提出对创造群众文艺的新理解。在日后他所领导的文艺工作中，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和定义来评判作家和作品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周扬关于人民文艺的论述中，更重要的论点是歌颂和表现“新的英雄人物”。这是周扬对毛泽东的“表现工农兵”论点和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论点的发挥和延伸。如果有人问，在周扬的文艺理论活动中，有哪个论点是基本上由周扬独自提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周扬的表现“新的英雄人物”论。这个理论是周扬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来的。早在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认为，中国人民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克服了困难，改造了自己，涌现了各种英雄模范人物。这种情况表现了新的人民时代的特点。他说：
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斗争和行动的时代，我们亲眼看见了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他们正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恳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副的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示呢？即使我们仅仅描画了他们的轮廓，甚至不完全的轮廓，也将比让他们湮没无闻，不留片鳞半爪，要少受历史的责备。
这是周扬从历史唯物史观出发，根据新的时代的特点，对人民文艺提出的一个要求，如果不把这种描写当成是人民文艺的唯一要求，肯定是正确的，提出这一理论也是很有意义的。此后，在周扬的理论活动中，只要有机会，就不遗余力地提倡写“新的英雄人物”、写“先进人物”、写“完全新型的人物”的观点，进行了极为详细的论述。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写“新的英雄人物”的理论的倡导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间里，一批对新的英雄人物确有体验的作家，创造出一批革命题材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塑造出不少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的英雄人物形象，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红岩》中的江姐、《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红色娘子军》中的琼花，等等，这些英雄人物经作家的创造和出版阅读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说明周扬的写“新的英雄人物”论的确是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周扬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的文章、报告中反复强调写“新的英雄人物”，甚至到了新时期，周扬仍然倡导要写与“四人帮”作斗争的“新型的英雄主义”。但是周扬在提出他的写“新的英雄人物”理论的同时，或多或少把它与鲁迅的描写“国民性”弱点的理论作对比，不能不给他的理论带来某种阴影。他上述的报告中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所谓的‘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30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我们不应当夸大人民的缺点，比起他们在战争与生产中的伟大贡献来，他们的缺点甚至是不算什么的，我们应当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新的光明。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新的群众的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点，也是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同于过去一切文艺的特点。”
从理论表述的角度看，也好像没有什么不妥。但问题是鲁迅所批判的中国“国民性”的落后的精神状态真的过去了吗？中国人民真的挣脱了压迫者所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了吗？新的国民性真的在形成中了吗？我们承认在斗争中的确有英雄人物涌现出来，这是事实。但是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真的就消失了吗？这里就没有遭遇到曲折性和复杂性吗？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说：“就社会的根底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
周扬缺乏鲁迅这种对旧社会根底十分坚固的深刻认识，以为新中国的成立一切都会焕然一新。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旧社会的痼疾仍然顽强地表现自己，旧社会强加给人民的落后“国民性”继续存在，并给社会和人的发展带来极大危害，鲁迅所批判国民性的文学主题至今没有过时。在“文革”中，封建主义的迷信、奴性、专制、残忍和落后，在一些人身上又来了一次集中爆发，这是周扬没有料到的。特别要指出的是，他的写“新的英雄人物”的理论一方面使像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许多对旧社会黑暗对普通人的人性复杂性有深刻了解和体会的作家形成了一种压力，常感自己无法下笔，要熟悉新人新事也不是立刻就能做到的。当然，周扬在新中国成立十余年后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说过：“老作家可以写现在，也可以写过去，过去的生活是年轻作者所不能写的。”
但周扬说此话时似乎为时已晚，因为不久“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开始了，谁还敢去写“过去”。同时周扬的“英雄”论也被“文革”期间“四人帮”发展到极端，构成了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极大伤害。也许周扬的理论本身没有错，是对的。但它含有对人形成的压力的可能，被人曲解的可能，从而产生负面效果，这不能不说是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