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奇迹”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古希腊文明的“后来居上”令后人瞩目。当希腊世界尚处于榛莽之中，古代东方一些地区却早已建立起丰饶的农业文明的奴隶制国家了。古希腊文明起步较晚，但发展特快，随着公元前8世纪“荷马时代”的终结，开始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历二三百年之久，至公元前5世纪盛极一时，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已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超过了比它早二三千年进入奴隶社会的一些东方文明古国，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希腊的奇迹”。

以希腊国土之贫瘠，疆域之狭小，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腾飞”，创造出令后世震惊的历史业绩和文化遗产，其原因何在？

一

古希腊文明的生成与发展，是建立在古代东方文明长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它腾飞与后来居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前提。

世界文明的曙光最早出现在东方。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首先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接着在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率先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向文明社会的转变，继后在印度河流域（公元前2500年）以及中国的黄河流域（公元前2100年）也相继建立了文明。希腊城邦开始建立于公元前8世纪，与上述这些地区的文明国家相比，大抵要晚出二三千年之久。

古代东方诸国进入奴隶制社会，一般是在铜石并用或青铜器时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西亚与印度等地区的青铜冶炼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古代东方诸国就是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创造出了非凡的文化成就。然而，得天独厚的是，古希腊文明的起步，却开始在一个具有更高生产力水平的起点上——铁器时代。公元前2000年，居住在亚美尼亚山区的基兹达人发明了冶铁术，公元前1400年开始传播开来，至公元前1100年已传至希腊，这也正是希腊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时期——荷马时代（公元前12~前8世纪）。荷马史诗已有多处提到了铁器的使用，在出土的铁器中，有铁剑、铁斧、铁刀等，属公元前9世纪的铁器工具就更多了。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为生产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这就加速了原始公社制的瓦解以及向奴隶制的过渡，至荷马时代末期，希腊已处于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可见，古希腊从荷马时代终结文明兴起之日起，到公元前6~前5世纪达于全盛，仅二三个世纪就后来居上，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从总体上这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蕴积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古国的物质文明的历史遗产。因此，“希腊奇迹”的出现，归根结底也需要由这个物质基础来加以说明。倘没有东方古老文明这一历史遗产。古希腊人要在短期内实现腾飞创造“奇迹”是难以想象的。

古希腊人不仅在物质文化上踏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继承与吸收了东方文明的历史遗产。古代东方的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瑰宝，它在哲学与科学等各个方面，都为希腊文明的突兴奠定了根基，甚至连它的字母也是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而加以改进与发展起来的。就以自然科学知识而言，古代东方人在邈远的年代里，就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及建筑学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尤其是数学学科更是突出。由于测量土地和兴修水利的需要，使埃及几何学知识相当发达，他们很早就能求得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和圆形的面积。苏美尔人甚至早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就已经制定了乘法表，后来又相继制定出平方表、平方根表和立方表。印度人更是发明了十个数字符号（这十个数字后由阿拉伯人略加修改，传至世界各地，被称为“阿拉伯数字”），极大地方便了数学的演算，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哲学家柏拉图曾有言，“假如和埃及人相比，我们是幼稚的数学家”。希腊数学乃至全部自然科学之于整个东方，也大体如此。

所以，拜东方文明为师，这是当时希腊人智者的一种“世界眼光”。如果说，“希腊人最鲜明的特点是正确地理解世界能力”的话，那位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正是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智者。他从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认定各民族各有长短，彼此不应鄙薄轻视，而应互相尊重、取长补短，他进而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摇篮，在他的传世之作《历史》中，非常重视东方文化对希腊的影响。他指出，埃及的太阳历要比希腊的历法准确，希腊人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希腊的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希腊人还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量地法”（几何学）。希罗多德在当时的认识，无论如何都是有器识的一种表现，他被人诬称为“亲蛮派”（实为亲“东方文化派”），这恰恰反映他确是那时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先行者。属于此类先行者在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中不乏其人，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等人，他们与希罗多德足迹遍布东方各个角落一样，也奔赴埃及、巴比伦等地，学习考察那里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如泰勒斯寓居巴比伦，一住就是12年，在那里悉心研究数学、天文学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称希腊是东方文明的“学生”，也就一点不过分了。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拜东方文明为师的希腊人，又终于赶上和超过了“老师”。世界历史发展到公元前1000年代，即在进入铁器时代之后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已经历两千多年发展的东方文明，至此已略显老态，后起的东方的亚述、新巴比伦和波斯帝国，在当时虽以强悍的军事实力和凌厉的攻势称雄于一时，但武力统治终究不能长久，如在希波战争中（公元前492~前449年），希腊各邦以雅典为核心，众志成城，就击败了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这一胜利奠定了古希腊文明的世界地位，至此，古代世界的文明中心经历了一次转移，公元前1000年代中叶，大体是希腊城邦在世界古代史上熠熠闪光的时代，也是世界文明新的中心之所在。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全球通史》中用“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这一术语来说明古希腊文明勃起的历史原因，他指出：“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看来，在古代亚欧诸民族中，希腊人确是这一原理的主要受益者，特别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代。

