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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达摩一系是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禅学宗派之一，其活动范围也是最大的，遍及大江南北，四方三国。由于达摩后来主要活动于北方，是故达摩禅宗被认为是北方禅系，对其在南方活动的情况重视不够，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达摩大师本人不仅在南越（今广州）登岸，还在南方传法十九年。由于《宝林传》和《景德传灯录》没弄清达摩来华的确实时间，误认为梁普通八年（527）丁未岁就是达摩始至之时，使得后世产生了达摩只是匆匆过境、在南方并未停留多久的错觉，而且由此造成了达摩在华只有九年的假象。
总之，达摩绝不可能于梁普通八年（527）始至，僧传“初达宋境南越”是正确的。据此达摩初到南方便停留了十九年之久，虽然由于史料缺乏，对这期间达摩具体的传法活动记载很少，但他并非匆匆过境却是不争的事实。
达摩与求那跋陀罗（394—468）的关系值得重视。求那跋陀罗由“遇见阿毗昙杂心”而“深崇佛法”，故达摩早期的著作《杂心论》为其学佛之诱因，他在印度是否曾从学于达摩不得而知，但在晚年在中国得遇大师肯定让他倍感惊喜。两人不仅是相遇，可能还有较多的交往。达摩后来虽在北方传授禅法，却明确宣布支持南朝求那跋陀罗译的四卷《楞伽经》，对于当时在魏国势力很大的菩提流支的十卷译本不予采纳，这肯定不是一个随便的选择。四卷《楞伽经》的翻译是很严肃认真的，“后于丹阳郡译出《胜鬘》《楞伽经》。徒众七百余人。宝云传译，慧观执笔。往复谘析，妙得本旨。”
是故此经是求那跋陀罗与宝云、慧观三人合作翻译的，其中精通梵文的宝云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相互商议，往复讨论，故文理克谐，妙得经旨。慧观、宝云都是佛陀跋陀罗的弟子，因而都属于达摩系统。净觉在《楞伽师资记》中记载求那跋陀罗的大段法语，肯定不是毫无根据的编造，很可能采用了当时流传的禅宗史书《扬楞伽邺都故事》。求那跋陀罗虽然不可能是达摩的老师，但也是早期禅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达摩与神僧宝志的关系也值得研究。《宝林传》卷八记载了宝志在监修高座寺时与寺主灵观的对话和谶语，《祖堂集》《天圣广灯录》因之。据《天圣广灯录》卷六：
寺（时）志公修高座寺，谓寺主灵观曰：“名灵观否？”
答曰：“凡情不测。”
志公曰：“从西有大乘菩萨，今入国中，非久而出。”听吾谶曰：
“仰睹两扇，低腰捻钩。九鸟射尽，唯有一头。
至即不至，要假须刀。逢龙不住，遇水即逃。
灵观闻已，默而志之。
”
《天圣广灯录》卷六之末又载：
志公尝有言曰：“帝遇而不遇也，此是传佛心印，即观音身也。”
由于《宝林传》等坚持达摩梁时始至，故记事多有错谬，但言达摩与志公有所交涉是不错的。志公监修高座寺不知何年，要之肯定在天监十三年（514）入灭之前，这就充分显示了普通八年（527）来华说的荒谬。
志公以为达摩为观音再世，大士化身，是传佛心印的祖师，足见他对达摩相知之深。非但如此，宝志与达摩应有更深的因缘。据《高僧传》卷十：
释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为和上，修习禅业。至宋太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语，始若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记。京土士庶，皆敬事之。
值得注意的是，宝志初显异状之时，恰是达摩来华之始。前文已述，达摩于宋泰始三年（467）来华（也有可能更早），恰在泰始之初。从宝志的行迹来看，像是一个标准的头陀行者，只不过是不在山间、而在闹市而已。其留发、持锡杖、跣行，种种作为，与后世习见的达摩形象极其相似，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
由此可以做一个大胆假设，即志公的行迹忽变与达摩的指点有关，他接受了达摩的头陀行，但又有大胆的变革，即行之于都市，不限于山野林间，这种做法自然给人以新奇甚至不可思议的感觉，乃至有危行动众之嫌，不过志公行之不疑，体现了达者的胸襟和风范。志公于齐建元间（479—482）始示异迹，分身数处，暗示吉凶，这应当是他受达摩多年指教，行之有效，故得神通。
