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菩提达摩初至南方，由于江东弘重义学，不尚禅修，故虽居其地十九年，并未产生大的影响。达摩魏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北渡至魏时，北方已有佛陀禅师传授禅法，后来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相继来华，地论学兴起，勒那摩提又兼传禅法，授弟子僧实等。于是与达摩同时，数派并传，皆授禅法，其间自然会产生摩擦和争论。
最早于北地传授禅法的应为佛陀禅师。佛陀，《续高僧传》卷十六有传，云其译名觉者，本天竺人，结友六人，同修定业，独佛陀无获。时有道友言其与震旦有缘，故东游至魏之恒安，孝文帝敬之，为其别设禅林，助其修禅。时恒安城内富户康家敬佛，为之造别院以供习禅，有小儿自门隙见其室内火光赫然，惊告主人，人至却无所见，识者谓之已证道果。后随帝迁居伊洛，因性爱幽栖，屡往嵩岳，诏令于少室山为之造寺，即少林寺，时为太和二十年（496）。佛陀见慧光年少出众，度之出家，又令弟子道房度僧稠。慧光后来成了佛教领袖，著名律师，僧稠则成为一代禅匠，应了道友称之在汉地度两弟子的预言。《慧光传》云：“会佛陀为少林寺主，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别传。”然据崔光《十地经论序》，与勒那摩提、菩提流支合翻《十地经论》的是佛陀扇多，佛陀扇多为传译，因此佛陀禅师有可能即是佛陀扇多。然佛陀扇多又从正光元年（521）至元象二年（539）译出《金刚上味经》《摄大乘论》等十部经典，所译经典亦多为如来藏系一派，而佛陀禅师不大可能活到元象二年（539），因此至少还另有一位以译经著称的佛陀扇多。《慧光传》又云佛陀初时令慧光学习戒律，冀其奠定根基，以成大器，后见慧光著书立说，倾心义学，便极为惋惜，为之流涕，言道：“吾之度子，望传果向于心耳，何乃区区于世语乎？今观神器已成，可为高明法师矣，道务非子分也。”似乎佛陀也是不重言教、重视心法真道的禅师，近乎达摩。
佛陀是一个经历特殊的禅师，他在天竺并未悟道证果，到中国之后才证道果，这也许是西来禅师中唯一的一例。从其告慧光之语来看，似乎他与达摩一样，重视心法，但从其所证道果来看，类似界分别观中的火大三昧，属于小乘五门禅法。
达摩游化嵩洛一带，又曾在佛陀所居的少林寺修禅，二人自然有所来往。据《景德传灯录》卷三，佛大先、佛大胜多曾与达摩同学佛陀跋陀（有误，佛陀跋陀即佛陀跋陀罗，为佛大先弟子）小乘禅观，后佛大先舍小趋大，从般若多罗学大乘禅法，佛大胜多则更分途为六宗，达摩一一予以破斥，使归正观。此佛大胜多可能就是佛陀扇多。“佛大”即“佛陀”，佛陀跋陀罗《祐录》或作“佛大跋陀罗”，“胜多”与“扇多”为一音之转。从禅法来看，二者所传都是小乘禅观。从时间上看，二者都与达摩同时。故《景德传灯录》之佛大胜多实指佛陀扇多。所谓佛大胜多更分六宗，人多不解，佛大胜多一人何必分为六宗，又如何分为六宗呢？实际上这是佛陀扇多结友六人同修定业之事的缘生。这一故事也许是《景德传灯录》依据僧传所编，也许确有所据。若此事为真，那么预言佛陀与汉地有缘的道友就有可能是与之为同学的达摩，二人在天竺已是故交，（佛陀扇多为北天竺人，与达摩行化之地一致）后来又相遇于洛阳，孝文帝为佛陀造少林寺，达摩亦住锡少林，可能二人确有交情。
虽然达摩与佛陀禅师可能有交情，但二人所传禅法并不一致。佛陀所传属小乘禅观，从其弟子僧稠所习禅法便可看出这一特点。后来道宣甚至以僧稠禅法与达摩禅法作为不同的两派进行对比，足见其分歧。传佛陀禅法者为僧稠，《续高僧传》卷十六有传。僧稠（480—560），初从佛陀弟子道房受学止观，因不得其法，久无所证，便欲回习义学。遇一僧自称来自泰岳，告之一切含灵者皆有初地味禅，关键在于心系外缘，借境安心，稠依此修习，果有所获。又依《涅槃经》行四念处，欲想全消。后从赵州道明禅师受十六特胜法，节食鞭心，常坐不起，摄心入定，不愿饮食。复常修死想，以死要心，觉知世间全无可乐。于是便至少林寺拜见佛陀，呈己所得，大受赞美，称之为葱岭之东，禅学之最，并更授深要。此后住嵩岳寺，获各种神通，感令山神使泉水复流，杖锡解两虎之斗，预知帝之加害于己，手抛袈裟，力士不举，种种神异，不可尽述。僧稠虽与帝王交往，而自尊自重，皇帝驾临，亦不迎送，虽蒙赏赐，而不妄受，保持了禅者的清风。