但可贵的是，希腊人毕竟不只是一味依赖与享用东方文明已有成果的民族，它与东方文明的接近，远没有达到不能保持自己特点的地步。恰恰相反，他们善于把外来文化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把一切从外国借来的东西变得更美丽”。奠基希腊文化，当然需要多方引进域外（主要是东方）文化，但“借来”不等于盲目照搬，而是需要经过本民族的消化、吸收与创造，才能使它“变得更美丽”。如果将东方文明的历史遗产比作“种子”，那么将这“种子”移植到希腊的国土里，还需要经过筛选、淘汰与改进，才可能使这颗植根于希腊土壤的东方文明的“种子”得以萌发、成长直至开花结果。希腊人的这个历史经验似乎也应当为世界其他民族在引进外来文化时所仿效与记取。

二

一定的历史活动总是要以一定的地理条件为基础。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古希腊世界的自然条件怎样便利于吸收东方文明的成果，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自身文明发展的进程。

历史是人类的创造。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他不可能凭空地创造世界，因而也就不可能凭空地创造历史，人们需要凭借舞台和背景，才能在人类历史上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的话剧。这舞台与背景，就是地理环境。因此，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性，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各个方面将会发生深刻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在现实的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上，马克思充分看到了后者对前者及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并注意到了自然资源，诸如土壤肥力、水力资源、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在文明发展的初始阶段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

在古代，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海岸，大体是古希腊人活动的地域范围，而希腊半岛则是他们演出的主要历史舞台。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古代东方诸国常见的大河流域、平原沃野与渠堰纵横的自然景观，孕育古希腊文明的地理环境与此大异其趣。一位历史学家用这样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古希腊的地理环境：“希腊则土壤贫瘠，山岭绵延，岩石嶙峋，悬崖绝壁；冬天气候寒冷，人们必须辛勤劳动，才能维持生活。……新的世界，新的生活也许就诞生在这个地方。这里山花烂漫，万紫千红，鲜花装点着山坡；牧羊人在大草地上赶着羊群。碧空万里，海涛千顷，海浪冲击着神秘的岛屿，像蓝宝石一样艳丽，水手们扬起风帆，航行在永与天连成一线的地方。”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在古希腊，它的地理条件一般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只有个别地区可种植谷物，因而他们较多地转向于园艺业或手工业。漫山遍野的葡萄树与橄榄树，使缺少肥力的山丘梯田得到了广泛的开发与利用，酿制葡萄酒、橄榄油以及制作精巧的陶器、金属物品等也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他们不断地把这些制成品远销各地，又从国外源源不断地输入谷物以及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这种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在一些像雅典、科林斯等著名的工商业城邦里，更是商贾云集，街市繁华。当然，在古代奴隶社会的条件下，由于种种的限制，商品经济还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在极个别城邦（如斯巴达）是禁止公民经商的。总之，奴隶制经济在本质上，还“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但经过各种抗衡与争斗，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也终于在希腊世界的多数城邦里确立了它独尊的历史地位，以致使希腊人成了古代世界少有的“商业民族”。

海是影响希腊文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海使希腊全境破碎不一与相互隔离的各个区域间保持着联系；海更使这个分裂割据的希腊世界与当时的世界连成一体。希腊各城邦大多享有直通大海、走向世界的便利。