对于志公的神异行为，齐王室是又敬又怕，武帝曾经以“惑众”的罪名将之关进狱中，在他坐牢时，文慧太子和竟陵王萧子良又送食于他，看来王室内部在如何处置他方面意见不一。由于他在狱又示异迹，武帝最终还是将他释放出来。后来他多次分身数处，预事必中，又通他心，是以朝野僧俗都事之如神。然而朝廷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时禁其出入。直到梁朝建立，开明且崇信佛教的梁武帝才解除了对他的禁令。
齐武帝对宝志的态度不知是否影响到达摩。达摩于齐永明四年即北魏太和十年（486）渡江北上，或许与此有关。因为神异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因此扩大影响，也有可能为此受人猜忌，是故达摩本人虽有神通，却很少示现。
宝志是否为达摩弟子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在后世禅门看来，他确实是禅宗中人，从《景德传灯录》收录的宝志的著作来看，与禅宗的作品几乎毫无二致。
总之，达摩最初在南朝传法的十九年，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所传弟子可能不是很多，至少后世有明确记载的很少。他不得已北上，将活动的重心移向北朝，在嵩洛一带传授禅法。
虽然达摩在南朝的传法不一定特别成功，但达摩一系在南方的发展却是连续进行的，甚至在达摩本人来华之前，他的弟子就已经开始在此活动了。据《高僧传》卷十一：
释慧览，姓成，酒泉人。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览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仍于罽宾从达摩达比丘谘受禅要。达摩达曾入定往兜率天，从弥勒受菩萨戒。后以戒法授览。览还至于阗，复以戒法授彼方诸僧。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后移罗浮天宫寺。宋文请下都止钟山定林寺。孝武起中兴寺，复敕令移住，京邑禅僧皆随踵受业。吴兴沈演、平昌孟
，并钦慕道德，为造禅室于寺。宋东大明中卒，春秋六十余矣。
慧览在达摩来华之前便在南方传授禅法。他先到四川，又到广东罗浮山，最后被宋文帝请到京城，先住钟山定林寺，后住中兴寺，京邑禅僧皆从之受业。可以说，慧览的传法基本上是成功的，既受到朝廷的支持，又得到名士贵族的尊崇，京城一带的禅僧都拜其为师，成为京师禅学领袖。
慧览在罗浮山天宫寺的传法尤其值得重视。罗浮山自晋单道开以来，便成为佛教名山，很多高僧于此住锡。慧览使此山与禅宗结下不解之缘，后来三祖僧璨临终之前到罗浮参访，神秀等人也曾到山，这足以体现了慧览于罗浮的结缘在开创广东禅宗方面所作的贡献。
慧览的成功是不是达摩决心来华的动因之一，难下定论，在慧览于东大明中（457—464）去世后不久，达摩本人便来到中国南方，这不一定只是一个巧合。达摩虽然离开了南方，但他并没有忘记这里，更没有想到放弃南朝。是故在他离开不到十年间，他的弟子僧副便自北而来。
关于僧副与达摩的关系问题，部分学者如杜继文先生等表示怀疑，以为“不论从僧副的经历，还是从其禅法内容看，与菩提达摩都不甚衔合，这个达摩或另有其人”
。因此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说明。
僧副为太原祁县人，他性爱定静，寻师访道，“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义无再问，一贯怀抱。寻端极绪，为定学宗焉。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
僧副为北方人，他早年求学时恰恰在达摩北上传法之后。当时在中原一带传授禅法的达摩禅师只有菩提达摩一人。《高僧传》卷三提到出自罽宾的“连眉禅师”昙摩密多（356—442），也可以称为达（昙）摩禅师，不过这个达摩禅师于宋元嘉十九年（442）便入灭了，时代太早，而且他未曾到中原传法。《续高僧传》卷十六习禅篇《慧胜传》确实提到还有一位达摩禅师，言其“从外国禅师达摩提婆，学诸观行。一入寂定，周晨乃起”
。不过慧胜为交趾人，住仙洲山寺，他所从学的达摩禅师也在交趾传法，根本未到中国（依现在版图），更别说是北方。北方后来确实还有一位达摩，据《续高僧传》卷一，“建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周言法希，奉敕为大冡宰晋阳公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
