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民同乐”与古典人文主义

孟子从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出发，在诗乐问题上提出“与民同乐”的进步主张。

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提出统治者一定要与民同乐，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同“犹”——引者注）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孟子说了三层意思：第一层，乐无古今，古乐好，今乐也不错。喜欢音乐乃人之常情。这一点，他与孔子的那种一味厌恶今乐“郑声”有很大不同，在音乐思想上，孟子的思想比孔子更解放。第二层，不论古乐还是今乐，作王的人只要治理好国家，使父子能相见，兄弟妻子能团圆（很低的要求），那么百姓就会赞成当王的人任意作乐，鼓乐也好，田猎也好，百姓都会欣欣然有喜色，对自己的王充满好意。第三层，王者最好是要与民同乐，如果能做到与民同乐，那么王者的统治就可以巩固。很明显，孟子在这里虽然还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说话，但以民为本的思想也很突出，在这一点上比孔子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思想，也大大前进了一步。值得指出的是，孟子的“与民同乐”的观念，作为他的原创性的文艺美学观点，其意义是巨大的。音乐、舞蹈、诗歌最初都属于下层的人民，但却被统治者抢去作为享乐的工具。孟子提出“与民同乐”，虽然还不是还艺术于人民，但认为人民与统治者在文艺娱乐上可以平等，这就富于人民性的因素，应该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

孟子认为，像忧与乐这些问题，人与人是相同或相通的。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作了老百姓的君王，而不能与老百姓同乐，这是不对的。能乐老百姓之所乐，老百姓也就以你的乐为乐了；能忧老百姓之所忧，老百姓也就以你的忧为忧了。你的快乐以天下老百姓的快乐为快乐，你的忧愁以天下老百姓的忧愁为忧愁，你的快乐、忧愁都关系天下，那么这样还不能称王于天下，这是没有的。前面所举的“与民同乐”的“乐”，是快乐的“乐”，不是音乐的“乐”。它是指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享受，当然其中也包括诗乐的享受。在这里孟子从人与人的忧乐相通的角度，更明确提出了“与民同乐”的思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孟子认为两者的理想关系应该是互动的。你乐民之乐，民也会乐你之乐。你不乐民之乐，民也不乐你之乐。

更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的“与民同乐”的思想有其“人性善”的哲学为基础，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这就是说，人性天生是善良的，人与人之间是有相通之处的，人与人要彼此尊重。而且孟子还揭示人性善有共同的生理感觉作为基础，他认为“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正因为人与人的感觉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对周围事物也就能做出同样的反应。自然，对美的事物，我们的审美感觉器官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这样，孟子就为他的“与民同乐”的观点，找出了理论的根据。因为不管你是君王还是老百姓，都是人，既然是人，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对美的事物，其中也包括对诗乐的感受也是相通的，那么作为君王要“与民同乐”也就很自然了。当然，孟子的这种说法从今天的角度看，没有区分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的不同利益支配下的不同知觉，是有不足之处的，但大体上还是能成立的。

生活于2000多年前的孟子，明确提出了君王要“与民同乐”的观念。他的观念具有人民性的因素，这是很了不起的。他的观念可以说又陈旧又新鲜。说它陈旧，是说他站在君王的立场为当时统治者的长治久安着想，他的思想够陈旧的了。但是，历史已经发展到21世纪，孟子说的话已经有2000多年了。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国家的领导人能够“与民同乐”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看来当年孟子的理想带有乌托邦的性质，是一种诗性思考，今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实现。

进一步，联系到文学的人文主义问题，我认为中国古典的人文主义发端于孟子的“与民同乐”的思想。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人是区别于动物的存在，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普通下层的“民”也是人，君王有人的知觉，百姓也有人的知觉，君王与民的知觉是相通的，所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同“嗜”——引者注）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就是承认无论什么人，对于味，对于声，对于色，都具有知觉的共同性。这样说，就把贵族的知觉与平民的知觉等同起来。而且说明人的知觉就是人的知觉，不是动物的知觉，也不是神的知觉。人文的色彩就十分明显。孟子的人文思想有相当自觉的性质，他相信人性本来是善的，人优越于禽兽，也优越于自然，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样的人具有普遍人性。这样，人乃天地之心，万物之灵，必然处于世界的中心。孟子对人的赞美，对人性的肯定，成为中国古代人文理想的典范。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篇，刘勰提出人与天地是“三才”，但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孟子的作为古典人文主义的理想终于转化为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LOENDd0zWdPCBmGwgqWrGdjp8pOiiJDEg17BxSN8LjNeD74QbpXloWqumTKa3u6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