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当我还是弱冠之年、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时,我们的老师周谷城先生就向我们推荐这本由先贤梁启超校订、梁思成等翻译的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对任何一个平凡的人而言,它都是笔永远的财富。这是西儒对该书的评价,难道您不想从中分享这笔“永远的财富”吗?
这是笔者为大学生推荐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一书所写的“引语”,它缘起于:几年前,我收到了学校学工部一函,大意是:为了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特向全校教授们发出邀请,推荐五本人文类名著,并要把推荐者的“引语”贴在该书的扉页,一起陈列在学生住宿区的“望道书阁”(以已故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的名字命名)上。他们还特别说明,推荐的书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且缺一不可:“在您的专业领域是卓越的、对后世影响深远、您的最爱。”于是,我开列了五本书,其中的一本便是梁译的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世界史纲》在“您的专业领域是卓越的”?是的。以下的一些话,也许会让“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听了噎气,但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些。在20世纪,最初在史学实践中从事世界史重构工作并取得举世公认成绩的却是一位业余史家,此公就是英国生物学家兼新闻记者H.G.韦尔斯。他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深重危机与灾难,有感于这种危机与灾难引起了人们普遍的不安与困惑,有感于这种不安与困惑会加深对非西方文明地区的隔膜与无知,有感于这种隔膜与无知归溯于19世纪西方传统史学的褊狭与局限,于是他决心以一位非专业史家的身份,在1920年推出了初版的《世界史纲》,以后又不断修订,一再重版,深受读者欢迎。
韦尔斯
事实上,在我从事的世界史专业领域,似乎还很少有人不知道这本《世界史纲》的。韦尔斯为一般读者写的世界史,却能在世界史专业领域“冒尖”,成为世界史学科发展史中的一部“卓越的”著作,在我个人看来,其因在于《世界史纲》的整体观念与世界眼光。该书的副题标为“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清楚地显示了《世界史纲》囊括了从宇宙天体、生物进化到人类形成、文明演进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意在从“广阔的整体”来考察世界历史,正如他在“导言”中所云:“所谓世界史者,非直集合吾人习见之国别史而已,乃国别史之首经斟酌损益者,且临以不同之精神,施以不同之方法者也。”(梁译本,2页)这里的“精神”指他书中所蕴含的整体性的世界眼光,这里的“方法”,指他打破国别史汇纂的传统写法。因此,正是在这一方面,它凸显出与传统的世界史的迥然不同,故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世界史纲》“对后世影响深远”?是的。说到这一点,不由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1984年仲夏,我在武汉珞珈山拜访中国的世界史前辈吴于廑先生,在谈吐中,他曾深情地回忆起他与《世界史纲》的学术姻缘:“我十几岁的时候,在一个偏僻的小邑里见到英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那是由梁启超校订、梁思成等初译,后又由向达据新版改译的中译本,它经这些学者的推动,这本书从此便在我国流行起来了。”由前引可知,我最早接触这部书的年龄大概跟吴先生差不多,不过我是在课堂上听老师介绍的,吴先生却在一个偏僻的小邑里与它“邂逅”,比我更具戏剧色彩。如今,我又向我的学生介绍了这本书,可以这样说,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影响了我国几代学人,其价值迄今未灭,在中国新时期依然受到了社会各界读者的广泛欢迎,影响可谓深远。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从1895年英人李提摩太编译《泰西新史揽要》至今,在域外世界史东传的历史轨迹中,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自然留下了它的足印,从中也可映照出中国人对世界认识视野逐渐拓展的历史缩影。
《世界史纲》是“您的最爱”?是的。我在上面所说的给大学生开列的五本书分别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所选“标准”无疑都具备上面所说的“三个条件”,但为什么我对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却情有独钟呢?这当然另有原因:
一是我进复旦大学历史系念书的时候,这是从老师口中最早听到的一部引领我进入世界史研究的“入门书”,有“先入为主”的感受。复旦大学历史系是一个创办于1925年的老系,图书资料收藏甚为丰富,我从系资料室那里找来了这本书的旧平装本,如获至宝,便兴致勃勃地读了起来,忆当年,这部讲述人类文明演进的作品,像一股清泉,汩汩地流进了一个青年学子的心田,叫我怎么不爱它。
另一是《世界史纲》的叙述笔法,很合乎我的口味。韦尔斯的书,深入浅出,文笔畅达,无“高头讲章”之深奥,无佶屈聱牙之艰涩,读来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加之我最早读到的梁译本,亦很合乎我的口味。梁思成等先贤,均是精通英语擅长国文的人,由他们译出的书,自然如历史学家雷海宗所说的“又精致又正确”,这不仅便于我们从专业上放心使用,而且便于读者的阅读。这个译本,用浅近的文言翻译,译文雅致且具韵味,如今读来,也仍有文学欣赏方面的价值。前一阵子读著名的《英汉大辞典》主编陆谷孙先生的《余墨集》,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他个人的喜好时,说他比较喜欢那种“白话文言化”的文字,我不知道梁译本《世界史纲》的译文是否与他所说同调,但我却认为这种浅近的文言文(半文半白)似乎就是“白话文言化”。不管怎样,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文字的,它也有一点像我所喜欢的散文家董桥的文风。
最后,我要特别说的一点是,梁译本《世界史纲》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以“开放人文丛书系列”重印,装帧精美,重新推出,其意义除了我以上所说的,还另有深意,即他们所说的“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我想,读梁译本的《世界史纲》等书,庶几可矣。此外,在我个人看来,梁译本的重新问世,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看,兼具文献收藏价值,有助于学术研究,亦有利于文化资源的积累。
西儒福斯特说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是笔“永远的财富”,倘以上个人所说不谬,能不信乎?
写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