这个达摩不一定是禅师，而且他来华的时间是周天和年间（566—572），与僧副求学之时相去八十多年。
这位达摩善明观行，乐居岩穴，又学问深博，重视经论，与菩提达摩并无不同。从僧副的言行来看，他与达摩一派的门风完全一样。他乐处山林，不贵广厦，“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无盈长。应时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请道，颓然不作。咫尺宫闱，未尝谒觐”
。看来他是一个严格的头陀行者，除了必备的三衣外物，没有其他的财物，并且按时进入市里乞食。他坚持达摩一派不近王侯的作风，对于近在咫尺的皇宫从来不去礼觐，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虽然梁武崇奉，公主归信，天子敕赠，湘东为碑，在达摩门下是罕见的礼遇，与官禅有似，但这一切并非他刻意追求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秉政之初，便命匠人“考其室宇于开善寺以待之”。他在天监之初又从西昌侯萧渊藻出行西蜀，使蜀地禅法自此大行。他从蜀地归来后复居开善，又终于此寺，看来他与开善寺颇有缘分，而开善寺又与志公关系密切，志公卒葬于钟山，“仍于墓所立开善精舍”
。如此看来，僧副与志公曾共住一寺，颇有来往，或许是由同门之故。
除僧副外，达摩门下还有法聪（468—559）自北至南。对于这一问题，徐文明《唐以前的玉泉高僧初探》一文曾有专门的研究，指出“法聪无论从时代行迹还是宗风法门来看，都应属于达摩宗系，为达摩早期的弟子”
。法聪主要在襄阳、玉泉一带传法，为荆楚禅宗领袖，门人众多，影响很大。法聪“一生受到梁武帝、后来成为简文帝的晋安王、成为元帝的湘东王、后梁宣帝四位皇帝的崇奉，如果加上一度称帝的武陵王纪，就是五帝之师了”
。这在达摩门下，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达摩在北方虽然得遇僧副、法聪等门人，但他遇到的利根不是很多，虽然影响也很大，但离他自己的要求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弟子僧副等人在南朝的成功对他也是一种启发，号称“皇帝菩萨”梁武帝对佛教的尊崇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佛教在南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虽然当时北魏诸帝也都崇信佛法，不过他们对之的理解和领悟能力就和梁武帝无法相提并论了。达摩已到晚年，却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传人，即使有些弟子比较出色，但寿命不长，难当大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于普通八年（527）再次南下，想在南方寻找大根大器，是可以理解的。
达摩见梁武帝一事论者已多，一个是最有见地且真正崇佛的皇帝，一个是最高水平的佛教大师，最终却是因缘不契，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为何达摩的几个弟子都在南朝获得成功，而他本人反而成就不大呢？或许达摩本人对梁武帝的要求和期许过高，一旦发现他名过于实，不免心中失望。以达摩的身份和性格，必不会屈事万乘，可能连多一句的解释都不肯。武帝肯定也是比较失望，他期待得到大师的肯定和赞赏，却一无所获，大师充满禅机的点拨他也不大习惯，未能领会，这对他在佛法方面的自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达摩见武帝徒有其表，难以领悟最上乘禅法，便不肯在江东多待，很快就回到北方，但不久就得到了道育、慧可两个杰出的门人，法门有寄，对他来说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算是最大的收获，也弥补了南下无果的缺憾。
除僧副等人外，达摩最为出色的一位比丘尼弟子总持亦与南方有缘。据《释门正统》卷八：
抱玉前身尼道迹，号总持，得法达磨，磨西返，令言所得，迹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
