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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堆放着聘元君的大作《话说西方》，凡十四卷，三百余万字，皆出一人之手，令人钦羡，不胜惊叹。翻阅其作，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扑面而来，它在叙事中闪现历史的灵动，在求实中藏着思想的火花，我既为作者的才华所折服，又为读书界而高兴，正如文怀沙先生所言：“受其嘉惠的读者群众当会更为高兴。”
这是一部什么书？一部历史书，一部专门讲述西方的历史书。昔日，曾以皇皇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而闻名后世的英国近代史家爱德华·吉本尝言，他要使他的书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读物，既要摆在学者们的书斋里，也要摆在仕女们的梳妆台上。在这里，个人期盼聘元的《话说西方》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这是一部视域广阔且丰盈充实的历史书。就内容而言，《话说西方》贯通古今，连接五洲，纵观古希腊迄至当代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它的历史、文化与地理的故事，也就是作者所说的“西方文明的整体形态”和“西方文明的生活形态”。它向我们娓娓道来，且看：“光辉的希腊”，接踵而来的“伟大的罗马”，正是它们直接衍发出了后世的西方文明；在“黑暗与光明”的双重变奏中，孕育了近代文明的曙光；近世以降，意、法、英、德，群雄纷争，逐鹿天下；战火的洗礼，世局的剧变，导致俄苏沉浮，欧洲诸强重温旧梦，最终以美国的崛起与繁荣为“压轴”。西方文明终结了？当然没有。西方文明向何处去？这不是《话说西方》的任务，它只能随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且听下回分解”吧。
在《话说西方》所揭示的这个历史长编中，事件与人物互动，文化与社会相连，历史与地理交叉。在那里，流动的历史，厚重而又鲜活；多彩的文化，灿烂而又辉煌；多姿的地理，百态而又迥异。尤其是历史人物，真是个个生动而又有个性，不是吗？盲诗人荷马带着他的诗篇，蹒跚地朝我们走来；继之者，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联袂而行；恺撒、奥古斯都、拿破仑、华盛顿，不断地向我们走来；继而他们的步伐距我们更近了，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背影，听到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歇斯底里的声音……在《话说西方》那里，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再也不是一个刻板的符号，一个固定的脸谱，而是有血有肉，充满内在的强力，也不乏丰盈的历史细节。我在读书中的许多章节时，常常拍案叫绝，真是欲罢不能。
这是一部深入浅出且又雅俗共赏的历史书。这是本书区别于“正宗”历史著作的显著特点。这里仅就述史方式而言，《话说西方》更具特色，它的叙述简明而又生动，畅达而又易懂，令读者耳目一新。中国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域外各种风格的史著亦纷至沓来，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到史景廷的《王氏之死》、《追寻现代中国》，从房龙的《宽容》、《人类的故事》到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等等，这些“另类的”且耳目一新的历史著作，受到了我国广大读者的广泛欢迎，这让我们悟到，历史著作还可以这样写，还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述史而引人入胜。这里就房龙、杜兰再说几句。房龙随他的系列通俗的历史作品，走红了现代中国，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受到了像郁达夫、曹聚仁等老一辈读者的青睐。房龙的风格是什么？简言之，即运用通俗流畅的文笔，透过一个又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叙述人类的历史。杜兰的11卷38册的《世界文明史》，曾耗去他毕生的心血，在畅达的历史叙述中，显示其体大思精与恢宏无垠的气派。如此对照起来，个人以为，说聘元以14卷大作《话说西方》，似房龙的“风格”、亦近杜兰的“气派”，庶几可矣。
房龙
有道是“史无定法”。然而，学界对那些用通俗的笔法、用讲故事的方式述史，易读有趣的作品抱有偏见，有的甚至不屑一顾，以为那不是“历史著作”，那不是“学问”。在这里，我想现代英国史家屈维廉的话，也许可以回应上述偏见，他这样说：“有一种说法，认为读起来有趣的历史一定是资质浅薄的作品，而晦涩的风格却标志着一个人的思想深刻或工作严谨。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容易读的东西向来是难于写的……明白晓畅的风格一定是艰苦劳动的结果，而在安章宅句上的平易流畅，经常是用满头大汗换来的。”诚哉斯言。“容易读的东西向来是难于写的。”以个人近年来的写作体验，可为之佐证。由于日渐厌倦写“高头讲章”的“八股论文”，为要躲避“艰涩”，疏离“深奥”，我曾尝试用“明白晓畅的风格”去“煮字烹文”，常常是颇费心力，累得“满头大汗”。不信，你也来试试。好吗？
其实，在我个人看来，通俗性与学术性、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它们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着某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补充与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既然如此，龙虫并雕，大小由之，雅俗由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由之，并行不悖，相映成趣，何必要拘泥于一格呢。在历史的百花园中，放眼望去，倘若全是千尺长松，参天古柏，而没有小草碧毡，灌木花丛，那这园地也会显得很冷清与单调的。因此，在我看来，专业性的述史方式固然有其价值，但像《话说西方》这样的述史方式，也当占有一席之地，受到我们的重视。
这还是一部颇具现实意义与催人奋进的历史书。《话说西方》陈述了西方文明的历史轨迹：它的起源与繁衍，它的辐射与变异，它的曲折与坎坷，它的危机与前景，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色彩斑斓的历史篇章。我们知道，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独具异彩与自身的特点，如果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只有西方文明可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相媲美。换言之，将中西文明放在一起作比较，是学术研究的课题，更是对国人进行历史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有把中华文明放在人类历史的坐标系上，与西方文明作比较，不管是历时性的，还是共时性的，才能促使我们以高屋建瓴之势洞察分析、以振聋发聩之情敏于思考：在当下，我们应当如何发扬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近世以来，中华文明又如何与西方文明碰撞而落伍？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如何振兴中华文明，又应当从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哪些有益的东西？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想，历史研究或历史教育，在提高全民族国民素质方面，将会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正是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如此说来，多卷本《话说西方》的面世，将不仅帮助广大读者了解与认识西方文明，而且还可以从比较的角度，进一步了解与认识中华文明，从而为提高全民族历史素养做出贡献。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本文原为文聘元的《话说西方》（14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一书所写的序言，原题为《房龙的风格 杜兰的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