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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喊压力大的几位，您的压力来自哪儿？
一位地级市领导：我的压力主要来自拆迁导致群众上访，维持社会稳定与发展经济的矛盾。
一位司厅级干部：我的压力来自政策变化快、工作责任重、决策难度大。
一位科级干部：我的压力来自年龄越来越大，晋升无望。
一位国企老总：我的压力来自指标高和国内外同行竞争激烈。
一位企业员工：我的压力是上有老下有小，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一位企业白领：我的压力是工作好干，人难处，处理不好上下左右的复杂人际关系。
一位女同志：我的压力是带孩子、做家务与工作的矛盾。
一位年轻人：你们好歹还有工作，我连工作都找不到！
一位中年人：我的压力是地震中失去了亲人。
一位中学校长手举一份报纸高声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08年进行的“中国教师健康状况调查”表明，我们教师的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60%的人认为是“学生成绩”，50.3%的人认为是“教学或管理任务重、工作时间长”，42.6%的人认为是“收入低”。
看来大家压力都不小，归纳起来无非来自工作、生活、人际、灾祸等几个方面。具体分析一下不难发现，压力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暴风骤雨式，如大地震、大爆炸、大空难等天灾人祸；第二种是阴雨连绵式，如经常加班，工作没完没了，“五加二，白加黑”等；第三种是山雨欲来式，企业安全、地方维稳等均属此类。
压力无处不在！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地区、各个行业都有压力。据网络发布的调查结果，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人们感觉“压力大”的比例分别为：北京45%，上海67%，广州46%，深圳64%。
可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们的压力越大。据近年来的媒体报道，电视、电脑、手机、汽车最少的不丹，小国寡民，百姓的幸福指数最高。我曾应邀去新疆克拉玛依讲课，在交谈中发现，那里的石油员工和家属幸福感很高。
一位石油系统领导拿着一份调查报告站起来插话：您提到克拉玛依油田员工幸福感高，其实我们石油行业的压力并不比其他行业小。为了缓解员工的职业压力，中国石油东方物探研究院在涿州本部、大港分院、华北分院、长庆分院、库尔勒分院、乌鲁木齐分院、敦煌分院等下属单位的员工中抽样调查887人，有效问卷876份。结果表明员工的压力来源如下：
加班67.8%，岗位竞争60.8%，工作紧张56.4%，任务期限55.3%，成就认可48.2%，质量控制与验收42.6%，工作差错40.2%，订单太多30.8%，工作安全21.5%，技术要求18.4%。
而对我们领导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井喷、着火、漏油等事故像一把剑悬在头上，安全的弦时刻不敢放松。
感谢这位领导所做的补充，工作坊就是希望大家参与，共同研讨，看来您和方才发言的校长都是有备而来。
安全对于企业来说的确十分重要。有一次我在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举办工作坊，一位矿长当场用手机发给我一条微信，他用一首很长的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煤矿干部的压力，其中主要涉及的也是安全生产问题。我曾经带领团队在辽河油田和淄博矿业集团开展EAP（员工心理援助）服务，重点进行安全心理的辅导，受到干部和员工的普遍欢迎。
我们工作坊的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课前要求大家收集本行业压力大的调查数据和具体事例，下面请大家都来晒一晒你所在行业的压力，看看谁的压力更大。
一位互联网公司总裁抢先发言：当今社会发展最快、压力最大的应该是我们IT业，近年来IT业出现多起员工自杀和劳累过度导致的猝死事件。
一位闻名遐迩的高科技公司管理者接过来说：高科技行业竞争激烈，压力普遍很大。我们公司多年前也曾发生过几起青年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这引起了公司领导的极大重视，于是公司请以郑教授为首的专家团队开发了公司招聘综合测试系统，包括适应能力、个性心理、心理状况及总体心理健康指数等8项指标，并请郑教授来总部对我们公司的人力资源干部进行培训，传授各种人才评价方法和测试技术。后来我们不但在招聘员工时建立“防火墙”，把好入口，学历再高，活得不开心的不要；同时还接受员工心理援助服务，在员工中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教育，经过种种努力，最近几年公司再未发生类似事件。