僧稠习禅颇有实效，定水内澄，神通外发，精勤苦励，人所难及。但自其禅法而论，纯为以四念处为主的厌离禅，不出五门禅的范围。相传他曾撰《止观法》两卷，以述禅要，惜今不存。可见他也是强调止观并行的，然此止观只是小乘止观，与《达摩多罗禅经》所述一样，止则止息止念，观则染净观法，不同于大乘定慧。其禅法以四念处为主，虽出自《涅槃经》，实则是小乘禅经中的四念处，即所谓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行无常，观法无我。此四念处要在了知“世间全无乐者”，觉三界本空，世相无常，生必有死（死想），从而厌离世间，趋向涅槃。其所修死想为禅定十念之一，十六特胜法则是安般观中的一法，都属于小乘禅法。
在禅法方面，佛陀、僧稠一系并无特殊的创建，只是僧稠等人用功精勤，讲究实修，颇有效验，方得名重一时。前述佛陀亦重视心法，不重言教，僧稠亦摄心入定，节食鞭心，似乎他们也是以心法为宗，近于达摩，但佛陀一派所讲心，多指乱心、染心，故讲摄心、洗心、修心、系心。达摩一派所说心，多指真心、本心、净心、如来藏心、自性心，故讲安心、住心，得失随缘，心不增减，自性本心本来清净，不增不减，不动不乱，故不须摄，不必修，只要安住本心，不随外缘，即可证道得果，见性成佛。这是两派禅法根本不同之处。
佛陀一派保持了传统五门禅法的风格，讲究从禅定引发神通，以神通检验和增进道果。佛陀本人、弟子僧稠及僧稠弟子昙询等，都以神通著称于世，并获得帝王的尊崇。达摩一派则强调定慧合一，教禅一致，从定发慧，由慧生定，将禅定与智慧统一起来，而不以引发神通为目标。因为达摩一派重在解脱，以成佛为根本目标，强调智慧（自觉圣智）的作用与意义，而不以摆脱轮回、获得各种神通的阿罗汉果（小乘道果）为最终目标。这也是两派的不同之处。
佛陀一派在以神通争取信众、扩大影响的同时，还很注意与帝王保持密切的关系，通过王权推行教化，争取布施法财。自佛陀以下，此派大禅师都受到北朝王室的尊崇供养，王室的资助也是佛陀一派成为中原禅学的霸主的重要原因。而达摩一派严格遵循大迦叶以来的头陀行精神，不与世俗政权发生关系，自度自修，不贪世荣，心无所求，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自悟自证，弘法利人。其律己之严，不仅不同于许多大乘经典所宣扬的所谓菩萨之行，甚至有过于专修上座部五门禅法者。大乘的智慧，最上乘的禅法，头陀行的戒行，构成达摩一系的主要特点和中心教理。
与菩提达摩和佛陀禅师同时，还有勒那摩提一派，此派也是北方禅学的重要派系。勒那摩提，译曰宝意，博闻强记，人所罕及，曾译《十地经论》《究竟一乘宝性论》等，且理事兼通，尤明禅法。其禅法传人是僧实（476—563）。僧实，《续高僧传》卷十六有传。他于太和末年从勒那摩提学习禅法，受到勒那摩提的赞赏，叹“自道流东夏，味静乃斯人乎”，称其为东土禅学古今一人，其赞誉有过于佛陀对僧稠的评价。其禅法难以悉知，道宣云其“虽三学通览，偏以九次调心”，表明他是偏重修习九次第定的。九次第定，即四禅、四无色定，再加上灭受想定，依次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处定、识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从而最终达到清净寂灭的境界。九次第定又称无间禅，自初禅入二禅，乃至入灭受想定，其间不能有任何杂念，最后灭去一切心识，达到完全寂灭状态，因其间不容异念，故称无间禅。心心相续，念念无间，次第入道，直至究竟。这种禅法见于《大智度论》（卷二十一、八十一），亦是非常古老的禅法，为声闻禅之一。僧实天生异相，目有重瞳，习禅颇有实效，故得到西魏、北周帝室的尊崇，称之为“世宝”，比之于尧舜、周公，其受崇似又有过于僧稠受东魏、北齐帝室的礼敬。僧实亦有神通，曾遥感江南某寺将要倒塌，与弟子共念观音救之，使一寺道俗得以无伤。由此可知，他又吸收了大乘念佛法门，且专念有时，颇有效验。其弟子昙相亦有道力，出言多有神验。
勒那摩提一派禅法与佛陀一系相类，都属于传统的声闻禅，讲究从定引发神通，其行化、影响亦与佛陀一系相似，借重帝室，显示神通，影响深远。虽然僧实也吸收了大乘念佛法门，但其主要的禅法还是九次第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时北方流行的三大禅派之中，唯有达摩一派禅法最为高明，其影响、势力反而最小，最上乘禅法在与古老的声闻禅的争夺中失败了，自度自修的头陀行精神也在与攀缘王室的弘化“新法”的对抗中失败了，以四卷《楞伽》为代表的如来藏系大乘智慧教典也在与唯识思想和经典的较量中处于下风，这就迫使慧可及其后继者一方面隐居山林，佯狂市井，以免遭人嫉恨，一方面引入新的方便法门，以民众易于接受的形式传播达摩禅法，从而使中土禅宗进入潜伏植根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