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与文学接受

孟子最富于原创的理论是他的诗歌批评理论：“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两说。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和“知人论世”说是怎样提出来的呢？这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引诗活动密切相关。当时，在外交、内政等各种不同的场合，引诗的活动相当普遍。但在引诗活动中，人们不尊重诗的原义，用《左传》的话来说，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孟子对这一现象不满意。同时，《诗》所表达的观念与现实也确有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也是孟子思考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解诗方法提出的背景情况。《孟子·万章上》有相关记载。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咸丘蒙说：“舜帝不敢把尧做臣子，我已经得到您的明示了。《诗经》上说：‘整个天下，没有一寸土不是天子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一个人不是天子的臣子。’舜已经是天子，请问瞽瞍（舜的父亲）不算是臣子，算是什么呢？”孟子说：“这诗的原义不是你这么说的。他（诗的作者）是勤劳为国做事，不能奉养父母，因而埋怨道：‘这些没有一件不是国家的事，应该大家一起来做，为什么我独独因为贤能就该劳苦呢！’所以解诗的人，不可因为一个字就误解整句的意思，也不可因为一句话就误解整首诗的意思，要以自己的理解去接近作诗者的本义，这才能得到古人的真义。如果只是在字句上解释，像《云汉》诗上所说的‘周代留下的百姓，没有一个余留。’如相信这样的解释，周代就没有剩下一个百姓了。”在这里，孟子通过对两首诗的解读，说明解释诗，不能断章取义，要从诗的整体出发，以自己对诗的理解去接近诗作者的本意。具体说，孟子在这里批评了他的学生咸丘蒙对《小雅·北山》一诗的片面理解。咸丘蒙的看法是，舜帝既然是皇帝，为什么不以尧和瞽瞍为臣子呢？诗里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吗？这不是互相矛盾吗？孟子就告诉他，你把这首诗理解错了。诗作者的原义不是这样的，诗作者的意思是发牢骚，埋怨君王对王事分配不均，意思是既然普天之下都是王的臣子，那么王事也要大家平均来做，为什么因为我贤能就独独劳累我一个人使我无暇照顾父母呢？因为在上面四句诗的后面，还有很重要的一句：“大夫不均，我从事独劳”而且“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是诗的夸张的写法，不能理解为没有例外。如果要这样死死按字面去理解的话，那么《诗》的“周有余民，靡有孑遗”，岂不是说周代因旱灾，百姓通通死光，连一个也没有剩下，实际上这是一首求雨的诗，是夸张的写法。

这样孟子就提出了“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要点是：第一，对作品要有整体的理解，不能以个别的字误解对整句的理解，也不能以个别的句子误解对整首诗的理解，用整体来统帅局部；第二，在解诗过程中，要以自己对诗的理解去接近和推求诗作者的原义，接近和推求了诗的原义，才能引用诗来说明问题。孟子这种解诗的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他纠正了长期以来那种断章取义的引诗作法，这种“以意逆志”的解诗的方法就是在今天也还有相当的价值。