让我们大家为该公司点个赞，祝贺他们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方面取得的成绩！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调查发现：企业经理的压力主要来自工作和家庭问题；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压力主要与个人成就感和社会支持因素不足有关；企业一般工人的压力主要来自经济和住房问题。
一位来自某著名科技集团的高管沉痛地说：我们制造业的压力比其他行业更大！俗话说“家丑不外扬”，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各种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了我公司发生的员工连续自杀事件。为了遏制跳楼频发，公司想尽了各种办法，如在楼顶增设护栏、加强安保措施，请专家开展心理疏导，以及采取其他各种措施。
你们公司的员工自杀事件确实带来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但从专业角度实事求是地说，你们公司的自杀率并没有高出普通人群约万分之二的平均自杀率。倘若把几十万员工分散到几十个叫不同名称的小公司，这十几跳发生在不同公司，人们的反响就不会这么强烈了，这也是树大招风吧！
一位银行行长手举一张报纸高声说：压力大的何止你们制造业和互联网等高科技行业，我们金融行业的压力也不小。据2010年5月31日《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
“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日均工作时间达到12小时以上，成为收入高、奖金多、年轻但健康状况极差的易猝死人群。”这是由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院协会、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慈铭体检集团联合发起的中国金融人士健康状况大调查。该调查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收回的10457份金融从业人员有效问卷，再结合慈铭集团北京、上海、广州等十余个城市累积的300万健康体检数据中的金融人士样本，调查分析得出的结论。
这说明压力大小和收入多少关系不大，员工有员工的压力，老板有老板的压力。《财富》杂志在2003-2005年所做的有关中国高级职业经理人的压力状况调查中发现，有27%的高级经理人处于一个较高的心理倦怠水平。
据网络报道，从1980年至2008年，仅有记录的，中国便有2000多位企业家自杀，其中有许多是在改革开放中为中华崛起做出重要贡献的精英分子。从2010年1月到2011年7月的19个月的时间里，就有19名总经理和董事长级别的高管离世。
一位身着警服的小伙子忍不住插话：企业老板和员工的压力再大也不会有我们警察的压力大吧！据中国警察网不完全统计，2013年10月2日至11日，短短10天就有5名公安干警牺牲，其中有3人是因为劳累过度倒在了工作岗位上。2010—2014年公安现役官兵因公伤亡22870人，其中因公牺牲2129人。2015年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中有11名民警牺牲。
一位消防部队干部立即接上说：我们消防官兵比你们警察压力还要大，据统计，我国每年平均有近30名消防员在救火中牺牲，近300人受伤甚至残疾。2003年，衡阳大火中有20名消防官兵牺牲。2015年1月2日哈尔滨一仓库失火，消防员5人牺牲，14人受伤。天津“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中有百余名消防官兵牺牲。
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起立发问：老师！现在大学生考公务员热，是不是将来走仕途、当官员压力会小一些？
一位身着警官服的老同志立刻起身回应：你以为当官压力就小了吗？你错了！近几年我们公检法系统干部意外伤亡也不少。2016年2月的一天晚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回龙观法庭一位女法官及其丈夫（该院法警），在住所楼下遭到两名歹徒枪击，女法官身中两枪，经抢救无效死亡，她的丈夫受轻伤。
一位来自上海高等法院的领导接着说：现在案件越来越多，公检法系统的编制却未相应增加，收入也没提高，导致许多法官、检察官跳槽到收入更高的律师事务所或企业做法务工作。2014年上海法院收案55万件，人均办案数158.74件，平均1.4天就要了结一个案件。当年上海法院有86名法官离职，其中有17个审判长，43人拥有硕士以上学位，63人是年富力强的“70后”法官。
