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由“硬”、“软”两方面汇总而成。国土面积、资源总量、军事实力、财力物力(“GDP”为其表征),是刚性的“硬实力”;价值观影响力、道德感召力、意识形态说服力、外交吸引力等则是柔性的“软实力”,而文化是软实力的构成要件和灵魂所在,故人们往往称为“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之说古已有之,《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便是讲“软实力”的威力,刘邦的汉军以“四面楚歌”瓦解项羽的楚军斗志,则是“软实力”制胜的例证。而把“软实力”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却是当代美国人率先所为。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续有关“软实力”重要性的论述。美国前任国务卿赖斯说:“比军事实力甚至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同情实力和希望实力。”这种对“软实力”重要性的强调与诉求,当然是美国维持世界警察、超级大国地位的一种努力。中国并不追求做称霸全球的超级大国,但日益上升为世界大国,则是不争的事实与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崛起为世界大国,不能单靠硬实力,不能陷入“唯GDP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而在强调“软实力”之际,我们也要预防“文化决定论”抬头。这样讲绝非无的放矢,因为我国有“文化决定论”的传统。古远的不说,以近代而言,清廷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分化出顽固派与洋务派,而顽固派便坚执“文化决定论”,认为中国虽然武器(即“硬实力”)不如人,但文化(即“软实力”)高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便可立于不败之地,结果却一败于英、法,再败于日本,丧权辱国,教训惨痛。
必须依凭“硬”、“软”两种力量的合力,成长为协调发展的健全巨人,切勿变成跛足巨人。软实力要得到硬实力的支撑,硬实力需要软实力为奥援。而文化产业便是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美国的软实力依靠“三片”:大片、芯片、薯片。这三片都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支的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提出“文化工业”概念,指在大工业时代,文化品大量复制,成为奴役工人阶级的手段。阿多诺1980年在《启蒙辩证法》中从批判角度首用此语,以后费斯克加以反驳,申发文化产业的积极意义。我们今日强调,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变文化资源大国为文化经济强国。
“文化软实力”的形成绝非一蹴而就的短期工程,它是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期的文化积淀经由现代转化方渐次建立起来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等理念构成今日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精神内核,它们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与外来优秀文化相互涵化,并且实现创造性现代转化的产物。故“软实力”的建设,一要开源(开掘民族文化的源泉);二要引流(吸纳异域文化的营养),三要创新(实现创造性转化)。
我把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称为“中华元典精神”。元典时代大约相当于东周,中华文化元典——《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及《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著作,都在此间脱颖而出。这批典籍初步建立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公理体系和思维模式,诸如“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兼内外”的和合融通精神,祖述尧舜、型仪先王的重史传统,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更易演化观,通变易、守圜道、和而不同、重民、恤民的民本主义,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的实用理性,以及经世风格、忧患意识,等等,穿越数以千年计的日月韶光,对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发生深刻影响,并构成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