那么，我们解诗如何才能达到“以意逆志”呢？孟子又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方法。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这段话本义是讲与古人交朋友的问题，但认为与古人相交，就要颂其诗，读其书，如何才能把古人的诗书弄懂呢？这里的关键是要知道他的为人，而要知道他的为人，就又必须了解他所生活的“世”，孟子所理解的“世”还不是现在所说的时代历史背景，是“世”之治乱的政事，后人把“世”理解为“时代历史背景”就更有意义了。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和“知人论世”说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理解来说，起码有以下三点值得指出：第一，孟子的解诗方法，已经意识到诗的解释关系到作品（诗、文、辞）—作者（“知其人”）—时代（“论其世”）这样一个整体的系统，就是说，我们要解诗，只了解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不够的，首先要读懂作品，着眼于作品整体，不拘泥于个别字句，进一步还要了解诗作者的种种情况，特别是他的为人，再进一步还必须了解作者所生活的时代，把这三个环节联系起来思考，才能解开诗之谜。第二，孟子意识到解诗必须联系历史与现实，诗里传达的意思是一个样，可历史、现实告诉我们的又是一个样，两者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要重视对历史现实的了解，对历史、现实了解透彻了，才能准确把握诗的意义。第三，孟子已经意识到解诗活动有一个如何消除“距离”的问题，就是说诗是古人的作品，离我们已很远，诗产生的环境、背景、时间等，与我们现在解诗时的环境、背景、时间等是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距离”，如何消除这种距离，达到对诗的理解呢？孟子提出“逆”的方法，即以自己的对诗的体会（意）去回溯、推求诗作者的“志”，以此来消除两者之间的“距离”。但“距离”是否能完全消除呢？孟子意识到这主要靠读者的努力，但努力又总是有限的，“意”无法完全逆回到“志”。实际上，这里已提出一个现代阐释学的作者和读者的“视界融合”的问题，即解释始终存在着一个与时间距离作斗争的问题，但又永远无法消除这种距离。

孟子的“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研究者的理解比较一致。但对于“以意逆志”就有三种不同的理解。这里主要是对“意”字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这里的“意”就是说诗者自己的“心意”，如赵歧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意也。”朱熹注也说：“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另一种意见认为这里“意”是作者之意。如清人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分析“以意逆志”时说：“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意，乃就诗论诗，犹人之以人论人”。第三种看法是“意”是作家作品之意与评者之意的结合。三种看法都持之有故，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我们的看法倾向于赵歧与朱熹。我们相信：任何新的理论都不是绝对新的。现在人们提倡“原创”能力、“原创”思想，这很好。只要是真、善、美的事情，能开天辟地第一回，都是绝对好的事情。问题是，世界上真有那么多开天辟地第一回的创造吗？这里我们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引进的德国20世纪文学批评的新理论“接受美学”。那时我们觉得这理论真新鲜，真是一种“原创性”的新发现。多少年过去了，我发现“接受美学”就其思想而言，在我们中国“古已有之”。接受美学的思想幼芽产生于中国。

“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就是认为文学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作者创造的“文本”并不就是作品，因为若没有读者去解读它，把它束之高阁，岂不是没有生命的“死”物吗？文学作品的意义是作者与读者进行对话的结果。读者的接受在文学活动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其实，这一思想并非绝对的“原创”。早在2000多年前的孟子已注意到了。

孟子的“以意逆志”的看法，其基本意思是，要以自己对诗（当时指《诗经》）的体会和理解（即以自己之意）去推测、估摸作者在诗里所表现的意义（即作者之志）。但是由于各人对同一首诗的体会和理解不同，那么对这同一首诗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和评价。这自然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读者与诗作者的不同对话。这里不就包含“接受美学”思想的萌芽吗？例如，孟子本人与他的弟子咸丘蒙对《诗经》中的《小雅·北山》这首诗的理解就不一样。现在一般学者都推崇孟子的说法，而贬抑咸丘蒙的理解。但是，咸丘蒙认为《北山》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舜既然作了天子，为什么他的父亲却不是臣民，这是什么道理？这个读解也是一种读解，为什么孟子就要批评咸丘蒙“以辞害志”。实际上，《孟子》一书说《诗》30多处，都是宣扬儒家的政治观点，其中不少理解是牵强附会的。这充分说明，对作品的解读的确是因读者的不同的思想感情而不同的。作家创作出来的还是“文本”，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和解释，才能变成活的有意义的作品。读者的阅读和解释是至关重要的。