一位北京法官补充说：2014年，我们北京朝阳区法官人均结案数为195.37件；2009—2013年北京各级法院每年都有100多名法官辞职。据抽样调查，法官职业满意度如下：非常满意1.28%，比较满意11.09%，不大满意34.89%，很不满意22.22%；法官群体离职倾向如下：从未想过离开5.53%，考虑过要离开27.29%，认真考虑过要离开57.37%，目前正着手进行离职准备9.81%。除待遇低外，现在要求对案件终生负责，也使许多法官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几位领导回答得好！公务员热的确值得深思。年轻人看到公务员工作稳定待遇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压力比我们老百姓大得多。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100多名官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发现有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心理问题。其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并有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甚至出现精神崩溃。
某地级市的一位建工局局长调任统计局局长不久便跳楼身亡，人们对其自杀原因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他对统计业务不熟，工作压力大；也有人说是他从油水大的岗位转到清水衙门，心理不平衡；还有人说是该市主要领导好大喜功，他的统计数据无法配合，内心纠结无法自拔。无论何种原因，都说明为官确实不容易。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了大地震，10月初，北川农办主任因地震失子、地震后工作压力大在床头自缢身亡。此事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就此做出重要批示，明确指出要关心基层干部特别是在特殊情况下经受了考验的基层骨干的身心健康。
我当时正被中央组织部借调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做访问教师，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点名让我去地震灾区为基层干部做心理疏导。在四川省委组织部一位处长的陪同下，我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为所有重灾县的乡镇以上干部做了八场心理辅导报告。后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还为灾区干部举办了几期专题心理疏导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010年1月2日，中央领导在四川调研时再次强调，基层干部承受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要具体帮助基层干部克服困难，积极疏导基层干部的心理压力。于是，各地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纷纷请我去做心理疏导，今天飞这里，明天飞那里，有一个月我竟然坐了25次飞机，比乘出租车的次数还多。
近年来，自杀官员频频出现，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到县处级、科级，每个层级都有。官员自杀主要是精神家园缺失所致，而贪污腐败、仕途不顺、工作压力过大是促成官员自杀的三大原因。特别是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后，官员自杀出现高峰，仅2014年媒体上就报道了24例官员自杀身亡事件。
据有关部门调查，官员精神压力主要有：官场竞争，仕途不顺；对问责制度、网络监督等不适应；对突发事件、安全事故、群众上访等公共危机应对不当；个人情感与家庭问题处理不善；腐败已经暴露或者即将暴露等。
羊城晚报2009年2月18日报道：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洪昭光指出，病由心生，心理压力是百病之源，76%的疾病是情绪性疾病。有人对16名腐败官员做跟踪调查，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为41岁，10年后，16人中15人得病，不少人是癌症，病死6人。而巴西一个医疗机构调查了583名贪官和583名廉洁官员，10年随访的结果是：贪官60%以上得癌症、脑出血、心肌梗死等，而廉洁官员患病率只有16%。
这里要奉劝各位领导：不为别的，就为自己多活几年，也别贪污受贿。我们对贪官严厉打击是为了让官员不敢贪，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是让官员不能贪，还要通过宣传教育使官员不想贪。
有一位青年插话：贪官太多，纪检干部的压力不就大了吗！同桌的伙伴说：他们查别人，自己能有什么压力？
一位纪检官员回答：我们的压力一点儿不比别人小！反腐败、抓贪官责任重；贪官头上无标签，反贪工作难度大；人际关系复杂、矛盾多，不能轻举妄动；办案涉密纪律严，不但说话要小心，连喜怒都不能形于色，我们纪检干部普遍活得很累。
刚才插话的年轻人继续说：陕西安监局局长因在车祸现场面带微笑被人肉搜索，人们发现他每次开会都换一块手表，共有11块进口名牌表。高手在民间，反贪要靠群众，有人只从手机拍的照片上就能看出什么牌子、哪国制造、多少钱，你们那么多纪检干部，同贪官一起共事，朝夕相处，怎么就迟迟没发现呢？直到网上举报，才将这个局长“双规”审查。
