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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中期，是一个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我国的文论建设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起步。苏联的文论通过两条渠道进入中国，一是翻译，几乎在苏联占着主流地位的文论的专著和论文以及重要的教材，都一一被翻译过来，如季摩菲耶夫的三卷本《文学原理》、涅陀希文的《艺术概论》，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请专家来华传授，如北京大学请了毕达可夫，北京师范大学请了柯尔尊，等等，他们在中国开班设课，编写讲义出版，其授课的对象是新中国第一代青年文艺学教师，他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一个时期里，我们这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竟然在文学上得了“失语症”，完全是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文论后面。可以这样说，50年代的苏联文论在新中国开创时期取得了霸权地位，中国文论则完全臣服于苏联文论的脚下。这就不能不带来严重的后果：第一，文学问题的政治化，堵塞了文学理论的普通知识，严重扼杀了敢于独立思考的、有真知灼见的一代文论家的创造。正像苏联把典型问题当政治问题一样，中国也把“写真实”论、“题材广阔”论、“中间人物”论、“人性”论、“人道主义”论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发展到“文革”被概括为“黑八论”，要大批特批，一大批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和文论研究的专家学者，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摧残。在中国，“左”的路线不但批观点，而且整人。如钱谷融先生，在1957年发表了论文《论“文学是人学”》，“想为高尔基的这一意见作一些必要的阐释；并根据这一意见，来观察目前文艺界所争论的一些问题”，对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中的“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的观点，提出商榷，强调文学要写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认为“人道主义精神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低标准”，结果遭到了长期的批判，乃至政治性的批判。秦兆阳发表了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不过对西蒙诺夫的观点表示同感，建议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就遭到了政治的批判和斗争。由于随意把文学问题政治化，文论研究除了重复一些马列词句外，也就无法进行下去。文艺理论成果微乎其微，也就可以理解了。由于把文学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就人为地设置许多禁区，这是文论的悲剧，这不能不说与苏联50年代文论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为什么苏联50年代和中国当时会把文学问题跟政治问题相混淆呢？
第一，这与如何给文艺学定位有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文学是更高悬浮在上层的意识形态，那么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艺学，也是更高悬浮在上层的意识形态，文艺学与政治虽然有关，但这种关系是比较远的。我认为，应该把文艺学定位在人文学科上面，它有意识形态性，但与政治的关系在非特殊的情况下是比较远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人文精神和意识形态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们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主流的意识形态关心的是作为统治阶级如何延续和加强自己的统治的问题，它对个人的生活命运并不十分关心；人文精神则是关心人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关心人的生活如何变得更丰富、更美好。在政治清明时期，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有较大的一致性，但在政治走进误区的时期，这两个层面就可能会产生矛盾，如“文革”中，意识形态压倒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完全泯灭，人的生活不但失去了意义，而且人本身受到摧残。这样的时期自然没有真正的文学，也没有真正的作为人文学科的文艺学，有的只是政治，错误的政治。
第二，文学问题的哲学化，使文论囿于哲学的视角，不能揭示文学所固有的特殊规律，丧失了理论应有的活力。当然，对文论来说，哲学的前提是重要的。但哲学的解决不能代替美学的解决和文艺学的解决。我们认为，反映论可以解释文学的本质问题，但必须是艺术的反映论，而不是哲学的反映论。如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在谈到文学的本质时，说：“形象是艺术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或者说文学是“生活的本质”、“生活的规律”的反映，他认为这是“文学原理的核心”。这样来界说文学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不但文学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其他许多科学也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甚至反映得更精确一些。况且像“月是故乡明”这样的诗句，又如何反映月亮的本质和规律呢？月亮是地球的卫星，这才是月亮的本质规定。杜甫这句诗岂不根本没有揭示月亮的本质？如果文学仅是为了反映生活的本质，那么科学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文学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权利了。至于“形象”，则不但文学有，其他学科也有。况且有些没有形象的作品也不失为优秀的作品。由此一例，说明哲学化的文论，一旦进入分析艺术事实的时候，就暴露出它的软弱无力和混乱不堪。我国文论建设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囿于一般的哲学方法论，没有文艺学自身的方法论，因而在揭示文学自身的特性与特殊规律上面，就显得无能为力。
文艺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就因为它不是哲学的附庸，它有自身的概念、范畴、体系和自身的方法论。哲学可以影响甚至指导文艺学。但它不能代替文艺学。文艺学中有宏观的哲学问题，但更多的是微观的艺术问题。如果把文艺问题都大而化之只作哲学的宏观的考察，那么文艺学也就可以取消了。
第三，由于苏联50年代文论自身的封闭性、保守性以及它在中国50年代的霸权，使我们的文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既失去了与西方20世纪文论交流、对话的可能，又割断了与传统文论的血脉的联系。因为我们搬过来的苏联50年代的文论处于自足状态，与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不但缺少通道，而且互相排斥。这样，理论的僵化就是必然的了。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西方各种文论流派纷呈迭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考察文学现象，提出了许多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尽管这些理论流派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都把握到某些真理性的东西。以开放的心态与西方的20世纪的文论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肯定是有益的。世界各民族的思想家的思考和创造，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理应共享，这不能一味用阶级性加以反对。“反对世界主义”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的表现。至于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论遗产，是中华民族长期的精神创造的结果，它的精辟与丰富之论，经过必要的转化，完全可以作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基础。
第四，苏联50年代的僵化理论培养了中国的一些自称“左派”的人。苏联50年代文论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以批判见长。这种理论思维习惯也传染给我们。在我们的队伍里也出现了一些缺乏思考能力，却善于抓人家的辫子、给人家戴帽子的人。他们以“左派”自居，口里念着马列的词句，以整人为职业，姚文元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苏式理论最大的危害就是它为我们社会造就了一批姚文元式的人物。不但为我们的文论建设带来障碍，也给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不健康的因素。这是事实证明了的。
如前所述，苏联文论也有长处，但很可惜的是，列宁的反映论在我们这里常常变成了机械的反映论，而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则比苏联坏得多，经常遭到无情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