佛国，一见更不再见。磨曰：汝得吾肉。遁居湖之下岭峰顶，诵《法华》十万部。二十年不下山，示寂，塔于庐，大同元年出青莲华，启塔，肉身不坏，华出舌根，获莲经一部，勅置法华寺，今改观音，以法华名山，尼塔犹存。
尼总持是达摩见诸史传的唯一的一位女弟子，最早见于《历代法宝记》：
大师云：“唐国有三人得我法，一人得我髓，一人得我骨，一人得我肉，得我髓者惠可，得我骨者道育，得我肉者尼总持也。”
《历代法宝记》成书于大历年间，而相关记载参考了《神会语录》的说法，更重要的是采纳了当时流传的禅宗史书《扬楞伽邺都故事》，这部著作至少十卷，慧可的事迹便记录在第十卷中，可见内容是很丰富的。因而尼总持虽不见于僧传，却也是早期禅门公认的达摩弟子。
尼总持何时得法于达摩不详。依照《释门正统》的说法，她入灭于大同元年（535）前，其前又二十年不下山，如此她得法当在天监十四年（515）前。《释门正统》为天台宗的著作，没有必要为禅宗编造历史，而且尼总持之塔当时尚存，理当是有所依据的。后世禅宗史传多将尼总持与道育、慧可放在一起，看来是不可信的，因为尼总持要早于二人，与二人相见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尼总持以诵《法华经》而著称，这表明达摩门下禅风的多样性。《楞伽师资记》中慧可、僧璨、道信等都引用了《法华经》，可见禅宗对此经也是很重视的。尼总持在湖州法华山诵经二十年，死后并有瑞应，感一青莲华从舌根出现，而且肉身不坏，看来达摩门下早有保存真身的传统。
达摩亲传弟子中就有多人在南方传法，并且基本上都获得了成功。道宣指出：“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
强调达摩“阐导江洛”，与领袖“中原定苑”的僧稠和僧实相对应，表明达摩在江表的影响同样很大，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达摩入灭之后，其主要传人慧可、道育、昙林等都重点在北方传法，这段时间达摩系的中心主要在北方，尤其是以邺都为中心的东魏、高齐境内。然而据《神会语录》，慧可也曾“值周武帝灭佛法，遂隐成舒州岘山”
，在安徽皖公山和司空山一带长期隐居。三祖僧璨也追随慧可，于此隐居数十年。
除僧璨外，慧可还有一个重要弟子慧明在南方传法。据《续高僧传》卷三十：
释慧明，不知许人何人。仪貌象胡，故世以“胡明”为目。然其利口奇辩，锋涌难加，摛体风云，铭目时事，吐言惊世，闻皆讽之。后乃听采经论，傍寻书史，捃掇大旨，不存文句。陈文御世，多营斋福，民百风从，其例遂广。众以明骋炫唇吻，机变不思，诸有唱导，莫不推指。明亦自顾才力有余，随闻即举，牵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听者欣欣，恐其休也。宣帝在位，大建五年，将事北征，观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领军淮浦，与齐对阵。雄气相倾，帝甚忧及。乃于太极殿命龟卜之。试卦腹文，飒然长裂，君臣失色，为不祥也。即请百僧斋，时一会临中，仓猝未测所由。及行香讫，乃陈卜意。明抗声叙致，又述缘曰：“卜征龟破，可谓千里路通。既其文季前锋，岂不一期程捷！”时以为浮饰也。至四月中，次大小岘，与齐大战，俘虏援兵二十余万。军次谯合，吕梁彭越，前无横阵。故下勅云：“今岁出师，薄伐边服。所获梁土，则江淮二百许城，东西五千余里。”然龟腹长文，号千里也，远验明言，宛同符契。故明承此势，为业复隆，偏意宗猷。达悟登白者，其量弘矣。不测其终。
慧明，即是《法冲传》中所提到的“胡明师”，因为仪貌像胡人，故名，曾有《楞伽经疏》五卷，为慧可门人。他住金陵光宅寺，以唱导而著称。他在陈文帝时便到南朝，算是慧可早期门人。他善于辩论，唯存大旨，不求文句，在风格上和慧可很相似。他精通经论，并出疏五卷，学识文采，皆有可观。他以唱导功夫闻名，又能观卦料事，表明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他是慧可门人中唯一僧史有传的人物，值得重视。
综上所述，南北朝时期达摩一系在南朝代有其人，弘道不绝，这为后来禅宗中心的渐次南移，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禅宗于四祖、五祖时在湖北大盛，六祖惠能之时更是大行于岭南，并非偶然。后来曹源之水，普润天下，南北朝时南方上代祖师艰苦开创，自有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