纪检官员回应：你批评得对，纪检工作确实有疏漏的时候，但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纪检干部大多收入低，最近因病去世的一位基层纪检干部，家中一贫如洗，不但没带过进口表，还可能根本不认识名牌表。我们就是认出来也不能随便查，弄不好会影响团结，甚至会遭到打击报复。有的举报者因个人恩怨诬告对方，我们兴师动众查了半天，什么也没查出来。
年轻人继续挑战：现在有习总书记和党中央给你们做后盾，不管小苍蝇还是大老虎都可以拍、可以打。
纪检官员：查出来压力更大！来说情的人太多了，亲戚朋友我都可以拒绝，可那些官比我大的上级，还可能是有恩于我的老领导来打招呼，我能不高抬贵手、适可而止吗？可这又违背党性原则，于是心中难免纠结焦虑。更让我们寝食难安的是担心对方被约谈或双规后畏罪自杀。一旦发生跳楼、上吊、割腕等事故，那我们的责任就大了，能不紧张得睡不着觉吗？所以近年来我们纪检干部发生意外的也不少。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2011年10个自杀官员案例中有3例是纪检干部。
大家的讨论很有意义，2005年6月，中央组织部发布《要重视和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的文件，《求是》杂志还将此文件改编成社论公开发表。文件指出“确有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以前我们真不知道纪检干部也有这么大的压力。令人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了对纪检干部的心理健康教育，在中国纪检监察学院设立了心理疏导室，配备了心理学专业人员和先进设备，并多次举办心理疏导专题班和工作坊，对全系统干部特别是新入职人员进行培训，成效显著，最近几年纪检干部再未发生类似悲剧。
又有一位年轻人笑着问：老师！你们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员是不是压力会小一些？
让我用调查数据来回答你：
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从北京城区和郊区随机抽取300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93.1%的教师感到“当教师越来越不容易，压力很大”。
杭州市教育研究所对随机抽取的杭州31所中小学的调查显示，76%的教师感到职业压力太大，13.25%的教师不太喜欢或很不喜欢自己的职业，50.8%的教师表示如果有机会会考虑换工作，只有49.2%的教师表示喜欢这一职业，愿意终身做教师。
现在中小学老师和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80后”带“90后”“00后”，管理难度大，工作时间长，收入较低，生活困窘，加之中考、高考升学率的压力，悲剧难免发生。
请看网上报道的一个典型案例：
2012年4月27日晚，河北馆陶县某中学一位高三班主任服毒自杀，遗书中称“活着太累，工资只能月光”。他每天5点40分从闹钟中醒来，6点10分与学生一起跑操，包括早晚自习每天13堂课，晚10点到宿舍确认所有学生都在，等学生上床熄灯后离开，11点才到家。每月只放假一天，还要判月考试卷，寒暑假只能休息10天左右。月基本工资1450元，班主任津贴200元。妻子为医院非正式员工，月基本工资308元加60元补贴。每月还房贷630元，孩子奶粉五六百元，有13万元债务。
一位小学校长插话：不但老师压力大，学生的压力也大，而且他们承受力更差，更容易出问题。我在学校分管德育，近年来中小学生自杀的悲剧时有发生。作业没写完怕挨批评，考试作弊被发现怕受处分，都可能导致跳楼事件。除了自杀，还有杀同学、杀老师的。即使本校学生不出问题，还有社会上的歹徒和恐怖分子进校园行凶伤人。校园安全问题也是悬在我们校长头上的一把剑，出点事了不得！
一位中学校长接着说：现在学生和家长动不动就告学校、告老师。学生在体育课上“向右看齐”扭了脖子，被蚊子叮，得了大脑炎，学校和老师都要吃官司、担责任。
发生在校园的这些事件和悲剧，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校长和教师的压力。不但普通中小学老师压力大，职业院校和大学教师同样压力重重：学生厌学者多，课上低头族，课下打游戏；以自我为中心，人际关系紧张；承受能力普遍较差，吃不得苦，受不得委屈，所有这些都给学生管理工作增加了难度。
一位高校负责学生工作的领导插话：教授，您说得太对了。近年来高校的恶性事件也没少发生，前不久某学院一名二年级学生，因网络借贷买足彩，欠了60多万元债务，无力偿还，跳楼自杀了。
一位大学政治辅导员补充：现在的年轻人简直让你防不胜防。几年前，南京一位大学生，考试作弊被抓。他父亲是该校知名教授。他回家把父母杀了。理由是父母自尊心太强，儿子给他们丢了人，他们活着也痛苦。
所以我们要牢记习总书记的教导，工作中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能有半点疏忽，不要认为都是些小事，在你看来是小事，对某些年轻人却可能是灭顶之灾，他就可能上吊跳楼或拿刀捅你。
不但学生自杀会给教师带来压力，教师还有自身的繁重教学、科研任务和晋升职称的压力，近年来高校教师因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者不乏其人。
