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世纪交替，新旧转换，常常会引发人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类文明是如何发展的，尤其是人类历史是如何由传统社会步入近代社会，亦即如何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于是，社会转型问题的历史研究，便成了晚近以来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在社会转型问题的历史研究课题中，可以这样认为，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是个典型，对此，学界不是有“内源性现代化”或“内发自生型”之说吗？的确，在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也就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中，由这一地区率先开始的近代化的发展过程，引发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变化，在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宏伟的篇章。
显然，这是一项庞大的学术研究工程，对此，本文作者并不奢望能得出什么很自信的结论，只是略作补白，故曰“断想”。
我们且从“社会转型”一词说起。这当然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复杂问题。我们大体倾向这样的表述：它是指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近代型）的转变，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对此，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查普夫说得更明确：现代化是从简单的、贫困的农业社会向复杂的、分化的和富裕的工业社会的发展。
在这里，我们借用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概念，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时段，在这样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中，它由一系列的社会转折（或变迁，转折或变迁是短时段，或至多是中时段内发生的事变）的不断蓄积而产生的，是在一个社会的母体内经历长期的与不断的变迁（量变）所导致的社会结构性的转变（质变），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诸多领域，概言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容人类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结构性转变的长期发展过程。
从世界历史来看，这是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按时下论者所说，这一时段亦可称之为“过渡时期”。在我看来，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其宗旨在于打破中世纪的各种社会结构，建立“各种近代模式”，换言之，这也是一个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应当看到，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是很短的。以西欧地区而言，大概可从14世纪开始，是时，西欧封建社会的内部危机日益暴露，14世纪发生的一场蔓延欧洲的黑死病，无疑为这场危机雪上加霜，于是出现了现代英国史家希尔顿所称的“封建主义总危机”。苦难的尽头岂是久留处，于是它迈开了脚步，初始的步伐是缓慢的（14世纪），继而在世界性的新航路开通之后，它快步地前行了（十五六世纪），迄至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从14世纪初至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止，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也就是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足足用了480年左右。此后，在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双重推动下，形成了被某些史家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大浪潮（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
在这四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时段中，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的完成，并为第一次现代化大浪潮作准备，其主要的变化似乎可从前文所说的社会结构来探求，社会结构是探讨社会转型的关键词。
对于社会结构一词，时贤已有若干说法。不管怎样，观察社会结构的变革，需要考虑到如下一些方面：
1．社会结构是多维的。这里仍有必要提一下布罗代尔关于结构的言论，因为结构是他所称的长时段历史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在他那里，所谓“结构”，是一种网络构造，一种长期延续的实在，一种能干扰时间的实在，它同时起着支承或阻碍的作用。这种结构有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可见，在布氏看来，社会结构是可与地理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并立的。这当然是布罗代尔的一家之言。我们则以为，广义的社会结构应包括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总之，社会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与综合的。
2．社会结构是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构成关系，它所包含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既然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无论从历史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的社会活动（物质的与精神的活动）就构成了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因此也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离开了人的社会活动，奢谈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乃至社会阶级等，也就没有什么多大意义了。
3．社会结构的持久性与传承性。社会结构的这一特征同布罗代尔所说的结构的特征是相吻合的，因为在一个长时段中，已经配合或组织而成的社会结构是很难消解的，要打破它吗？说何容易，除非付出十倍的辛劳，百倍的坚韧。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一次“社会革命”，就想彻底打破久已形成的社会结构。因此，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或走出中世纪）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社会结构具有这种难以消解的稳固性。于是，在这种打破旧的社会结构而确立起新的社会结构的过程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渐变而不是突变。这也正是朱孝远所说的欧洲社会“过渡时期”的一个特点。
经济因素是导致社会转型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需要打破封建农本经济的传统结构。
