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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气”“知言”与文学创作
孟子在中国古代文论上面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他提出了“养气知言”说。孟子在与他的弟子公孙丑的对话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关于气，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指出，它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天地自然之气，如风吹过来，就是气；一是指生命的力，如人死叫作“断气”；一是指道德的力，如孟子这里所说的“浩然之气”，主要是道德的力。按照孟子的见解，他认为这种“浩然之气”有几个特点：第一，这种气至大至刚，以正义去培养，一点不加损害，充塞于天地之间，说明这种气有巨大的扩散力量，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它；第二，这种气与义与道结合，如果缺乏义与道结合，那么那气就馁了，说明气的本质是一种道德的力量，如没有道德的力量，气也就丧失了；第三，这种气是由正义的力量积累而成，不是突然做一件好事就会获得的，所以气要有一个养的过程；第四，言行要一致，要是言论是一套，行为又是一套，那么这气也要丧失的。简言之，“浩然之气”作为一种能够充塞天地的道德力量，需要在言行一致的为人中，有一个培养积累的过程。
应该说，孟子的“浩然之气”，仍然属于伦理学范畴，它强调的是为人要有正义感道德感，要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坚持不懈。对自己，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不但不要怕，还要站在高处来看他：“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孟子这种在任何利诱的条件下都能坚持自己操守的精神，藐视“大人”的独立不依的精神，视那些名利、享乐、地位、排场、阔气如粪土的精神，那种不向任何人吹牛拍马的精神，实在是中国古代优秀士人的气概。孟子的文章有排山倒海之势，实在是他的人格力量的显现。的确像后来韩愈所说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应该看到，中国文论范畴中极具民族文化特点的“气”这个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孟子的“浩然之气”的影响。特别是把人的精神气概与文的神采格调相联系，形成了“文如其人”“表里必符”等文论观念，从而强调文学创作要从“养气”作为一个起点，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都是孟子的“浩然之气”说在文论上面的延伸和发挥。是否可以这样说，后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提出的作家应“务盈守气”，《养气》篇提出的“清和其心、调畅其气”，韩愈的“气盛言宜”的说法等，是与孟子的“浩然之气”说一脉相承的。
“气”与“言”密切相关。在孟子看来，人的精神气概与其语言格调是密切相关的。“知言”的根据是“养气”。人若有清明无私之气，就会获得特殊的观察力，甚至可以从隐蔽的言辞里看出言辞外的意思来。孟子与公孙丑的对话，从“养气”谈到“知言”。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的意思是说，对于片面的言辞，知道它见不到的所在，对于过分的言辞知道它失陷所在，对于不合正义的言辞，知道它背离正道的所在，对于躲闪的言辞，知道它理屈所在。对于治理人的人来说，这四种病在他心里，也必然危及政治、危及各种事情，就是圣人再生，也必定认为他所说的是对的。孟子“知言”对于后来文论的启发是：第一，人的精神气概是根本，一个人的言辞必然受其精神气概的制约，因此必然是“因内而符外”，“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第二，人们说的话，往往表里不一，文辞后面还有文辞，外面是一重，里面也是一重，那么诗人、作家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人的语言特性，把诗的语言，也分成两重，外面是一重，里面又是一重，达到言近旨远、言隐旨深、言似无而旨极丰呢？这样“言外之意”“含而不露”“言有尽而意无穷”等后来的种种文学语言的策略，不但从庄子那里取得资源，而且也从孟子这里获得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