的确，古希腊人正是借助濒临海洋这一有利的自然环境，不仅发展了商业贸易，更从它的周边国家（主要为古代文明发展较早的东方国家）那里学得智慧，创造并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对此，我们可从公元前8世纪延伸至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人大规模的“殖民活动”中略见一斑。是时，在本邦失去土地、生活无靠的小农与小手工业者，在城邦政治斗争中丧失权力与地位的人，更多的是那些想去域外攫敛财富与寻求市场的商人，纷纷漂洋过海，四处迁徙，寻求生存空间，在爱琴海、黑海、西部地中海沿岸等许多地方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希腊人所建立的新移民点。在那里，他们不仅设立了一些城镇与商行，发展经济并进而向内地移殖和开发，而且建存了一套与母邦相似的政治制度，但又完全独立自主的新邦。这些新设置的城邦与母邦保持着紧密的经济与文化的联系。应当说，这种大规模的移民不啻是一种海外开拓，它为希腊社会吸收东方文化也为它日后经济、文化上的飞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必须指出，地理环境对一种文明的生成与发展虽然能起到某种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但归根结蒂，它毕竟不是一种决定因素。应当看到，由于人类自身力量的不断增长，一个民族就有能力逐渐打破这种无可选择的命定的生存环境的制约。那种过分夸大“海洋文明”所具有的开拓、进取和扩张的特性，并竭力宣扬这种“蔚蓝色文明”注定要在现实和未来中取得优胜的看法正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一种突出表现，因而是不足取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虽然在《历史哲学》中以不无夸大和热烈的言辞，赞美过那似乎可以超越思想和行动限制的西方“海洋文明”，但他不曾把“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对立起来，而是把它们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位德国的辩证法大师，在地理环境对文明发展关系的问题上，他的论述是有分寸的，黑格尔明确地指出过：“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史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不能单独产生荷马。”倘此论不谬，我以为地理环境之于“希腊奇迹”的创造，也应当作如是观，任何夸大或否认地理环境作用的观点都是失之偏颇的。

三

“希腊奇迹”的出现，不仅在于它的地理因素与外来的东方历史遗产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古希腊人选择了一种适合于其自身社会发展的制度——城邦制。

“城邦”一词，即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城市国家”（City-State）。说到城邦制度，我们大体倾向把它视为从原始的氏族民主制演化出来的一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在内的公民集体。我们不能仅把城邦制度视为某种政治上层建筑，而是应当把它看作包括上述诸种因素在内的统一体，尤其要看到它还是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原始社会的普遍性，决定了城邦的普遍性，因此它绝非为某一地区所特有和独创。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古代世界，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发展得最为充分，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最长，城邦的思想和文化的作用一直保持到古代终了之时。

晚近以来，城邦问题一直是中外史学家关心的一个热点。笔者在这里无法研讨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仅就这一制度与本文主旨有关的问题略说一二。

第一，城邦制激发了每个公民的主体精神，增强了公民集体内的凝聚力量。这种主体精神的充分发挥、凝聚力量的不断强化，是由希腊城邦制一些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1．土地的占有权与公民权的紧密结合是城邦的一大特点。因此，城邦保护全权公民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也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古典世界城邦制的经济基础是以矛盾的双重形态出现的：既作为国家所有制，又作为私人所有制，即城邦内部存在着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两个部分，后者总是以前者为先决条件，私人土地的所有权从属于城邦，但每一个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城邦制度的历史使命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的发展，以保证每个公民成为私有者，但同时它又必须对私有财产的过分发展作出某些限制。正是这种独特的、矛盾的、双重形态的土地所有制构成了城邦的经济基础，它在一定的条件下，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城邦繁荣和发展的历史前提。

2．对公民资格的严格限制，使城邦成了一个排他性的公民集体。所有城邦的居民大体由全权公民、无公民权的自由人以及奴隶这三部分人组成，在全权公民内部，一般分为奴隶主和直接参加劳动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无公民权的自由人，他们非但不能享受公民的权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要同全权公民一样为城邦尽义务。奴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备受压迫与剥削。因此，对公民资格的严格限制，也成了各邦政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在伯里克利当政时的雅典，曾提出一项法案，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人，才能获得公民资格，因对雅典城邦作出重大贡献而授予公民权的，不仅人数很少，而且程序本身亦相当复杂，当时的外邦人要取得雅典公民权真是不胜其难。