中外学界十分重视从经济领域探讨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史学界曾进行了两次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大讨论，其关注的重点多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农业方面特别是英国的农业，这种研究视野上的缺陷遭到了学者们的批评，艾琳·鲍尔指出，单独研究英国历史，对欧洲经济主要的发展只能提供一幅极不完整的图画，作出片面的解释。
不管怎样，就经济情况而言，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首先显示的是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复兴。正是由于商业的复兴和城市的兴起，才使西欧封建社会日趋瓦解。汤普逊这样写道：“城市运动，比任何其他中世纪运动更明显地标志着中世纪时代的消逝和近代的开端。”尽管城市和商业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了某种时序上的带头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还是很有限的，近代早期的西欧社会依然是一个农业社会，有史料表明，至1500年，英格兰城市和农村的工商业人口还不超过总人口的20%，而农村人口仍占绝对优势，依然是“农村包围城市”。这充分说明了旧的封建经济结构的顽抗性，以及在奠立新的经济结构的过程中所面临任务的艰巨性。
对此，我们不再展开讨论，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到的是吴于廑在这方面的几篇宏论：《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等，可以说为我们研究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吴之诸文，视野开拓而又不失“历史的细节”，宏观大气而又不失实证的微观研究，他所主编的《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等书，更为我们治学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成果。
学习吴先生以上论文，我们可否在此略说一二，以点明西欧社会近代转型的经济渊源：在前工业社会，不论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一般都是以农为本，东西方社会都如此，概莫能外，由农本经济所带来的彼此闭塞与相互隔绝的状态迄至“地理大发现”前还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自十五六世纪以来，长期稳定的、几乎被认为是静止的农本经济，在一些地区，逐渐滋生出越来越明显的否定它自身的力量，亦即一种为打破这种闭塞、走出中世纪隔绝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由农本向重商的变化，是商品流通打破了昔日封建农本经济的闭塞状态。在世界历史上，是西欧地区首先发生了这个变化，它“是与西欧封建农本经济转向重商的过程，也是旧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的过程相伴随的。这个变化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吴于廑是从世界历史由分散的走向整体的宏观视界来评论由农本转向重商这一过程的，这种经济结构上的转变意义非凡，于是，人们可以期待，在世界历史上，人类历史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因这个变化而渐告结束，资本主义开始以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从而迎来了近代工业文明的曙光。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就是以这种经济结构上的变化作为历史大背景的。
吴于廑在着力从宏观上探讨西欧社会近代转型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时，又不忘“历史的细节”，落墨在微观的实证研究。他研究后指出，西欧社会封建农本经济的这种变化，是与畜牧（主要是牛羊饲养）在封建农本经济中所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吴于廑说：“一旦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媒触在农本经济中扩大它的触及面，这个与毛纺织业密切相关的牲畜饲养，就会因其比重之大，从常态中突出起来，在商业和城市经济转化为封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并使之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之中，起突出作用。”接着吴文作了细微的论证，以与前文之宏观论述相呼应。研究近代社会转型，探讨经济结构变化之复杂，的确需要这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显得更为突出一些。在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中，从近代政治文化的构建中可以透析出政治结构方面的新变化。沃尔夫冈·查普夫在涉及“社会结构”此词一种更考究的概念时认为，它指的是社会制度体系。如此论不谬，此时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当是查氏所说的社会制度体系的最基本的内容。
何谓政治文化？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对此有一个很权威的界定，他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这自然是比较全面的说法，不过他的政治文化含义更多地强调了某个历史时期人们对政治的感情色彩。我国学者高毅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政治文化的特征首先是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不论是某个历史时期的群众性的政治心态，还是对政治的感情色彩，大体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在我们看来，西欧近代政治文化的构建往往可以从这一时期流行的政治思潮中来体现，即通过当时流行的共和与专制两大政治思潮的相互交汇与相互作用来体现。这里所说的共和思潮，是西欧城市社会生活的产物，它所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人文主义的思想，一般表现为民主与共和的理念；而专制主义思潮，在15~17世纪最为盛行，强调民族或国家的利益，这在当时的英法两国得到了有力的发展。
在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时期，特别在十五六世纪前后，西欧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复杂的，一方面，旧的中世纪的政治体制已日趋式微，正如朱孝远所说：“这种政治体系效率低下、难以操作、容易产生地方割据和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它很容易因自我的衰败而走向瓦解。”但封建主义的旧秩序以及赖以生存的基础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动摇；另一方面，随着新型君主专制政治的奠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例如在法国和英国，也就可望诞生了。
当然，期盼新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发展，是构建近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与题中应有之义。但即便如此，这种新君主专制政治，在西欧社会的转型时期，作用也是两重性的，它既有积极作用，即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对促进民族经济的增长，都有不可抹杀的作用；但它又有消极影响，即从本质上而言，它又延缓了西欧国家近代化的进程，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亨廷顿视新君主制为西欧国家近代化的关键，显然是过于夸大了权力的集中对摧毁封建特权的意义，是把这种两重性的复杂情况作简单化处理了。事实上，新的专制君主政治既推动了现代化的趋势，也延迟了这个趋势，因为：它摧毁地方领主的权力，是有利于现代化的，但它美化非理性的观念，维持古代的社会结构，将极沉重的财政负担强加在人民头上，则延迟了现代化。此见当是对新专制君主政治作用的公允之论。