类似的悲剧也发生在许多科研人员身上：2011年9月6日晚，中国探月工程一位副主任设计师在办公室突发脑出血，9月15日医治无效逝世，年仅40岁。据其弟弟介绍，哥哥是个工作狂，经常加班。2012年11月25日，歼-15飞机研制现场总指挥——51岁的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殉职。
过去，有一句口号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很流行：“活着干，死了算，小车不倒只管推！”《解放日报》2005年3月15日的一篇文章指出：知识分子七成多亚健康。多数中年知识分子长期“五不一干”——不看病、不检查、不休假、不疗养、睡不足、带病干。在最近5年内，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有135位教授死亡，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3.3岁。
另据《北京晨报》2005年11月17日报道：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严重的“过劳死”现象，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仅为58岁，比普通人均寿命少10岁。所以，我们还是要提倡劳逸结合、有张有弛，不提倡带病坚持工作。
一位卫生系统官员插话：被人们称作“白衣天使”的医护人员，过去是令人羡慕的职业，近年来也面临巨大压力。2010—2011年北京444名急诊科护士中，一年内受过语言伤害、躯体冲突、特定威胁和性骚扰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96.8%、43.2%、32.0%、4.3%。仅2013年10月的10天内就发生6起伤医事件。2015年6月和7月又发生了多起伤医事件：上海瑞金医院一妇产科女医生拒绝违规延长病人病假，被病人谩骂并打耳光；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医生遭病人家属推打；北京朝阳医院一医生拒绝患者加号被暴打。现在年轻人喜欢学医的越来越少了！
一位新闻界领导插话：不但“白衣天使”，就连我们号称“无冕之王”的记者也难逃压力的冲击。法新社2012年11月22日援引国际新闻学会总部提供的数据报道：过去15年间，在大多数冲突中，（有人）以阻止信息传播为目的，把记者视为袭击目标。2009年，110名从业人员失去生命，2011年为102人，2012年更有119名“一线”从业人员死亡。
2013年，《潇湘晨报》一摄影记者因患肝癌医治无效逝世，年仅28岁。2014年，赣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从发病到离世也就1个多月，也才40多岁。《南方都市报》时事新闻中心珠海新闻部首席记者因病逝世，年仅31岁。杭州都市快报一副总编辑因抑郁自杀离世，年仅35岁。
大家不用再晒了！没有哪个行业没有压力。各位年轻朋友，如果你为逃避压力而跳槽，只能从火坑跳到油锅，以失败告终。
什么叫生活？我给下了个定义：生下来干活就叫生活！小时候学习，长大了工作，这就是生活！一个人怎么从妈妈肚子里来到人间的？全凭高压！人一生中有没有压力？有！什么时候压力最大？出生的时候，头都压扁了，否则你出得来吗？那时怎么不说压力太大我不出去了，还争抢着来到人间？可见我们一出生就要经受压力，我们永远生活在压力中，到了高空气压太低就活不成了。原始社会没压力吗？共产主义社会没压力吗？说不定比我们压力还要大。
一毛头小伙子低声嘀咕：什么时候不让我干活了，我就没压力了。
我现在退休了，不用干活了，照样有压力！手指头有压力！食指按鼠标，拇指按手机，腱鞘炎，拇指病，照样不舒服！你什么也不干，整天无所事事，会闲饥难忍，无事生非；整天上网打游戏、微信聊天，不但手指有压力，眼睛也会有压力。可见压力无处不在，永远躲不掉，那就在压力中好好活着吧！
压力可以是重大生活事件，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琐事。美国心理学家专门编制了测量人压力水平的生活事件量表，按压力大小由1分到100分将各种生活事件排列成等级，其中多数为负性的消极事件，也有少数为正性的积极事件，如结婚的压力为50分。
方才那位小伙子高声问：老师！结婚是大喜事，怎么还会成为压力啊？
在座的年轻同志，你看你们结婚前就要琢磨，选什么日子登记，到哪儿去照婚纱照，是买房还是租房，买房钱够不够，如何装修，买什么样的家具，在哪儿摆酒席，请哪些人，座位如何安排，更不要说婚礼当天了，乱哄哄的，所有这些对你来说都是压力，让你睡不着觉。
英国的研究显示，每年由压力产生的健康问题通过直接的医疗费用和间接的工作缺勤等形式造成的损失达GDP的10%。你看这压力的影响有多大！
一位年轻学员插话：老师！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压力比你们年轻的时候大？
问得好！几年前，我应《人民论坛》之邀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压力及应对》，已经回答了你这个问题。
现在有现在的压力，过去有过去的压力。我们当年吃不饱，肚子饿，现在这方面的压力没有了。
当然了，时代不同，压力的来源和性质就不同，不具有可比性，不好说谁大谁小。
过去肚子饿，大家都饿；现在都吃饱了，但你吃的比我好，羡慕嫉妒恨！现在全国至少99%的人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年轻人继续问：既然老百姓的生活都比过去好了，为什么对政府不满的比过去多了呢？
