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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民同乐”与古典人文主义

孟子从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出发,在诗乐问题上提出“与民同乐”的进步主张。

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提出统治者一定要与民同乐,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同“犹”——引者注)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孟子说了三层意思:第一层,乐无古今,古乐好,今乐也不错。喜欢音乐乃人之常情。这一点,他与孔子的那种一味厌恶今乐“郑声”有很大不同,在音乐思想上,孟子的思想比孔子更解放。第二层,不论古乐还是今乐,作王的人只要治理好国家,使父子能相见,兄弟妻子能团圆(很低的要求),那么百姓就会赞成当王的人任意作乐,鼓乐也好,田猎也好,百姓都会欣欣然有喜色,对自己的王充满好意。第三层,王者最好是要与民同乐,如果能做到与民同乐,那么王者的统治就可以巩固。很明显,孟子在这里虽然还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说话,但以民为本的思想也很突出,在这一点上比孔子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思想,也大大前进了一步。值得指出的是,孟子的“与民同乐”的观念,作为他的原创性的文艺美学观点,其意义是巨大的。音乐、舞蹈、诗歌最初都属于下层的人民,但却被统治者抢去作为享乐的工具。孟子提出“与民同乐”,虽然还不是还艺术于人民,但认为人民与统治者在文艺娱乐上可以平等,这就富于人民性的因素,应该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

孟子认为,像忧与乐这些问题,人与人是相同或相通的。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作了老百姓的君王,而不能与老百姓同乐,这是不对的。能乐老百姓之所乐,老百姓也就以你的乐为乐了;能忧老百姓之所忧,老百姓也就以你的忧为忧了。你的快乐以天下老百姓的快乐为快乐,你的忧愁以天下老百姓的忧愁为忧愁,你的快乐、忧愁都关系天下,那么这样还不能称王于天下,这是没有的。前面所举的“与民同乐”的“乐”,是快乐的“乐”,不是音乐的“乐”。它是指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享受,当然其中也包括诗乐的享受。在这里孟子从人与人的忧乐相通的角度,更明确提出了“与民同乐”的思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孟子认为两者的理想关系应该是互动的。你乐民之乐,民也会乐你之乐。你不乐民之乐,民也不乐你之乐。

更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的“与民同乐”的思想有其“人性善”的哲学为基础,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这就是说,人性天生是善良的,人与人之间是有相通之处的,人与人要彼此尊重。而且孟子还揭示人性善有共同的生理感觉作为基础,他认为“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正因为人与人的感觉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对周围事物也就能做出同样的反应。自然,对美的事物,我们的审美感觉器官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这样,孟子就为他的“与民同乐”的观点,找出了理论的根据。因为不管你是君王还是老百姓,都是人,既然是人,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对美的事物,其中也包括对诗乐的感受也是相通的,那么作为君王要“与民同乐”也就很自然了。当然,孟子的这种说法从今天的角度看,没有区分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的不同利益支配下的不同知觉,是有不足之处的,但大体上还是能成立的。

生活于2000多年前的孟子,明确提出了君王要“与民同乐”的观念。他的观念具有人民性的因素,这是很了不起的。他的观念可以说又陈旧又新鲜。说它陈旧,是说他站在君王的立场为当时统治者的长治久安着想,他的思想够陈旧的了。但是,历史已经发展到21世纪,孟子说的话已经有2000多年了。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国家的领导人能够“与民同乐”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看来当年孟子的理想带有乌托邦的性质,是一种诗性思考,今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实现。

进一步,联系到文学的人文主义问题,我认为中国古典的人文主义发端于孟子的“与民同乐”的思想。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人是区别于动物的存在,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普通下层的“民”也是人,君王有人的知觉,百姓也有人的知觉,君王与民的知觉是相通的,所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同“嗜”——引者注)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就是承认无论什么人,对于味,对于声,对于色,都具有知觉的共同性。这样说,就把贵族的知觉与平民的知觉等同起来。而且说明人的知觉就是人的知觉,不是动物的知觉,也不是神的知觉。人文的色彩就十分明显。孟子的人文思想有相当自觉的性质,他相信人性本来是善的,人优越于禽兽,也优越于自然,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样的人具有普遍人性。这样,人乃天地之心,万物之灵,必然处于世界的中心。孟子对人的赞美,对人性的肯定,成为中国古代人文理想的典范。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篇,刘勰提出人与天地是“三才”,但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孟子的作为古典人文主义的理想终于转化为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O8TJLuXaanVW4QVU9PZVzcS3BAp+YsO+gD75qaFw3vDiNoVaGkEsNQqicViX+J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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