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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是一个谜。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它的勃兴与衰亡，更是一个令中外学者兴味盎然与竭诚探索，但又难以索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古罗马国家约从公元前754年（或753年）建城起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历经1200余年。罗马原先只不过是意大利中部第伯河畔的一个蕞尔小邦，却迅速崛起，不断扩展，最后发展成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版图辽阔的大帝国。人们对罗马帝国的兴衰众说纷纭：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认为，古罗马的兴盛是因为它的政体是一种混合型的，兼具民主政治、贵族政治与君主政治三者之长，却避免了三种政体的缺陷。英国史家吉本认为，西罗马帝国的覆亡是在两条阵线上同时受到外来的敌对力量攻击的结果，这就是蛮族人与基督教会的力量。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根据罗马的历史证明，只有在公民得到自由和独立的地方，在共和时代的风俗习惯盛行的地方，社会才能顺利地发展。诸如此类的观点不一而足。其实，要解开古罗马兴衰这个“阿莉阿德尼的线团”，还需要到罗马人自身那里去寻找。我们首先要谈论的是罗马军队，因为它的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罗马民族精神的一个缩影。
在古典世界，罗马人的伟大成就在于它超越了希腊城邦制的狭隘的政治架构，创立了一个把各个不同地区与国家合为一体的大一统的帝国——“世界国家”。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为罗马冲锋陷阵、开拓疆土和献出生命的是罗马的全体将士们，它是罗马国家的主要支柱。
罗马人的上述成就，归功于共和时代罗马军队所崇尚的忠勇爱国的精神，这种精神来源于当时推行的兵农合一的公民兵制。早在公元前6世纪，塞维·图里阿改革时就明确规定，服役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又同时规定各个不同等级的公民所担负的军事职责与应具有的军事配置，这就是说，公民当兵在当时不仅被视为一种权利，更成为一种社会荣誉的标志而为世人所夸耀。那时，士兵战时应征入伍，战后解甲归田，应召入伍的将士，为罗马而战，也为自己的荣誉而战；这种农家兵士，能吃苦耐劳，勇敢善战，具有坚毅不屈的斗志与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他们信守这样的箴言：“不要屈从于噩运，而要以更大的胆量去与之抗争。”在这里，他们感悟到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因而为了前者，他们甘于作出奉献乃至牺牲自己。罗马人的忠勇与爱国主义精神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将士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从罗马军队的勇武精神扩展开去，可以映照出从共和初年（公元前509年）至布匿战争结束（公元前146年），这开国将近400年左右的罗马国家的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其时罗马人很奋发，罗马国家充满了生气，整个社会流行一种淳朴浑厚的“罗马古风”，这种风气崇尚朴素务实，不事奢华，在广大的自由民阶层中奉行着一种节俭的生活方式。而国家公职人员也安贫乐道与清廉从政，被恩格斯称赞为“真正的公民美德和异常质朴而高尚的忘我精神的榜样”的执政官肯奇那图斯是一显例，当外敌入境时，他奉召入伍，统兵打仗，击败敌军后他又卸甲务农，安之若素。透过肯奇那图斯的这种美德，我们看到的分明是当时整个罗马人的社会风气与崇尚质朴的民族精神。
罗马阿庇乌斯大道
此外，罗马人的天性似乎比希腊人更注重纪律，更重视秩序，而这与纲纪败坏、目无法纪的社会秩序是不相容的，这在共和时代尤其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没有纪律与秩序，没有法治观念，也就没有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伟大的罗马”，也就没有全部的罗马文明史。
概言之，罗马之勃兴，是离不开罗马人的忠勇爱国、质朴务实与遵纪守法的，这正是罗马的民族精神。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每个罗马公民信守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是当时罗马民族的群体心态或精神状态。这在现当代法国年鉴史学派那里，尤其是第二代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那里，是最被看重的深层——历史的深层，属于长时段的历史理论的范畴。用年鉴史学派的史学理论来揭橥古罗马历史的深层——罗马民族的精神状态，以认识古罗马国家的勃兴之因，确有其独到之处，使我们可以寻找到比传统史学只注重从历史的表层——政治变迁与军事纷争等短时段之外更深刻的洞察力，当然这也是一种更能揭示历史本质的洞察力。
现代人到罗马古迹凭吊，很喜欢“罗马夕照”的景致：古道，残垣，夕阳，卡皮托留的废墟笼罩在苍茫的黄昏中，暮霭悄悄飘落下来，朱庇特神庙的赤脚托钵僧正在唱晚祷歌，随晚风飘向远方……这分明是一幅画，在这里人们寻求到了一种朦胧之美。然而，也令人生发出几多惆怅，几多迷茫，不由感叹：风光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用“罗马夕照”来描绘公元一世纪之后的罗马帝国，其情景也是这样。