3．公民大会具有最高权力，宣扬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管其形式如何，公民大会始终是古典城邦制赖以维系的主要形式，它是每一个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以及支配与保护自己财产权的一种体现。众所周知，在希腊世界一些推行奴隶主民主政体的城邦里（如在雅典），公民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批评政府公职人员，讨论城邦一切大事，共同参与决定对内对外政策。当然，妇女与外邦人不能享受这种公民权利，奴隶更是被排除在外。在那里，还初步实行了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不仅讴歌了奴隶主民主政体，而且还第一次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记述雅典执政者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词，更是这一法制原则的有力反映。但是，古典城邦的这种民主政治毕竟仍然是奴隶主对奴隶实行专政的一种手段，而且这种“直接民主制”与近代的代议制国家政治还有着质的区别。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在古代世界，这种政制在一段时期，确也对推动希腊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如廖学盛指出的：“因为只有这种政体才能最大限度地使每个公民把整个城邦的利害看成自己切身的利害，用自己的才能，用自己的身躯去捍卫城邦。”被马克思称为希腊内部极盛时期的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之所以在各个方面领先于当时的希腊各邦，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4．推行公民兵制。这种军事义务和特权既是公民为了捍卫整个城邦利益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公民兵制是以公民的土地占有数量和财产多寡而转移的，这一点可以从雅典的梭伦立法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公民兵制大致与城邦制的命运相始终，它若遭到破坏，城邦制也就瓦解了。

第二，城邦制激发了希腊人的创造精神。就我们看来，昔日被西方学者多少蒙上一些神秘色彩且有所夸张的“希腊精神”，首先不外乎是它的好学精神，突出体现为前述的拜东方文明为师的精神，其次就是这里所要说及的创造精神。在古希腊，这种创造精神是以一部分人的一定限度的自由思想为依托的。卡尔·雅斯贝斯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这不仅在前述公民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反映，而且在公民的文化生活中也有充分的表现，特别在一些推行奴隶主民主政体的城邦里更为突出。古典时期希腊文化在各个方面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发展水平，当与这种较少受到束缚的自由思想不无联系。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人追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他们思想活泼，爱好自由，但却与“中庸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协调之和谐，以致在它的文化领域中（如雕塑艺术）不乏完美的表现；希腊人对自由思想与“中庸精神”两者之间“度”的驾驭是十分成功的，这一点值得引起人们深思。

自由思想呼唤理性的降世，为此希腊人还成了“自主理性的发现者”，希腊人所确立的理性观念，反过来又使自由思想展开了更加有力的翅膀，萌发出种种科学的起源，促使他们的创造精神产生出奇异的力量和持久的历史光泽。

希腊人的理性观念是与神学思想的对立。突出的一点是，希腊文明在其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并没有出现一个君临于万方的或自比为天神的君主，也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僧侣阶层，更没有出现一种钳制人们思想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没有《圣经》是希腊人“自由的表现，也是他们能得到自由的重要条件”。在那里，宗教纯粹是城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神是人格化了的。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古希腊人所特有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希腊文化是一种不受宗教神学驾驭的人本文化。理性观念与世俗人生观的结合，使希腊人能够比较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人类和社会的种种问题，并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创造出诸多业绩。以希腊的历史学而论，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希腊人的确不是最早开始历史记录的，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古代东方一些最古老的国家如埃及和巴比伦等地就出现过年代记一类的历史记载，古埃及的巴勒摩石碑，上面刻着公元前2750~前2625年埃及古王国第五王朝的世系表及宗教事务，是史学史中最早的纪年史。古代犹太人的历史记录《旧约全书》，也较希腊人为早。但这些记载因为缺少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因而难免是真伪混杂，资料堆积，它只能成为古希腊史学勃兴前的一个序曲而已。古希腊史学经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了当时奴隶制社会史学的最高水平，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柏立认为，“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史事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言之，他们首创了史学”。但穷根渊源，希腊史学的成就还是离不开东方史学所奠定的基础。正如罗斑所论：“希腊最早的学者所能从东方得到的，是由很古老的经验积聚起来的许多材料，是给不计利害的思考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希腊的科学或者不能建立，而在这意义之下，我们也就不能说希腊的奇迹了。”这种分析也是完全适用于希腊史学文化的。

当我们随着古希腊人的历史前进的步伐，匆匆地进行了一番蜻蜓点水式的考察，把视野从往昔移向现在之后，不由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古老课题的现代意义。俱往矣，“希腊的奇迹”如今已成为历史的记录，但“后来居上”的历史范例将会激励致力于创造与开拓未来的后代人。一个正在振兴的民族，它是不会拒绝历史经验的，而不管这种经验来自何方。事实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使是对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只要我们采取积极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正确态度，而摈弃盲目信从，简单照搬的做法（这也正是当年古希腊人在“引进”东方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我们就一定可以从这种历史经验中获得深刻的启示。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1990年第2期，原题为《论“希腊的奇迹”：一项历史学的分析》。 k8rOK/H0wDnckTqzVTkVddr6UCtJvNKwjMCKyYIGT20RaGfuL5ZbEQxLYpFPfQ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