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认为,以往全部教育都是无助的、站不住脚的、无重心的、带有矛盾价值的。这种教育为了维护既有的价值,为了维护平庸者,而反对特殊者和特立独行者。因此,它只能培养出一些被日常事务驱赶的庸人,培养出一些缺乏时间发现自己的“工作野兽”。
尼采认为,以往的教育是一种权力意志的隐蔽形式,表达了平庸者的权力意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批判以往的教育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规则而用一种转移、引诱、病变而毁掉特殊者的手段” ,而教化本质上是为“维护平庸者而建立反对特殊者的趣味的手段” 。
(1)现代教育灌输第二天性。
在尼采看来,毁掉一个年轻人的万无一失的方法,就是教他对那些与他思想相同的人比对那些与他思想不同的人评价更高。教育正是通过对年轻人的思想统制而达到维护既有规则,保护平庸者,反对特殊者的根本目的。
我们今天所受教育的目的在于给我们灌输一种第二天性:当整个世界都认为我们成熟了、长大了、可以信赖了,我们就获得了这种第二天性。然而,我们中间的少数几个人却完全能像蛇一样,在它所覆盖的第一天性发育成熟之后,蜕下这层第二天性之皮。然而,我们多数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源泉已经枯竭了。
尼采认为,现代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灌输一种“第二天性”。尼采这里所说的“第二天性”是什么意思呢?根据评判价值的来源和标准不同,尼采将价值观分为两类:亲生的价值观和收养的价值观。亲生的价值观极为少见,可谓凤毛麟角。它的价值评判标准来自评价主体的自身感受,它评判事物价值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事物使我们感到愉快或不快的程度。与之相反,收养的价值观最为常见,其价值评判的标准来自外部。由于害怕,我们假装这些价值标准来自于我们自身,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这种假装,这些收养的价值观最后就变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
事实上,第二天性导致一种驯服和温顺的性格,这是一种让社会感到可信赖、有安全感的某种东西,但却是枯竭生命之源的某种东西。用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的话讲,这种第二天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驯服、温顺的性格,正是现代教育“规训和惩罚”的结果。
关于“第二天性”柏拉图也曾有过相关的论述。柏拉图认为,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一旦学生沾染上某种不良因素,形成了某种坏习惯,就会像羊毛在染缸中着了色一样再也难以恢复其本色了。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要防止学生沾染上不良习性,培养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与柏拉图不同,尼采决不会将形成习惯看做教育的功能,相反,他更加强调教育的解放功能,强调对于习惯禁锢的突破。尼采反对现代教育只是一味地延续既有的价值秩序,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没有创造能力的“复制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批判以往的教育只是“繁殖的继续”,并且往往是对繁殖的一种“追加的美化”。
然而,在尼采看来,现代教育对于第二天性的成功灌输,却有力地覆盖了人的第一天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幸运地在第一天性发育成熟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掉第二天性的不良影响。但是,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天性都会被永久地泯灭掉,他们的生命之源已经枯竭了,对他们而言,教育所灌输的第二天性已经变成了“第一天性”。
(2)现代教育无暇顾及真理问题。
尼采发现,现行的德国教育制度无能于反思教育的根本性问题,无能于就教育本身的真理性问题发问。在尼采看来,包括“教育到底在做什么?教育为什么要这样做?”等这些问题都是教育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关于教育的真理性问题。然而,现行的教育制度对这些问题无所用心、无暇顾及,根本不就此类问题发问,更不教授此类问题,而只是致力于忠实地、高效地传授既定的教育内容,完成既定的教育任务。
“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到底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既不教授也不提问的真理问题;我们对此无暇顾及。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有时间跟孩子们扯淡而不是告诉他们真理,在女性——不久将要为人母亲的女性——面前甜言蜜语而不是告诉她们真理,和年轻人一起憧憬他们的未来和他们的乐趣而不是告诉他们真理——我们做起这一切来从来就不缺时间和兴致!……真理对我们来说似乎无关紧要。——“你所说的不无道理;但是,连这个问题问也不问,表明我们尚未染上某种骄傲;我们的教育不教人们以骄傲。”——因而更好。——“真的?”
