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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为著名求法高僧，佛陀跋陀罗则为罽宾著名禅师，门下人才济济，法显在求法过程中即与后来属于佛陀跋陀罗一系的智严、宝云等同行交好，后来归国后又与佛陀跋陀罗僧团合作，翻译了多部佛经，与佛陀跋陀罗一系的合作是法显求法及译经获得重大成就的关键。
法显为早期求法高僧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在翻译经典方面很有成就的一位，在其求法和翻译经历中，都与佛陀跋陀罗一系结下了不解之缘，值得对之进行探讨。
据《高僧法显传》：
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初发迹长安，度陇至干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褥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殷勤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讫复进到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余日。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复与宝云等别。
如此法显等五人是于弘始元年（399）己亥岁初从长安出发，发愿到天竺寻求戒律，他们是在第二年夏前在张掖遇到智严、宝云等人的，并一起在张掖坐夏。可以说两拨求法人是不约而同，也是一时奇遇。他们坐夏后又一起出发到敦煌，在敦煌共居一个多月，然后法显等五人先行，与智严、宝云等暂别。
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结伴同行，他们是于何地出发的呢？五人中唯智严、宝云后世有传，《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智严法师传第七》未言其生缘，然《高僧传》卷三《智严传》称其为“西凉州人”，《名僧传抄》亦然，这表明宝唱、慧皎得到了新的资料。
又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宝云法师传第八》：
释宝云，未详其氏族。《传》云：凉州人也。弱年出家，精勤有学行，志韵刚洁，不偶于世，故少以直方纯素为名。而求法恳恻，忘身徇道，誓欲躬睹灵迹，广寻群经。遂以晋隆安之初，远适西域。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
这表明智严、宝云等是从凉州出发的，他们可能都是凉州一带的人，因此对西域的情况了解更多，求法的热情也很高。《名僧传抄》称宝云为“河北人”，此说不然，因为僧祐引的是《传》，即宝云自作之《外国纪传》，应当是最可靠的。另外《名僧传抄》还称宝云曾于太元十四年（389）到庐山，因造般若台，误以一石投中一犊子，故而宝云悔恨积年，故以隆安元年（397）西行求法。所载多系传说，不见他书，但隆安元年求法说值得重视，与隆安之初西行相应，当先于法显。东晋安帝隆安一共五年，称隆安之初，当在三年（399）之前。他们地近而先行，而得与法显等相值，可能是由于受阻于张掖之乱。
法显与智严、宝云一行分别后，先行到乌夷国，在此又与他们会合，其分别不过三四个月便再次相聚。由于乌夷国人不修礼仪，待人情薄，他们无法化到足够的川资，因此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转向高昌国以谋行资，法显等余人得到符公孙的布施，前往于阗国。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夷国时，两拨求法人已经不分彼此，合为一体，原是法显一行的慧嵬和智严、慧简结伴返向高昌，而宝云等则与法显同行。
弘始三年（401）初，他们到达于阗国，在此又有分化，慧景、道整、慧达先发向竭叉国，法显、宝云等停留三月，准备观看于阗国的行像大典。四月十四日行像完备之后，僧绍一人随胡道人向罽宾国，法显、宝云等向子合国，又经葱岭到于麾国安居，又到竭叉国与慧景三人汇合。竭叉国有佛唾壶，还有佛齿。从此西行一月，渡葱岭到北天竺。先到陀历国，此国有弥勒像，传说佛灭三百年时所成，此像成后，便有僧人过河东行传播佛法。渡新头河到乌长国，法显、宝云等在此坐夏，慧景三人又先发向具有佛影的那竭国。坐夏之后，法显、宝云等南行到宿呵多国，又东行到揵陀卫国，从揵陀卫国南行四日到弗楼沙国，此地有佛钵，迦腻色伽王曾攻占此地，欲取佛钵，未成功。在弗楼沙国，求法团队又开始了分化，先行到那竭国的三人，慧景得病，道整留下来照顾，慧达则回到弗楼沙国和法显等汇合，慧达、宝云、僧景不复前行，折返秦国，慧应在佛钵寺入灭，是求法团队中去世最早的一位，法显则独自前往那竭国，与慧景、道整相聚。
