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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了十多年的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之后，文艺理论界多数学者终于觉悟到它们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我们在建设新形态的理论时，对其进行研究和借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全部地照抄照搬是不可取的。中国文论新形态的建设还必须以“我”为主，这样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继承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倾向。第一，只是把古代文论当作与现实的文论建设无关的对象，单纯解释字、词、句，单纯作一些训诂的工作，结果是把古代文论仅仅当作一个死的东西来对待。当然，必要的训诂工作是研究的前提，但如果到此止步，那么这种训诂工作的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这还没有进入真正研究的层次。第二，把中国古代文论纳入西方文论的逻辑框架，名为“现代阐释”，实则消解了中国古代文论原有的民族文化个性，其弊病是把中国古代文论作为论证西方文论的资料，中国古代文论固有的特色完全消失了。我认为上述这两种倾向是研究方法论上的失误，沿着这两条路走下去，是没有学术前途的。
我深感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要采取古今对话的学术策略，这个策略包括以下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