面对尼采的质疑和批判,现行教育制度的辩护者争辩道:之所以不就教育的真理性问题发问,乃是因为现代教育从不教人以骄傲,这也表明现代人尚未染上某种骄傲。在尼采看来,不教人以骄傲恰恰是现行教育制度的一大弊端。不教人以骄傲的教育是一种奴性教育,只能培养出顺从者,而不可能造就出创造者。用尼采的话讲,这种教育制度只能把人类变成一堆细小、绵软的“沙子”!小小的、圆圆的、软软的、一眼望不到边的沙子!在这里,尼采是用沙子来形容现行教育制度所塑造出来的没有个性、没有棱角的庸众,这些人像沙子一样任人践踏,任人踩在脚下,只能给人一种绵软的舒服感。
尼采还发现了德国所有教养和教育所存在的另一个通病,那就是“没有人学习,没有人教授,也没有人希望忍受孤独” 。现代社会将孤独视为一种社会瘟疫,避之唯恐不及。与这种社会环境相适应,现行教育制度同样回避和排斥孤独,既没有人讲授孤独,也没有人学习孤独,更没有人希望忍受孤独。
在尼采看来,孤独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强者而言,孤独是生命的兴奋剂;对于弱者而言,孤独是生命的致命毒药。正因如此,尼采认为,孤独是强者的特权,能够忍受孤独,安享孤独,是强者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商业文化充斥的消费时代中,能够安享孤独不啻是对抗喧哗、浮躁、忙碌的一剂良药。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应该教人意愿孤独,学会忍受孤独,安享孤独。
除了主张教育要教人学会孤独之外,尼采还主张教育要使人学会沉默。在他看来,沉默使人更具激情。尼采认为,如果一个人整整一年保持沉默,那他就学会不再闲聊,而只是演讲。在他看来,正是沉默造就了毕达哥拉斯派,使他们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最好的政治家。
在尼采看来,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教育造就出一些没有真正的创造能力,被日常事务驱赶的工作野兽。这些人整日忙忙碌碌,但却从来没有时间坐下来为自己选择一条适合于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日用人”。
(1)被日常事务驱赶的人。
尼采认为,现代教育只能造就一些被日常事务所驱赶的可怜的家伙,而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真正创造性的人物。19世纪后期的尼采就已经发现,居住在世界政治的大都市中的那些年纪轻轻、聪明伶俐、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受现代社会教育的误导,已经永远失去了真正的创造的能力。他们整天都在被日常事务所驱赶,就像狂风在驱赶秕糠一样。然而,他们自己却认为是他们在驱赶日常事务!所以,尼采感到他们特别的可怜和可悲。
这些受日常事务驱使的人有一个重要的表现,那就是他们非常喜欢关注那些总是在不断地发生着的日常琐事,并且不放过在任何事情上发表意见的机会。他们总是在打听,总是在插嘴,总是在饶舌,如此翻云覆雨,兴风作浪,并因此以为自己是时代发展和历史航船的操纵者。事实上,他们已经失去了任何的创造能力,只是一些被日常事务所操纵的没有个性和创造性的人。
无论你们是多么渴望伟大的作品,孕育的深刻沉默决不会降临到你们的头上!日常事务驱赶你们有如驱赶秕糠,你们自己却认为是你们在驱赶日常事务——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一个人要想在舞台上充当主角,就不应该留心合唱,甚至不应该知道怎样合唱。
我们不得不说,尼采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教育问题的洞察是十分准确的,是具有极为深刻的预见性的。事实上,除了受到日常事务的驱赶外,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大众传媒的驱赶和控制。当今社会中的许多人如果一天不上网浏览信息,就会感觉不安和心慌。曾几何时,当电视成为家用电器,进入千家万户时,教育家们担心人们会在电视影像节目的长时间影响下,丧失阅读和思维能力。因此,他们大声疾呼,呼吁人们每天关掉一会儿电视,一家人在一起读读书,讲讲故事,或者听听收音机,以便防止因长时间观看电视而导致人们的思想变得平面化、碎片化和浅薄化。现在看来,当时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今天,人们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普遍下降已经成为世界教育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
然而,比起网络对于人们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所造成的影响,电视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网络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资讯便利的同时,更为严重地影响人们的思维和判断能力。可以说,随着网络的普及,由电视带来的危险会进一步加剧。根据尼采的观点,在这种社会环境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很难会渴望深刻的思想和伟大的作品,即便他们渴望,孕育的深刻沉默决不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因为,他们在社会教育环境中已经成了一个信息的浏览器,失去了真正的创造能力。如何控制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传媒对人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现代教育所面临的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2)缺乏时间发现自己的日用人。
尼采认为,安全被现代社会奉为最高的神明,而任何个人性的东西都是威胁社会安全的潜在因素。因此,工作就成了消除个人性,维护社会的安全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尼采看来,现代社会中的年轻人既不缺少个性,也不缺少才能或者勤奋,然而,他们却从来都没有时间坐下来为自己选择一条发展道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在于,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作的时代,这些年轻人整日埋头于高强度和长时间的工作。工作给每一个从业者都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它几乎耗尽了每一个从业者的神经能量,使他的理性和独立意识几乎没有机会成长,并将他的一切反思、规划、梦想、爱和恨的冲动都统统压抑和泯灭掉。
这些被套上了工作枷锁的年轻人彻底丧失了他的个性和才能,只会两只眼睛盯着工作为他树立的眼前的目标,享受着工作给他带来的容易的、廉价的和经常的满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尼采指出,“一个充满了不断的紧张工作的社会也是一个更为安全的社会” 。工作就这样充当了现代社会最好的治安警察。一方面,那些原本有个性、有才能的年轻人整日忙于紧张的工作,无暇思考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另一方面,从童年时代开始,他们就已经习惯于接受某个别人为他们指出的道路。因此,当他们长大成人后,就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工作野兽”了。
人们利用他们,偷窃他们,训练他们每天把自己用完一次,并把这看做一种责任——现在,离开了这种责任他们就无法生活;他们不希望改变这种责任。对于这些可怜的工作野兽来说,唯一不能剥夺的就是他们的“节假”——在一个工作过度的世纪,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这种闲暇理想的;只有在“节假”里,他们才第一次重新变得像动物一样悠闲、喜欢和冒傻气。
在尼采看来,在一个工作过度的时代里,年轻人都被训练成了“日用人”,成了“工作野兽”。就像充电电池永远在重复“放电—充电—放电”的循环过程一样,“日用人”每天都被迫在紧张的工作中把自己用完一次;正像充电电池的电量永远不能积累和增加一样,“日用人”也无能于生命力的累积和提高,只能落于浅薄和平庸。久而久之,他们还会对这种过度的工作状态产生一种严重的精神依赖,并害怕改变这种状态。
针对工作时代和消费时代对于年轻人成长所造成的种种不利影响,尼采教育年轻人要勇于选择新的生活,并且提出了新生活的两个原则。第一,年轻人应该朝着最可靠、最有根据的方向去安排生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朝着最不可及、最难以确定和最让人想起天际浮云的方向安排生活。第二,在最终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向之前,年轻人应该排列先后次序,分清什么是紧迫的或不那么紧迫的,什么是可靠的或不那么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