从弘始二年（401）到四年，从张掖到弗楼沙国，法显与宝云等共度三夏，经历多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佛陀跋陀罗为罽宾大禅师佛大先的门人，为当时著名禅师，受到各方重视，也引起了中土求法高僧的关注。
据《出三藏记集》卷十四《佛驮跋陀传第四》：
佛驮跋陀，齐言佛贤，北天竺人也。五岁而孤，十七出家。与同学数人诵经，众皆一月，佛贤一日诵毕。其师叹曰：“佛贤一日敌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业精勤，博学群经，多所通达。少以禅律驰名，常与同学僧伽达多共游罽宾，同处积载。达多虽服其才明，而未测其人也。后于禅室见佛贤神变，乃敬心祈问，方知得不还果。常欲游方弘化，备观风俗。会沙门智严至西域，遂请俱东。于是杖锡跋涉，经历三年，路由雪山，备极艰阻。
佛陀跋陀罗相传当时已得阿那含果，具他心通，且能上升兜率天见弥勒。他本人也有游方弘化的愿望，因此一受到智严的邀请，便欣然俱行。
又据《高僧传》卷二本传：
会有秦沙门智严，西至罽宾，睹法众清胜，乃慨然东顾，曰：“我诸同辈，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发悟莫由！”即谘询国众，孰能流化东土，佥云有佛驮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学，其童龀出家，已通解经论，少受业于大禅师佛大先。先时亦在罽宾，乃谓严曰：“可以振维僧徒、宣授禅法者，佛驮跋陀其人也。”严既要请苦至，贤遂愍而许焉。于是舍众辞师，裹粮东逝，步骤三载，绵历寒暑。
这表明智严请佛陀跋陀罗东行，既是众人共称，也是由于其师佛大先的推荐。
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智严法师传第七》：
释智严，不知何许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纳衣宴坐，蔬食永藏。志欲广求经法，遂周流西域。进到罽宾，遇禅师佛驮跋陀罗，志欲传法中国，乃竭诚要请。跋陀嘉其恳至，遂共东行。于是踰涉雪山，寒苦崄绝，饮冰茹木，频于危殆。绵历数载，方达关中。
又据《高僧传》卷三《智严传》：
释智严，西凉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懃著名。纳衣宴坐，蔬食永岁。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遂周流西国，进到罽宾，入摩天陀罗精舍，从佛驮先比丘谘受禅法。渐染三年，功踰十载。佛驮先见其禅思有绪，特深器异。彼诸道俗闻而叹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门矣。”始不轻秦类，敬接远人。时有佛驮跋陀罗比丘，亦是彼国禅匠，严乃要请东归，欲令传法中土。跋陀嘉其恳至，遂共东行。于是踰沙越险，达自关中。
如此智严在罽宾从佛大先习禅三载，他和佛陀跋陀罗为同学关系，知其境界，故邀其东归。当然佛大先和达摩多罗也起了作用，他们鼓励佛陀跋陀罗到中土传授禅法，并带来了《修行地道禅经》。
对于佛陀跋陀罗东来的邀请者，僧肇（384—414）似乎另有解释。
据元文才《肇论新疏》卷二：
领公远举，乃千载之津梁也，于西域还，得方等新经二百余部。请大乘禅师一人，三藏法师一人，毗婆沙法师二人。什法师于大石寺，出新至诸经，法藏渊（深）旷（远），日有异闻。禅师于瓦官寺，教习禅道，门徒数百，夙夜匪（不）懈，邕邕（和）肃肃（敬），致（尽趣）可乐矣。三藏法师于中寺出律藏，本末精悉（详），若睹初制。毗婆沙法师于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毗昙》，胡本虽未及译，时问中事，发言新奇。领公者，支法领也，据远公传，似远公弟子，亦远公使之令去西域，华严梵本等皆此师寻至，恨无正传，《华严大钞》略述元由。请大乘禅师者，即佛陀婆陀罗，此云觉贤，据本传，智严所请。以贤学禅业于罽宾佛大仙，严亦学，此固请贤行以传其事。弘始中入秦，于瓦官寺教习禅道。江南慧严、慧观、关中玄高等，皆从师受，论主亦在中矣。
