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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字古典词，“国学”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如《周礼·春官·乐师》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此处的“国学”，指中央之学、朝廷之学，与地域性“乡学”对应。隋唐以降科举制确立，设立于京师的掌管国家教育的机构（同时也是最高学府）称“国子监”，又谓“国子学”，简称“国学”。总之，在古代，“国学”略谓国家设立的学校。
时至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为着与来自西洋的“西学”相区分，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国学”一名出现。如江户幕府时期（1601—1868）的日本人，自18世纪起，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汉学（从中国传入）、兰学（从欧美传入，19世纪扩称洋学）、国学（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国学”一名，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1902年梁启超（1873—1929）撰文，以“国学”与“外学”对应，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梁氏曰：“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5年国粹派邓实、刘师培等创刊于上海的《国粹学报》，公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宗旨，这里的“国学”意为“国粹之学”。该刊发表章太炎（1869—1936）、刘师培（1884—1920）、陈去病（1874—1933）等人的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方面文章，宣传“爱国、保种、存学”，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自此，中国人开始在“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意义上使用“国学”一词，为“国故之学”的简称。所谓“国故”，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此前清人多有用例，如魏源（1794—1857）认为，学者不应迷恋词章，学问要从“讨朝章、讨国故始”
，这探讨国故的学问，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
经清末民初诸学者（章太炎、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黄侃、陈寅恪等）阐发和研究，国学所涉领域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史、哲相当，但凸显了中国固有学术的内容，自有其存在与发展的根据。
20世纪初流亡日本的章太炎，于1906年在东京成立“国学振起社”，以“振起国学，发扬国光”为宗旨；同期又成立“国学讲习会”，以“昌明国学”，讲授“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章氏著《国故论衡》，分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具体展现作为“国故之学”的国学的基本内容。章太炎在一封书信中讲到提倡国学的缘由：
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
认为民族精神的勃兴，就像种庄稼，需要灌溉，而“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的国学，便是灌溉之源泉。章太炎两度倡言国故之学：一次在清末排满革命之际，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抵抗日本侵略之际，都是试图以国文（语言文字）、国史（历史地理）、国伦（伦理道德）等国学内容激发大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本位精神。
如果说章太炎等“有学问的革命家”倡导国学是着眼于激发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那么，20世纪20年代开始倡导“整理国故” 的胡适（1891—1962），则更多的是从学术上树立与“西学”彼此对应、相互启发的“国学”。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给“国学”下定义：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
胡适反对将“国学”与域外学术对立起来、孤立开来，而力倡与域外学术作“比较的研究”，主张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从古今中外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是一种着眼于学院式研究的国学观，同时也是一种对西学开放的国学观。
自20世纪初叶以来，“国学”之名在中国已经流行百年，其内涵大约包容章太炎、胡适倡导的那两层含义，是一个在学术界、教育界使用渐广的概念：某人研习中国传统学术有成，便被称为“国学家”；博学精研，成就斐然者则尊之“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等人荣膺这一称号。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所传习之“国学”即如上义。而清华国学研究院原拟聘请的导师有章太炎，章因故未应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1892—1982）。梁的博大，王、陈、赵的精深，皆一时之选，堪称“国学大师”。
