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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气”“知言”与文学创作

孟子在中国古代文论上面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他提出了“养气知言”说。孟子在与他的弟子公孙丑的对话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关于气,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指出,它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天地自然之气,如风吹过来,就是气;一是指生命的力,如人死叫作“断气”;一是指道德的力,如孟子这里所说的“浩然之气”,主要是道德的力。按照孟子的见解,他认为这种“浩然之气”有几个特点:第一,这种气至大至刚,以正义去培养,一点不加损害,充塞于天地之间,说明这种气有巨大的扩散力量,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它;第二,这种气与义与道结合,如果缺乏义与道结合,那么那气就馁了,说明气的本质是一种道德的力量,如没有道德的力量,气也就丧失了;第三,这种气是由正义的力量积累而成,不是突然做一件好事就会获得的,所以气要有一个养的过程;第四,言行要一致,要是言论是一套,行为又是一套,那么这气也要丧失的。简言之,“浩然之气”作为一种能够充塞天地的道德力量,需要在言行一致的为人中,有一个培养积累的过程。

应该说,孟子的“浩然之气”,仍然属于伦理学范畴,它强调的是为人要有正义感道德感,要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坚持不懈。对自己,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不但不要怕,还要站在高处来看他:“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孟子这种在任何利诱的条件下都能坚持自己操守的精神,藐视“大人”的独立不依的精神,视那些名利、享乐、地位、排场、阔气如粪土的精神,那种不向任何人吹牛拍马的精神,实在是中国古代优秀士人的气概。孟子的文章有排山倒海之势,实在是他的人格力量的显现。的确像后来韩愈所说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应该看到,中国文论范畴中极具民族文化特点的“气”这个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孟子的“浩然之气”的影响。特别是把人的精神气概与文的神采格调相联系,形成了“文如其人”“表里必符”等文论观念,从而强调文学创作要从“养气”作为一个起点,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都是孟子的“浩然之气”说在文论上面的延伸和发挥。是否可以这样说,后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提出的作家应“务盈守气”,《养气》篇提出的“清和其心、调畅其气”,韩愈的“气盛言宜”的说法等,是与孟子的“浩然之气”说一脉相承的。

“气”与“言”密切相关。在孟子看来,人的精神气概与其语言格调是密切相关的。“知言”的根据是“养气”。人若有清明无私之气,就会获得特殊的观察力,甚至可以从隐蔽的言辞里看出言辞外的意思来。孟子与公孙丑的对话,从“养气”谈到“知言”。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的意思是说,对于片面的言辞,知道它见不到的所在,对于过分的言辞知道它失陷所在,对于不合正义的言辞,知道它背离正道的所在,对于躲闪的言辞,知道它理屈所在。对于治理人的人来说,这四种病在他心里,也必然危及政治、危及各种事情,就是圣人再生,也必定认为他所说的是对的。孟子“知言”对于后来文论的启发是:第一,人的精神气概是根本,一个人的言辞必然受其精神气概的制约,因此必然是“因内而符外”,“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第二,人们说的话,往往表里不一,文辞后面还有文辞,外面是一重,里面也是一重,那么诗人、作家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人的语言特性,把诗的语言,也分成两重,外面是一重,里面又是一重,达到言近旨远、言隐旨深、言似无而旨极丰呢?这样“言外之意”“含而不露”“言有尽而意无穷”等后来的种种文学语言的策略,不但从庄子那里取得资源,而且也从孟子这里获得启示。 0s/5ccHCbNXTaROYMLhOUAGcu7H8meBw/CIkDz2lAboxLVFxpSqrrBWxaSWPHc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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