这个问题问得更好！首先是社会民主了，宽松了，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以言治罪；更主要的原因是，虽然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普遍富裕了，但有人先富，有人后富，有人大富，有人小富，发展不平衡，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贫富差距不能太大，要通过政策调整，使先富带动后富，更要严厉打击贪官污吏，将他们的不义之财还之于民，这样才能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
又一年轻人插话：照您这么说，我们的压力应比你们那个年代小，可为什么过去没有人喊压力大，而我们个个都是“亚历山大”（压力如山大）呢？
现在不但你们年轻人压力大如山，中老年人的压力也不轻。为什么各行各业、从上到下人们普遍感到压力大呢？我分析一下不外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变化快。
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人们都要去适应它，适应不良就会产生压力。
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大家都已经适应这种生活方式了，所以就没有感觉到多大的压力。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生活方式很少变化，基本适应了，只要没有大的天灾和战乱，便不会感觉到太大压力。
现在不但外界环境在变，人们的服饰打扮在变，人们的观念和语言也在变，你们年轻人的许多想法我们无法理解，你们讲的话我们也常常听不懂。更何况电脑、手机等高科技的东西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不进则退，不学习便要落伍，便要淘汰出局。我就经常被学生笑话，说老师“out”（落伍）了。
一个急剧转型、变化迅猛的社会我们必须不断去适应它，有的人适应不好就会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甚至出现各种心理问题。
二是竞争激烈。
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是竞争，残酷的优胜劣汰自然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压力。职场、商场犹如战场，无论是升学、就业，职位、职称，恋爱、婚姻，乃至车子、房子，处处都要通过竞争获得，人们难免遭受挫折和失败。竞争上岗，末位淘汰，于是就会感到压力。
竞争的压力各位体会比我深，不再过多解释。
三是选择多。
政治越来越民主，社会越来越宽松，给了我们更多选择的自由。选择多则冲突多，冲突多则烦恼多，这种选择冲突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社会现在变得多元化，不像过去那样单一了。以前大家都说一样的话，穿一样的衣服，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当今宽松的社会赋予我们更多的自由，自由是好事情，但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了你自由的同时，也就给了你烦恼。
又有年轻人举手发问：老师！我觉得越自由越好，您怎么说自由还能带给人烦恼呢？
对我的说法许多年轻人可能觉得不好理解，不是越自由越好吗？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为了争得自由，人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现在自由终于来了，但你的烦恼也多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自由了就要自己做选择，人没有选择的时候就没有心理冲突。像当年计划经济年代，说老实话我们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分配工作的方案一公布，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能讨价还价，你也不用伤脑筋睡不着，一切都由组织安排。当今是双向选择，不但自主择业，还可以创业。以前人们在婚姻上也很少有选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包办婚姻早已成为历史，不但择偶自主，人们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
现在青年人感到迷茫，显得浮躁，就是因为他面临的选择机会太多。有选择就会有矛盾、有冲突，有冲突就会有焦虑、有烦恼。冲突可以有多种。
第一种叫作双趋冲突，就是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要，但是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公务员挺好，下海也不错，你总得选一个，那你就琢磨了，我到底去哪儿呢？于是就睡不着觉了，这叫作“双趋冲突”。古语说“逮二兔不得一兔”，人不能太贪，事业、家庭、爱情、金钱、美女、车子、房子、职务、职称，什么都要，活得能不累吗？所以现在提倡“断舍离”，放弃一些东西，你的压力就轻了。
