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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50年代文论之所以能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获得霸权，根本原因在我们自身。在“文革”结束以前的近三十年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占了主导的地位。这样在我们的头脑中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左”的预成图式，当我们去吸取苏联文论时，就与其一拍即合。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很对我们的胃口。例如，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创作存在着严重的“图解化”的毛病，五六十年代就提出过“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的口号，这是“拉普”的口号在中国的翻版，1931年斯大林对经济工作作了《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拉普”领导立即作出《关于斯大林的讲话和“拉普”的任务》的决议，认为“斯大林讲话的每一部分都是艺术作品有价值的主题”。可以说“拉普”的做法，我们是心领神会的。因此我们似乎不必对苏联50年代的文论说三道四，问题还是我们自己身上有“病”。先要治好自己的“病”，我们才可能心明眼亮，那么无论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对象，都能放出眼光来，有所鉴别，有所取舍。
苏联在50年代中期以后，对文艺思想进行了调整。特别是新出现的“审美学派”专注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的揭示，对20年代的形式主义文论流派也有重新的评价；符号论文论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对西方也采取开放的态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但在新时期以前的中国，还是延续苏联50年代初期的文论。而且后来60年代的“反修”斗争，大批人道主义等，不但没有抑制苏联50年代初期“左”的东西，相反把其“左”的东西更推进一步，一直发展到“文革”的极“左”的灾难。这是沉痛的教训，不能不吸取。我这样说，丝毫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意思。实际上，我自己从学习苏联50年代的文论开始教学和研究的生涯，自己的著作中，也常跟着苏联50年代初期的文论的脚印走，错误是很多的。我只是想把自己摆进去，进行理性的客观的反思，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以史为鉴，今天我们在评介西方20世纪文论时，也不能全盘照搬，一定要放出眼光来，有所鉴别，有所取舍，学会博取众长，熔古铸今，努力建设新的生气勃勃的文艺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