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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体流动性：气、神、韵、境、味统摄文学的独特形式
在西方思想文化中，虽然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深刻思想，但这一思想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相反，倒是元素论长期统治西方的思想文化。特别是17世纪西方现代工业兴起并得到蓬勃发展以后，元素论思想统治各门学科，以至于成为人们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元素主义、逻各斯主义主宰了一切方面。直到在19世纪初，元素主义已经大大妨碍了科学的发展，这才重新去咀嚼亚里士多德的“整体大于部分的思想”，以整体论为特征的结构主义、系统论、现象学、格式塔心理学才逐渐兴起。西方的元素主义、逻各斯主义不能不影响西方的文论，对文学的元素分析很自然地成为一种理论时尚。像文学理论中的再现论、表现论、形式论以及相关的真、善、美等概念，都是偏重于对作品的审美特征的单纯的元素分析和逻辑分析的产物。
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一贯重视整体、朦胧、流动的特征，而较缺少元素分析和逻辑推理。中国古代先哲崇尚“道”，“道”是世界的本原。“道”的特征，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所谓“有物混成”，表示“道”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是一个先逻辑的整体。所谓“惟恍惟惚”，表示“道”是飘忽不定的、流动的。用庄子的话说：“‘道’未始有封”。尽管后来对“道”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把“道”规定为宇宙、世界的本原，是混一的，不可分的整体，它飘忽不定，具有不可言传的性质，是基本一致的。儒家也讲本原性，那就是“天道”，但“天道远，人道迩”，近的“人伦日用”可以说明白，但远的“天道”就难于言说了。受“道”这一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人认为对事物的元素分析是不太可能的，这样做不但不能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而且会因为孤立的分析而破坏了事物、远离事物本身。因此只有整体的直观的领悟，才能达到与事物的合一，才能统摄、把握事物本身。
正是在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中，中国古典文论所标举的气、神、韵、境、味等审美范畴，都具有整体流动性与不可分割性的特点。
关于“气”。“气”不是文学中一个元素，是笼盖整体的东西，诗歌所写的是事、情、理、景、物等，但“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是“气”，所写的一切都要“藉气而行”，才能使文学获得真正的生命。否则所写的一切不过是无生气的死物。换言之，“气”在诗歌中，不是那具体可感的可分析的事、情、理、景、物，而是弥漫于流动于诗歌整体中的浩瀚蓬勃、出而不穷的宇宙的生命的力，它根植于宇宙和诗人作家生命的本原。
关于“神”。中国文论也不认为它是诗歌可以分析的元素，而是流动于文学的整体并从象外、意外、言外显露出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新质。金圣叹把“传神”“写照”看作“二事”，认为“传神要在远望中出，写照要在细看中出”（《杜诗解》），所谓“在远望中出”就如同我们去看一幅油画，要后退数步，从远处望去，才能通过把握画的整体，见出画的“精神”。可见，“神”是一种整体性的东西。
关于“韵”。它也是流动于文学的整体使文学变得有情趣的东西。韵不能落实到某个具体的有限的情景上面，而是超越具体情景的无限悠远“整体质”。这一点，司空图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与李生论诗书》）形象真切、具体、可感，谓之近；而蕴含丰富、深刻，谓之不浮；情在言外，故称远，远者，悠远之韵的意思。而所谓“不尽”则是指远而又远的无穷之韵也。宋人范温也作了这样的规定：“有余意之谓韵”，“盖尝闻之撞钟，大声以去，余音复来，悠扬宛转，声外之音”。（《潜溪诗眼》）他的意思同样是，韵不是文学中一个因素，而是整体形象所显示出来的悠远感。
关于“境”的整体性特征就更明显。刘禹锡所说的“境生于象外”，司空图所说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都是指文学的整体形象（实境）又暗示出另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形象整体（虚境），它是虚实结合的产物，而无论是实境还是虚境，都以朦胧性、整体性为其特征，所以它“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
关于“味”。它的存在是在文学的整体中，不在个别的因素。这一点，宋代杨万里说得特别清楚，他在《颐庵诗稿序》中说：
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而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
把诗的词与意都去掉了，诗却还在，这话看起来不在理。但杨万里是说诗味根本不在词、意这些个别的因素上面，而是隐藏在词、意的背后的整体的形象中，就好像吃“荼”（一种苦菜），表面是苦的，但其深层的整体蕴含则是甜的。所以，文学的至味也要在把握了文学的整体后才能获得。
气、神、韵、境、味作为中国的审美范畴，都摒弃元素论，而以整体流动为美，以朦胧悠远为美。如前所在，中国古人所讲的“道”是一种非逻辑的整体存在，它在有无之间，却又至高无上。天地万物等都是由它生成的。这样就使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重视事物的元素构成，其思维方式是分析型的，他们思考问题总是由树木推及森林，重实证，而不屑于囫囵吞枣，甚至忽视整体把握。这种元素分析型的思维方式，必然使西方文论重视元素构成，并以元素构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也就可以理解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则像“悟道”一样，是直觉的、整体的，其思考问题是由森林而推知树木。这样的思维方式表现在以文学为对象的文论中，对整体情境的神会、领悟就显得十分重要，整体性、朦胧性也就更被强调。以整体朦胧为美是中华文论又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