第二种叫作双避冲突，我两个都不想要，但是你还必须得选一个。比如，前有狼后有虎，那怎么办？你不是往前就是往后，反正得走一条。现在你们年轻人面前的路多得很：大学毕业之后，可以考公务员，从政走仕途，这个我把它称作红路；也可以考研究生，硕士、博士毕业照相都是黑袍黑帽，将来成为专家学者，我戏称作黑路，这里说的“红”与“黑”没有褒贬之意，都是国家的需要；更可以自己创业或下海经商赚大钱，黄金多了，那就称作黄路吧；还可以飞越蓝天，漂洋过海出国去，这当然就是蓝路了。可走的路远不止这些，这么多路摆在你面前，随你挑，随你走，还有人发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那是因为你面前的路太多了。
第三种叫作趋避冲突，就是我又想接近它、得到它，又害怕它、想避开它。你看这东西很好吃，但是它烫手，又想吃又怕烫，这就是趋避冲突。这个工作收入高，可是太累，老想找一个钱要多，活要轻，在大城市，离家近又体面受尊重，最好还能解决户口的工作，反复挑啊选啊，于是就睡不着觉了。
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无论是升学择业、婚姻恋爱，甚至购物买东西，都会发生这种冲突。所以就在那儿翻来覆去地选呀挑呀，拿不定主意。比如，你们女同志衣服越多，就越觉得没衣服穿，比来比去，穿这件穿那件，这个和那个搭配，那个和这个搭配，老觉得不合适，其实就是因为衣服太多了。像我们过去只有两套衣服的时候，脱了这件就换那件，脱了那件再换这件，所以没有那么多焦虑冲突。
这种选择带来的冲突也是我们当代人一个很大的压力。德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说得好：“如果上帝不在了，人们就陷入了焦虑。”我们那个年代一切都由组织来安排，个人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们只有“习得性无助”，而没有现在年轻人那么多的焦虑和烦恼。
四是欲望高。
除了来自外界的客观压力，我们个人内心的欲望也能成为一种压力。一位大学教师退休前最后一次晋级，因为没评上教授，憋气窝火，导致心脏病突发，不治身亡。追悼会后，另一位也未晋升教授的老先生发出感慨：“哎！这个教授不当也罢，还是要长寿不要教授！”
欲望能催人奋进，也会带来痛苦。我们的一位学生对北京某城区的几百名公务员，采用国际通用OSI-2压力量表和访谈技术进行调查，发现其压力排在第一位的并非工作本身而是角色期望，说白了就是对职务的期望。
不仅个人欲望，周围人的期望同样也是压力的来源。天下望子成龙的家长，给无数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子女拼爹拼不过别人，对家长也会构成压力。
我有一个朋友，在政府机关工作，三十岁就是处长了，年轻有为。可从此之后就原地踏步了，十几年过去了，四十多岁了，他还是个处长。他自己心态还比较平和，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很好的国家干部，心胸很豁达。他说我真的不大在意这个职务职称，只要干好工作，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组织的培养就可以了，晋不晋升没关系。他自己没有那么大压力，可是周围的人给他压力，特别是他的太太。太太是个医生，当初嫁给他，就是因为看他能力强，很有发展前途，认准是个“潜力股”，对他抱有很高期望。令太太失望的是自从结婚之后，先生就不再晋升，于是免不了经常唠叨，有时候还骂他是老陈醋（处）。哎呀，很难听啊，让他很烦。他说最可气的是连儿子也跟他妈妈学坏了。儿子学习很差，在学校老是最后几名。他对儿子说：“你也得努力，也得进步啊！”结果儿子回了他一句：“还说我呢，你进步了吗？老陈醋（处）！”你看，无论自我期望还是他人期望，都会成为我们的压力。
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了，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见图1-1）。
图1-1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人类的需要就像一个金字塔，下面是最基本的、人人都必须要满足的，越向上越高级，能满足的人越少。最基本的需要是生理的需要，亦称生存的需要。一是个体生存，那就要吃饱；二是种族生存，那就要传宗接代。至圣先师孔老夫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和孟子同时代的告子也说：“食色，性也。”“食”就是饮食，“色”即男女之事，这是人的本性，不满足，社会不稳定。现在有打工仔、打工妹在城里结成临时夫妻，到了春节各回各家，各抱各娃，这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由于农村有些人重男轻女，导致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将近120个男孩，只有100个女孩，将来会有3000万到4000万光棍儿，这是一个潜在的危机。有学者建议几个小伙子合娶一个媳妇，在网上挨了板儿砖，被骂成“禽兽教授”。该教授的说法固然荒唐，但所提的问题确实存在。对这类问题政府要关心，必须想办法解决，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还要控制男女性别比。
