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格立斯的第十三件“苦差事”
——冯天瑜著《“封建”考论》读后

不知为什么，在收到冯天瑜教授的新著《“封建”考论》时，第一感觉便联想到了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海格立斯的故事：海格立斯来到世上，命运注定要让他经历人间种种磨难。他长大后，练就十八般武艺，负剑下山，闯荡江湖，路过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时，神谕要他为迈锡尼国王服役十二年，以完成十二件苦差事（亦称大功），然后才能修成正果。最后，海格立斯成功了，从此就住在奥林匹斯山上，成为永生不死的英雄。

在这里，笔者无意把天瑜兄比作海格立斯，但是，当我读罢全书，掩卷而思，不由感叹：二十多年来，天瑜沉潜于浩瀚的学海中，疏凿源流，辩证因果，纵览古今，会通中西；他既要推翻陈说，又要创制新名，在文献中爬梳，在诸论中考辨，可以这样说，对“封建”的考论，其“劳动强度”一点也不亚于海格立斯业已完成的任何一件“苦差事”。的确如此，天瑜以“海格立斯般的力量”（马克思语），以其著完成了海格立斯所从未做过的第十三件“苦差事”，着实令人感怀。

这不由使我想起十多年前，我与天瑜在武汉一起参加刘家和先生的大作《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书的出版座谈会，天瑜说到他读刘先生这部书犹如他年轻时读文学名著常有的那种兴奋，这主要归之于刘先生的书给我们提供的一种精神。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天瑜在会上的那次发言已经淡忘，但这番话我却记得，因为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于是在共鸣中加深了记忆。这次读《“封建”考论》，用天瑜当年读家和先生书时的心情来形容我，也是同样的。

天瑜的《“封建”考论》一书不只感动了我，而且嘉惠学界，造福史林，可以预期的是，它将会对我国学术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我个人看来，这是因为：

《“封建”考论》的贡献在于破解了一则现代寓言。在现代中国，上至政界要员，下至平民百姓，有谁不知“封建”就是反动落后的代名词，于是，打着“封建”印记的各种帽子满天飞，遍布国中，戴冠落难，不知冤枉了多少人；在学界，称秦至清二千余年为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在上个世纪30年代定型以来，已经发展为一种“主流话语”，以致人们沿用而不辨，习焉而不察，俨然成了一则充满半是迷信半是荒诞的“现代寓言”。在它面前，天瑜以他的胆识与才气，力排异议，奋而诘问，不管是共产国际的“文件”、伟人的“祖义名言”，还是先贤圣哲的权威定论，都在真理的法庭面前受到了审视，读后真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愉悦。为了奏效，当“破”与“立”结合，这虽然有点理想主义的成分，但于他而言也是顺理成章的。不过，在我看来，是否把二千余年的中国社会（秦至清）以天瑜创制的新名“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简称“地主社会”）取代习称的“封建社会”，还需汇聚各方贤达之见，从长计议。然新名创制定型有日，在这之前，至少应当听到这样的声音：流行与沿用已久的“封建论”应当受到质疑，由此而生成的这则“现代寓言”必须破解，还其本义，这就是《“封建”考论》一书所要告诉给我们的。

《“封建”考论》的贡献还在于对历史学研究，尤其是对中西古代历史比较研究的推动。从史学史的观点看，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天瑜以一种高度的自觉性，对“封建”诸论进行了回顾反思，不管是中国古代先贤的“封建论”、近代以降政学两界的“封建论”，还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封建论”、国外学者的“封建论”，在这种考论的背后体现出来的分明是作者的科学批判精神，隐然显现的则是一本关于“封建论”的史学史，缜密独到而又别开生面，后继者是不可能绕开它的，因为：回顾，是为了一次全新的开始；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封建”考论》的贡献也正在于此。可以这样说，它对历史学研究的推动是多方面的，有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牵“封建”一发，可引动历史“全身”。个人以为，《“封建”考论》尤其会对正在升温的中西古史（特别是对前工业社会）的比较研究，添加薪火。

《“封建”考论》的意义也在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考论“封建”一词，粗看起来，似乎是概念之争，不是吗？在它那里，确有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汉语古义与西义的区分，旧名与新名的衔接，原义与泛义的姻缘。但细究起来，又不全是了。其实，《“封建”考论》，看似考论，胜似考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寅恪先生的这一“名论”正可作为冯著的“点睛之笔”。不过，个人以为，其书的字里行间，蕴含着多方面的史学理念，值得我们去认真发掘与思考。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看，《“封建”考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术语的考论，可以窥见历史学的演化进程，并可为历史学的发展开拓创新；历史术语的考论，可以观照历史学家的心路历程，并可为历史学的深化另辟蹊径；历史术语的考论，可以折射时代的变幻与社会的风云，并可为历史学的前进指点迷津。而这，不也正是史学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吗？

对于《“封建”考论》，个人有两点补正意见：一是图片。我以为适当还可再选一些配合书中陈述的情景图片，它可以让读者在一种视觉的感氛下更好地去领悟历史。至于人物像，似应视其与题旨的关联与重要性，斟酌再三，不要造成厚此薄彼的感觉。周谷城先生的图像好像应当补上，这绝不是因为周先生是我的老师的缘故。二是所引书名的旧称与今名，一般都有加注说明，但也有个别疏漏，如20世纪30年代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今译则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倘再重印，可否补上？

武汉大学出版社近年推出的“武汉大学学术丛书”，选题开阔，立意新颖，水平很高，是一项益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希望他们能“打破围墙”，真心吸纳海内外各方力量，继续推出佳作，打造出一个名闻学界的“武大学术品牌”来。

倘问，你对冯天瑜教授的新著《“封建”考论》作何评价？答曰：“武大学术品牌”之一，名实相符，当之无愧也。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5日 V2vgFCgdugLwxgKcR5a8gyKib86VnRRSolzx/sWG/UlSvLuaJN/PKiUSgeqsR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