古罗马国家自奥古斯都翦灭群雄，确立了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后，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天下统一，物阜民丰，直至安敦尼王朝（公元前96—前192年）更被视为帝国的“黄金时代”。对此，汤因比却独具慧眼，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回光返照”，汤氏在外表繁荣的大帝国后面看到了它即将没落并终将走向灭亡的历史结局，不乏睿智。
罗马民族精神的沦丧首先还是体现在军队的变化中。且不说兵农合一制度的破坏，也不说军队成了少数几个野心家的工具（当时贿卖军队之风甚盛），只说军队本身的腐化日甚一日，无数的饮宴、赏赐、角斗士的比赛，使他们成天过着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原来罗马军团严密的军纪不见了，丢盔弃甲，不事装备，使战士们变得毫无斗志，当敌人进攻时，就只能逃之夭夭，什么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荣誉，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军队的腐化也就腐蚀了罗马帝国赖以维系的统治基础。过去罗马人之所以能够号令一切民族，是由于罗马人的奋发，更由于罗马军人的忠勇爱国精神。“但是当军队本身都开始腐化的时候，他们自身就成了一切民族的瓜分对象了。”（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1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罗马将士的腐化，是整个罗马社会日益腐败的晴雨表。公元一世纪罗马作家郎吉努斯对当时整个罗马社会与精神上的病状作了深刻的揭示，他指出：“利欲是我们今日人人都受其害的痼病，况且奢欲奴役着我们，不妨说，陷我们的身心于深渊中。爱金钱是一种使人萎靡不振的疾病，爱享乐又是最卑鄙龌龊的。”他力陈其弊，指出这种社会病的祸害与后果的严重性，他分析道：“如果让财富的儿女长大成人，他们就很快地在我们的心灵中产生了那些残忍的暴君：‘骄横’、‘枉法’、‘无耻’。这必然会发生的，于是人再也不向上看了，再也不关心自己的名誉，生活的堕落在恶性循环中逐步完成，他们灵魂中的伟大品质开始衰退，凋萎而枯槁，因为他们只重视必腐必朽的肉体，却不珍惜不朽的灵魂的发展。”请读一读这篇题为《论崇高》（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的大文章，倘若抹去了作者的名字，其针砭性与穿透力可谓超越时空，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
于是，道德败坏，纲纪松弛，世风日下，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友谊被看成是一种危险的暗礁；讲真心话被认作冒失的行为，美德则只不过是可以在人们心中引起回忆往日幸福的一种矫揉造作的表现罢了”。（《罗马盛衰原因论》，75页）在恪守共和传统的罗马史家塔西陀的眼里，觉得这个世道变了，他不由惊呼：“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业已荡然无存。”随着安敦尼王朝的终结，罗马帝国更是一步步陷入了罪恶的深渊，尽管自奥古斯都之后的历代罗马皇帝不乏改革者，如戴克里先等辈的努力也终究是水中捞月一场空，参天的大树看似庞大，但实际上已内里蛀空，行将倒下，罗马帝国已岌岌可危。
“内部腐败已腐蚀着一个长期优越的民族的生命力”，并“毁灭了他们自己和一切”。这是共和晚年罗马史家李维的预言，真哉斯言！历史的发展有力地证实了这位卓越史家的诊断。公元410年8月，在一个雷电交加、大雨如注的夜晚，西哥特人向罗马城发起进攻，急盼解放的奴隶们打开了城门，与日耳曼人一起合力攻破了这个固若金汤的城市。永恒之城的陷落，已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名存实亡，66年之后，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被废黜，就这样，这个曾经称霸寰宇、不可一世的奴隶制帝国覆灭了。
由此可见，罗马民族精神的高扬曾使罗马国家充满了勃勃生机，成为推动罗马文明前进的一种活力。但是随着民族精神的式微，罗马也就日趋显得一蹶不振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罗马民族精神在罗马国家的兴亡史上所起的作用，与政治的作用、经济的作用、军事的作用等相比当然是隐而不彰的，但却是不能忽视的一种广泛的、持久的与潜在的作用。在探讨古罗马兴亡的问题上，诸如“政体说”、“外力说”、“合力说”、“多因说”或“环境说”都有其合理之处，因而不可抹杀它们的价值。本文则姑且称之为“精神状态结构”说（简称“结构说”，年鉴史学派所称的“结构”，无疑包括这种结构）。“结构说”自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笔者所揭示的古罗马民族精神的兴衰，不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古罗马国家的兴衰吗？这种作用于历史深层的潜在力量岂可忽视。由此，也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现实的启示，这就是：振兴与激发民族精神是现代文明社会各个国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此决不可等闲视之，除非这个民族本身也处在休眠状态中。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12期，原题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古罗马兴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