饮食男女的问题解决了，生理的需要满足了，能活下来了，接下来是安全的需要，不但要有遮风避雨的房子，还要装上防盗门。过去为什么没有看病难？人们饿着肚子的时候是不会看病的，现在人们吃饱穿暖了，都想长命百岁，都进城去大医院看病，就挂不上号了。
生理的和安全的需要都属于物质上的，温饱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需要，要被人爱，要受尊重，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一个人低层次的需要没有满足，很难产生高层次的需要，乞丐不大讲脸面，不怕丢人；饥寒交迫的人不会买高档化妆品，更不会去美容整容；大老板希望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比尔·盖茨热衷慈善等，都体现了不同层次的需要。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比马斯洛的理论要精辟得多，而且早了两千多年。
需要层次理论提示我们，发展是硬道理，两个文明必须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不能脱离物质基础建立所谓空中楼阁的精神文明。
一位老先生起立插话：教授！我有一事不明，在此向您请教。过去我们穷，不文明可以理解，没有厕所就随地大小便，没有通信工具就靠高声喊，老老实实排队就挤不上车。现在我们富裕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不差钱”，为什么还都骂我们不文明呢？就连港台同胞也讨厌我们内地人，真让人费解。
谢谢这位老同志的发言，这使我们的讨论可以更深入。您说的情况确实存在，不久前我从网上看到一个报道，其来源是否可靠有待验证。据说联合国一个专业机构，调查了世界上168个国家的公民素质，包含一百多项指标的综合评比结果，中国排在倒数第二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特别是让我们当教师的脸红汗颜。当然也不能全怪我们老师，家长以及各级政府和媒体也都有责任。
事实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不完全同步发展，现在我们一些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在物质上已经赶上或接近某些发达国家，但我们在精神上还落后一大截。过去某些人认为西方有物质文明，我们有精神文明，这是自欺欺人。物质上赶超相对容易，精神文明建设则难度很大，不会随着物质文明自动出现，而需要长期培养积淀。
有金钱未必有教养；物质富裕了，精神不一定高贵。一些土豪和暴发户富而不贵，“饱暖思淫欲”的情况也是不少见的。现在人吃饱了，毛病也多了，很多心理问题也就产生了。穷人很少有“三高”，乞丐不会失眠，更不得焦虑症、抑郁症、神经官能症。温饱问题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就会增多。
现在许多人的压力来自不断膨胀的欲望，官希望越来越大，钱最好越来越多，比职称，比待遇，比阔气，比排场，比名牌，所以活得很累。
20世纪90年代，我应邀去台湾省进行学术交流，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已故）送我两本书，他在《谈历史与人生》一书中，引用了明末清初的闲书《解人颐》中的一首白话诗，来描述人无止境的欲望：
终日奔波只为饥，
方才一饱便思衣。
衣食两般皆俱足，
又想娇容美貌妻。
娶得美妻生下子，
恨无田地少根基。
买到田园多广阔，
出入无船少马骑。
槽头扣了骡和马，
叹无官职被人欺。
县丞主簿还嫌小，
又要朝中挂紫衣。
作了皇帝求仙术，
更想登天跨鹤飞。
若要世人心里足，
除是南柯一梦西。
其中，“作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两句为南怀瑾先生所加。用这首诗来描述当代某些人是不是十分贴切？
可见，要给自己减压很简单，把欲望降低一点，你的压力立刻就减轻了。
一位中年干部高声发问：老师！您是让我们随遇而安、满足现状、不求进取吗？难道我们不该努力向上、不断进步吗？
不甘落后、积极进取是对的，我们要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但千万不要在物质上与人攀比，更不要在职务升迁上动更多脑筋。官衔是个金字塔，机会越来越少，总有止步的时候，并非努力就一定能达到目标。我们在努力向上、不断进取的同时，还要面对现实接受失败。成功了不骄傲自满，失败了既不气馁、自甘暴弃，又能以知足者常乐的心态坦然面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总之一句话：应该安中有不安，不安中有安；满足中有不满足，不满足中有满足。这种辩证关系，我们在后面阴阳辩证法一节还要做更多讨论。
回答完这位先生的问题，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讲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