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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后现代”理论的流行，“东亚智慧疗治现代病”这一论题不时出现在海内外学术界。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前瞻性的论题，但又是一个特别需要强调历史主义的论题。在涉及此题旨时，有一要义不可忽略——东亚智慧作为古典整体思维的产物，所潜藏的只是克服现代病的某种启示（正因为是“潜藏”，故有待今人去“开掘”、“阐扬”），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疗治现代病的现成解决方案和操作手段。
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在东亚智慧的发展历史上，并未创建过人与自然、人与人全面和谐共处的黄金时代。
以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层面为例，东亚智慧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依正不二”等观念，对于现代人克服人与自然两分对立观念，是富于启迪意味的。然而，这些观念其原始义是讲人处天地间的超越态度，并不是正面探讨人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依正不二”固然洋溢着综合的、生机主义的智慧，但在这类理念诞生并流传的东亚世界，因理念本身的弱点和工具理性不发达，并没有普遍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未能在实践上解决发展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生态的矛盾问题，实际情况却是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其基本原因，是人们未能摆脱对自然的盲目性，人们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直有意无意地损伤自然、破坏环境。农耕文明持续几千年，并且长期处在对自然的盲目开发状态中，因而农耕文明，尤其是使用青铜器或铁器的高级农耕文明，给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其程度是不应低估的。
以中国的黄河流域为例，其在三四千年前曾经是森林繁茂，麂鹿成群，气候温润的地带，正如《诗经·大雅·绵》所描绘的黄河支流渭水流域一带“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周原一带水草丰美，堇荼这样的野菜也有甜滋味），但经过数千年破坏性的农业垦殖，黄河流域变得童山兀兀，沟壑纵横，水土流失极端严重，整个黄河的中下段已成河床高于两岸地平面的“悬河”，夏季常常出现长达数十天甚至百余天的断流。又如，中美洲曾经在8世纪前后几百年间繁荣一时的玛雅文明，后来戛然中绝，其原因之一便是玛雅人的无限制垦殖，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加之玛雅人好战嗜杀，终于致使这一文明在13世纪前后灭亡，“只在大雨连年的尤卡坦森林里留下了它的伟大古城的遗迹来纪念它的存在”
。至于权势者出于穷奢极欲，广修宫室、坟墓，不断巨额耗费自然资源（森林首当其冲），其危害性更为迅疾。唐代诗人杜牧（803—852）抨击秦始皇暴政的名篇《阿房宫赋》所云“蜀山兀，阿房出”，绝非一朝一代的特例。此外，战乱焚林毁堤的惨况，在古代中国也层出不穷。较为经常起作用而又少为人所谴责的，则是人口增加导致土地过度垦殖，使中国的生态在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阶段恶化速度渐增，森林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面积消失，曾经林木草场茂盛的黄河河套地区的沙漠化，都是突出表现。
中国的自然生态严重破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汉以降农耕人在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两路开垦农田，造成森林、草场的毁坏，导致大面积盐碱化和沙漠化。日本作家井上靖（1907—1991）曾创作一系列古代西域系列题材小说（名篇有《楼兰》、《敦煌》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井上靖得以两次到河西走廊观瞻，三次去塔克拉玛干周围地区游览，他后来在西域小说集的序中说：
有许多人询问我，到这些地区去旅游，有何感慨。我目睹了作品舞台已经全部湮没在流沙之下，沧海桑田，确实令人感慨万千。
中国西北地区一系列绿洲终于被漫漫黄沙所淹没，并非始于工业文明时代。早在农业文明时期，主要是高级农耕文明时期，生态的恶化已经愈益加快步伐。这提示我们：不要把产生“天人合一”、“依正不二”理念的农业文明加以美化，那并不是一个“桃花源”式的黄金时代。那时的人类由于生产力落后和认识的局限，不可能克服对自然的盲目性，在愚昧和贫困两大病端的逼迫下，自然生态的被破坏，已经频频发生，不过规模和力度不如现代工业文明而已。因此，某些“回归主义者”主张的退回前工业时代，绝非人类文明的正途。