汉代董仲舒提出了“诗无达诂”的观点，强调对于诗并无统一的解释。明代学者钟惺在《诗论》中提出“诗，活物也”的见解，他说，自子游、子夏以后，从汉到宋，解释《诗经》的人很多，但历代的解释不一定都切合《诗经》的原义。他强调的是，诗本身不是僵死之物，说诗人的修养、学问、需要等不同，对诗作出不同的解释是合理的。其后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之二》中说：“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若有人说不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作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对于同一部作品，文者见文，淫者见淫，可以说是最为概括地表达了“接受美学”的基本旨趣。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精辟看法，“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自得”（《姜斋诗话》）。这实际上指出了文学活动是作者与众多读者的对话活动。我不厌其烦地引用各代学者的言论，意在说明，“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并非“原创”，它的思想萌芽在中国早就存在了。上述所引之言虽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但是总的意思是，文学作品并非独立于读者阅读理解活动之外的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活的生命体，它的意义可以随着读者的主观条件而发生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生长”。

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重评点。对于同一首诗，同一个情景，同一个人物，同一个情节，同一个细节，所评所点，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用的就是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方法。每个人的出身、性格、经历、思想、感情、知识、见解不同，所形成的“心理图式”也不同，所形成的接受“定势”也不同，那么评点的倾向、观点、趣味等也不同。这是自然之理。这里试举苏轼的一个例子来谈谈。

僕尝梦见一人，云是杜子美，谓僕：“世人多误解予诗。《八阵图》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皆以谓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为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意，此为恨耳。”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苏轼）曾梦见一人，说是杜甫，杜甫说世人误会我的《八阵图》诗，以为我的诗的意思是，刘备、诸葛亮急于给关羽报仇，所以怨恨、后悔没有消灭吴国，不是这样啊。我的原意是吴国和蜀国是唇齿相依的国家，蜀国不该有吞灭吴国的意图。晋国所以能消灭蜀国，就因为蜀国有吞灭吴国之意，不能形成对抗力量，这才是“遗恨”之处。苏轼是不是真梦见杜甫，这我们可以不论。但苏轼是要假借梦见杜甫，对杜甫的《八阵图》一诗，提出自己的解读。《八阵图》一诗共四句：“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整首诗写诸葛亮的成功与遗恨。但历来对诸葛亮“遗恨”什么，就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未得吞吴为恨”，要是把吴吞了，那么关羽就不会在孙权袭击荆州时被杀。在这种理解中，把“失”理解为“丧失”；另一种理解是“以失策于吞吴为恨”，把“失”理解为“过失”，即刘备急于为关羽报仇，出兵攻吴，破坏了蜀、吴联盟，而诸葛亮没有能阻止住刘备，结果削弱了蜀国的力量，为晋灭蜀埋下了祸种，他以此为恨。这两种理解都有其根据，都可以解释得通。前一种理解突出了蜀国将相之间的“义气”，一人被害，大家齐心报仇。后一种理解突出诸葛亮的战略眼光，认为在那种情势下，必须联合吴国力量对抗北方强敌，自己未能阻止刘备冲动做出的决定，是深以为恨的。不难看出，情感倾向不同的读者，完全有权力对作品做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古代作家重视读者的作用，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与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不同，中国古代文化强调“众人”的相互作用。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民间谚语则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这种“和而不同”为核心的文化思想折射到文学活动问题上，则认为“诗人”不是至上的，诗人必须寻找读者，寻找“知音”般的读者。诗人与读者是处于潜对话状态。所谓“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有的诗人怕读者看不懂自己的诗，不惜去征询读者的意见。希望读者解读自己的诗，是文学家的最大愿望。中国古代诗人很少有西方某些诗人那种“傲慢”，那些“傲慢”的诗人根本不把读者看在眼里，甚至说我的诗只有一个读者，那就是我自己。正是中国的“和而不同”的文化，促使中国古代重视读者的作用，重视不同的人都可以己之意去理解作品，重视对作者的相同或不同的解读。

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但是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前人的精深精辟之论和批评实践，例如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为什么永远作为思想“幼芽”存在着，而不能生根、开花、结果，发展成繁茂的理论之树？ l0GOGG+gSBUZANt+6CU8f6v71ng8QlQxKdwK35wyCCigjVVHbVuH1Gkfc4XnE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