有论者在论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政治前提时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与早期资产阶级联合推动的结果，是一种“双重扩张”，这里所说显然也是考虑到了西欧社会近代转型时期的政治制度上的混杂，是社会政治结构在转型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较为复杂的情形。可见，学界在研究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时，往往比较忽略它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演变极其复杂的情况，这似是一个不应忽视的缺欠。
比起经济与政治，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方面的状况更为交错杂陈，显得尤为混蒙与杂糅。
是时，当是人文主义思潮广布之时，古希腊哲人普罗塔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再一次地得到了张扬。的确，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肯定人的个性发展，尊重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巨大的创造力，是对封建旧秩序与旧传统进行的一次有力的挑战，其历史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们，其思想底蕴还是不足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在这里，马克思用的“战战兢兢”这几个字极其生动地道出了此时人文主义者的历史局限性，要从根本上冲破中世纪的神学体系，为近代欧洲文明奠立新的思想体系，这一任务不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所能完成的，而是留给宗教改革运动时代的宗教改革家们，如马丁·路德，如加尔文等辈。
当然，是文艺复兴促进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理应成为文艺复兴运动思想成果的一种延续，一种突破。说它是延续，是因为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总是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为其历史前提，后来者的变革同其先驱者总是藕断丝连的；说它是突破，是因为宗教改革对西欧处于“万流归宗”主宰地位的基督教神学体系，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冲击，这是人文主义思想家们所没有完成的，特别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们所没有完成的。
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
在此，以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为例。从表面上看来，这场发轫于德国，由马丁·路德首先发动的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改革运动，其主要矛头是针对日益腐朽的天主教会，为了建立一个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新的基督教，确立一套与近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神学体系，路德也正是这样做的，如他的“因信称义”说旨在揭橥信仰是获救的唯一准则，灵魂获救也完全是个人信仰的事，这就如黑格尔所认为的，路德宗教改革意味着一个自由和自我的新阶段的正式到来。因此，路德教派也就成了昭示西欧社会近代转型的一个路标。对此，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基佐分析得很具体，他指出：“它（宗教改革——引者）是一次人类心灵追求自由的运动，是一次人们要求独立思考和判断迄今欧洲从权威方面接受或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和思想的运动。这是一次人类心灵争取自治权的尝试，是对精神领域内的绝对权力发起的名副其实的反抗。”
西欧社会近代转型时期所发生的宗教改革，以及由此所伴生的思想领域的变革，“把人的信仰从天主教正宗教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为近代西方的宗教自由和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自由树立先声”，进而言之，“为近代的科学探索和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16世纪西方宗教的改革所附丽的近代人文主义和理性追求的精神，在世界历史上率先孕育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吴于廑语）显然，这是当时人文主义思想家们所未能达到的。的确，由此而引发的人类的精神革命，为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铺下了路轨，为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实现西欧社会近代转型的历史时期中，西方社会文化逐渐摆脱中世纪文化的粗陋，而逐渐向近代文化过渡，但体现在当时的社会生活、道德风尚、婚嫁习俗、世态气象等却显示出新旧混糅、色彩斑斓的情景。如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一些城市国家里，随着新兴市民阶层政治势力的出现，封建的荣辱观、贵族门第观、骑士价值观等等看起来被抛弃了，一些适应当时的社会风尚体系正在逐渐确立，但骨子里却不一样。对此，有历史学家描述道：“这种新的社会风尚虽然显示出了其优越性，但它仍然带有明显的贵族气息。由于文艺复兴中这些新的寡头政治集团刚刚登上历史舞台，而他们自身又常常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们竭力接受旧贵族的世界观。这些新的富豪们在服饰和行为举止上处处模仿旧贵族，他们甚至使封建骑士的道德风尚适应新的城市和商业文化的需要。文艺复兴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很不稳定的、新旧并存的混合体。”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出现这些“新旧并存的混合体”是毫不奇怪的。这种混合，既反映了旧文化传统变异之顽抗，又反映了新文化奠基之艰难以及同旧文化传统那种难以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兴阶级的勃起与旧贵族地位的转移升降，当然与此有关，新旧思想与新旧风尚之变异，也当然与此有关：“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的这段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前述这个道理。
总之，要实现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要完成西欧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结构性的转变，是艰难而又长期的；不消说，路德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牛圈”，但要打扫中世纪残留下来的“奥吉亚斯牛圈”，亦即清除中世纪的孑遗，可能是一个更为艰巨的长期任务。
本文原载《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