就现代世界而言，也并非工业越发达的地区环境问题越严重，相反，第三世界地区由于人口压力和初级工业化滥用资源等因素的作用，生态环境正在急剧恶化，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非洲的拉各斯，亚洲的加尔各答、孟买、北京、兰州等城市都存在着极尖锐的污染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工业化初期的生态恶化之后，时下的生态环境则进入良性转换阶段，如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因工业污染而成为没有鱼类的河道。20世纪中叶以来，经过治理，泰晤士河变得洁净，两岸垂钓者每每能获得肥硕的鲑鱼。美国的老工业城市匹兹堡曾以空气污浊闻名，现在已是世界上生存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这都说明当现代人在理念上实行调整之后，便有可能将科学技术的伟力应用于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中，使古代“天人合一”、“依正不二”的美好理想，逐步转化为可操作的现实。
就人与人、人与社会层面而言，东亚智慧重视人伦，肯认道德自觉，形成一种对人生目标的公正概念、宽容和深思的精神和平，具有很高的德性价值和美学价值。这也是东亚智慧吸引一些西方哲人之所在。中国固有的仁学传统承认人的独立意志，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精神，以及在社会规范中主张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等，都闪烁着人本精神的光耀。然而，东亚智慧并没有寻觅到普遍维护民众人格独立、社会公正的制度保障，社会长期运作的却是“轻视人类，使其不成其为人”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束缚下，广大民众的自由被剥夺，一些起码的生存权利被禁绝。同时“尊尊”、“亲亲”的宗法积习又妨碍法制的推行，“官本位”、“任人唯亲”更成为沿袭至今的痼疾。这些问题的克服，当然有赖东亚智慧内部健康因素（如“五伦”互动观）的发展，但尤其需要借助现代文明的强劲力量，其间西方智慧的补助，也是必不可少的。就伦理层面而言，东亚智慧中发扬道德义务及社会责任心，与西方强调公德、个人权利、公平竞争原则，应当互补共存；东亚伦理“成圣成贤”的修养论，需要西方文化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公民意识的补充。
20世纪形成全球现代化大趋势，其间又显露出纷繁错综的多元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格局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种文化的多元走向，绝非诸极间自我封闭、彼此不相往来，而是互为依存、息息相关，呈现多元互补、百川赴海的态势，这正是中国先哲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的“一”与“多”矛盾统一的状态。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足进展，“未来将是‘中国时代’”（美国知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语）、“‘中国时代’将提前到来”（韩国李泰勋语）之类言论不断冲击我们的耳膜。如果从经济总量而论，中国在21世中叶步入世界顶尖，是有可能的，在这一意义上把未来称为“中国时代”未尝不可，但笔者不敢苟同“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估量，也不赞成“世界的未来要靠中华文化去拯救”的提法。因为，“中国时代”、“中国世纪”的命题容易坠入文化一元论的泥淖，与19世纪以来的“欧美中心主义”属于同一思维模式。而世界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多元要素的“和而不同”才是真实、合理的发展前景。
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运用经受现代文明洗礼、筛选和磨砺的东方智慧，提供一种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东方视角，并对既往的文明史作出富于创意的诠释。这种东方视角非但不排斥西方视角，而且给予西方智慧以充分的同情理解，并与之相互补充，相互增益，从而使我们的历史观因为获得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的双重滋补，成为一种平衡发展的、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观。这种努力或许可以较为深刻地剖析人类文明，为已经赢得巨大进展而又患着“现代病”的今日世界提供精神疗治的灵感之源。这样做，不仅有益于东方人，而且有益于西方人，归根到底是对全世界的一种贡献，因为世界文明本来就是一种多元互动的过程，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将在这一过程中并行不悖、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