中国素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而现行高等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科体制，高度分科化，此法有利有弊。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有人主张打通文、史、哲壁垒，于是便有综汇传统学术的“国学课”的设置，武汉大学依此旨开办“人文试验班”、“国学班”，前后已历十载。近年中国人民大学还专设“国学研究院”，效仿者不少。这些做法都是试图在综合式的“国学”名目之下，开展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整理、研讨和创发。
我不赞成将国学限定于儒学，国学包括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方面面，儒、释、道及其他诸学均在其内。唐代开始形成“三教共弘”格局，儒、释、道分别发挥自身功能，所谓——
以佛治心
以道治身
以儒治世
三教达成互动共济的文化系统。而“三教共弘”正是国学的基旨。
儒、释、道三教都有丰厚的内涵，仅就儒家而论，所涉便十分繁富。儒家最基本的经典是成之先秦的《诗》、《书》、《礼》、《易》、《春秋》，它们均有漫长的产生、演变、定型的复杂过程，至汉武帝（前156—前87）时有“五经”之称，武帝采纳公孙弘（前200—前121）议，设“五经博士”，博士专掌经书的训解、阐述和传授，“经学”成为汉以下诸王朝的正统学术，“五经”则为历代的“圣经”。“五经”中的《礼》又分为“三礼”：《周礼》（约成书东周），《仪礼》（成书东周末年），《礼记》（成书周秦之际）。《春秋》有三种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
以“五经”为基点，汉唐以下又演出“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
汉代推崇孔子，《论语》入经；推崇孝道，《孝经》入经，二者连同“五经”，并称“七经”。唐代科举取士，明经科加入“三礼”及“春秋三传”，连同《诗》、《书》、《易》，并称“九经”。南朝宋，合《论语》与《孝经》为一经，连同“九经”并称“十经”。唐文宗（809—840）刻石经，将《论语》、《孝经》、《尔雅》单列为经，连同“九经”，并称“十二经”。宋代提倡思孟学派，将《孟子》入经，连同“十二经”并称“十三经”。
至于道家的经典《老子》、《庄子》等，佛家的经典《佛经》，还有墨家的《墨子》、兵家的《孙子》，等等，都是国学经典，共同构成国学的渊薮。
以上所言之“国学”，大体是在胡适的“国故学”意义上，把“国学”作为与“西学”相对应、相比照的一门学术加以研究，在考察的对象、范围上，与欧、美、日的“汉学”、“中国学”有近似之处，在研究方法上也彼此互动，不过，“国学”是中国人对所研讨的本国学术的称呼，“汉学”、“中国学”则是外国人对所研讨的中国学术的称呼。
近年来，有的社会教育机构高张“国学”旗帜，提倡少年诵读经典，一些学人则利用大众传媒讲论古典，意在突破传统学术讲习的学院式门墙，以“国文”、“国史”、“国伦”对国人实施人文知识普及与伦理教化，竟然一时洛阳纸贵，颇受大众欢迎，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专业研究者从学术规范角度提出的批评。平心而论，讲习国学受到欢迎，显示了国学的感召力，反映了社会对它的渴求；遭遇批评，则有益于讲者和听者学术水平的提升，推动人文素养的上扬，故两者皆为好兆头。这样一种对国学的倡导，与胡适式的书斋国学颇相差异，而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章太炎式的国学运作模式的复归，即试图以国学滋养国人的智性与德性，特别是激发国人的爱国心、道德感，以因应现时代渐次发生的信仰危机、道德沉沦等社会问题。国学讲习由此汇入现实的人文教育规范，不再仅仅是“象牙塔”中事。
对于“国学”在大众教化意义上的展开，似宜持谨慎的肯定态度。
之所以应予“肯定”，是因为在中国渊富的学术文化中，包蕴着多层面的精神资源，诸如：
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
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政治哲学
和而不同、互动共济的和谐理念
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精神与物质兼顾的文明观
好学、善学的重教传统
诸如此类的中华元典精义，历千百年仍光耀万丈，经过现代诠释，可以转化为救治“现代病”的良药、滋养今人心田的营养。故我们有理由期待国学在人文教化方面取得实绩，并在国学普及进程中，实现古今推助、雅俗共进，开辟国故之学发展的新生面，以有益于众生。
然而，我们又必须“谨慎”，昌明国学，切勿抱残守缺、视“国渣”为“国粹”，任沉渣泛起。即使是“国粹”，也有一个古今推衍、现代诠释的过程，不可生吞活剥、食古不化。昌明国学，不能夜郎自大、唯我独尊，排斥异域学术。健康的国学，应当古今贯通，后浪逐前浪，切忌以古蔽今，开历史“倒车”；健康的国学，应当开放胸襟，吸纳外域英华，在学术本体与方法诸层面，都要与异域学术既相辩难，又相吸取，在互相比较、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会中，达成新的综合与创造性转换。
宋人张载（1020—1077）在《正蒙·大心》中把国故之学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前者指通过感官接触外物获得的知识，约为智性知识；后者指通过内心修养参悟出来的知识，约指德性知识，唐人韩愈（768—824）谓：“教诲于国学也，严以有礼，扶善遏过。”
强调国学在养成“德性之知”方面的功能。此种分类自有道理，却又不必截然分作两橛。国学讲习应注意于二者的兼顾与互动，一方面介绍基本的国学知识（语言文字、典籍、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典章制度等）；另一方面又彰显国故之学蕴涵的大义，把“小学”功夫与“大学”授受结合起来，达成“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水乳交融。德性之知当然有赖智性之知的浇灌，但二者不能替代，有些学识广博者德性并不高，而有些文化水准较低者蕴涵着丰厚的德性。故德性之知的获得，并非单凭知识传授，还自有生成机制。
对于健全的国学讲习，我们乐观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