依照文才的解释，僧肇《答刘遗民书》此段意思是，慧远门人法领从西域还时，不仅带来了方等新经二百余部，还请来了大乘禅师一人，三藏法师一人，毗婆沙法师二人。由于法领的努力，东西交通，人法俱至，功德无比，因此僧肇赞其为“千载之津梁”。当然僧肇对法领的赞美，还暗含着称颂慧远的意图，因为法领为远公门人，而且其西行求法也是出于远公的授意。
这一解释是否完全符合僧肇的原意，还值得探讨。依《答刘遗民书》，僧肇前文称颂秦王“道性自然，天机迈俗，城堑三宝，弘道是务。由使异典胜僧，方远而至；灵鹫之风，萃于兹土”
，是将“异典胜僧”的到来归功于秦王，而且“胜僧”前来的邀请人似应是秦王，未必是说法领。
当然两种解释都能说得通，难说孰对孰错。据《四分律序》：
自大教东流，几五百载。虽蒙余晖，然律经未备。先进明哲，多以戒学为心，然方殊音隔，文义未融，推步圣踪，难以致尽，所以怏怏终身，西望叹息。暨至壬辰之年，有晋国沙门支法领，感边土之乖圣，慨正化之未夷，乃亡身以俎险，庶弘道于无闻。西越流沙，远期天竺。路经于阗，会遇昙无德部体大乘三藏沙门佛陀耶舍，才体博闻，明炼经律，三藏方等，皆讽诵通利。即于其国，广集诸经于精舍还。以岁在戊申，始达秦国。秦主姚欣然，以为奥宝冥珍嘉瑞，而谓大法渊深，济必由戒；神众所传，不可有阙，即以其年重请出律藏。时集持律沙门三百余人，于长安中寺出。即以领弟子慧辩，为译校定，陶炼反复，务存无朴，本末精悉，若睹初制。
如此法领是于东晋太元十七年（392）壬辰之岁西行求法，回国时路经于阗，在这里遇到昙无德部三藏大师佛陀耶舍，便在此地广集诸经，与佛陀耶舍共返，以义熙四年（408）戊申岁即弘始十年到达秦国长安，受到秦王姚兴的崇敬，便于其年请出律藏，以法领弟子慧辩为传译，集持律沙门三百人于中寺出《四分律》。
依照此说，大乘禅师佛陀跋陀罗，持律三藏佛陀耶舍，毗婆沙师昙摩耶舍、昙摩崛多，应当都是法领一起请来的。此序非僧肇之作，乃唐人所为
，但所载法领出发及东归时间可能有出处，值得参考。
虽然佛陀跋陀罗毅然东行主要是由于智严的邀请，但也不排除其前同样受到法领的邀请，后来他来到庐山，与法领的交谊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法显在西行求法时便和后来属于佛陀跋陀罗一系的智严、宝云等来往，此系之中可能还包括与智严同行的慧简、慧嵬以及从于阗和胡道人单独前往罽宾的僧韶。虽然他未曾到过罽宾，但也可能听说过佛大先及佛陀跋陀罗的名字事迹，故对其一系并不陌生。
法显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的高僧，他的本意就是求律并弘传中土，为此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因此一回到中国，他便考虑尽快将所带来的律典翻译出来。他的第一个目标肯定是回到长安，但由于当时所登岸之处归东晋管辖，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有难度。法显受刘道怜供养，在京口度过了一冬一夏，夏安居后，法显本欲发往长安，但“所营事重”，不易成行，便南下向都，又西行庐山，就禅师出经律。
既然无法前往长安，而且当时的长安呈现出佛教在鸠摩罗什去世、佛陀跋陀罗离开之后已经呈现分崩离析的局面，开始走下坡路了，法显便决定西行庐山，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庐山为南方佛教的中心，二是由于佛陀跋陀罗僧团也在庐山。
翻译经典实非易事，法显自觉以一己之力无法完成这一重任，而包括宝云等好友在内的佛陀跋陀罗僧团是帮助他完成这一心愿的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与这一僧团的合作就成为他的首选。由于佛陀跋陀罗最重要的目的，当然也是慧远的心愿，就是翻译禅经，因此法显只能把翻译律典的事放下，帮助佛陀跋陀罗翻译了《达摩多罗禅经》，可能还有《杂阿毗昙心论》。
佛陀跋陀罗志在游化，在庐山只待了一年多便西下江陵，但法显并未随行，这可能是出于慧远的挽留。直到义熙十二年（416）冬之后，法显才又应邀回到京城，再次与佛陀跋陀罗合作，翻译了《摩诃僧祇律》等律典，载于经录的法显译著，基本上全是与佛陀跋陀罗合译的。
法显与佛陀跋陀罗的合作是成功的，但双方的兴趣并非完全一致，法显最注重的是律典，而佛陀跋陀罗则更重视禅观，而且兴趣更广泛，因此佛陀跋陀罗无法如法显之愿，将主要精力用于翻译律典，特别是在义熙十四年（418）三月以后，佛陀跋陀罗倾力翻译《华严》大部，便难以顾及法显翻译律典的请求了，这也是法显晚年来到江陵辛寺的重要原因。
法显到京城后，与智严、宝云关系密切，在译经方面也相互帮助。法显所带的梵本大部分都翻译了，其中他重视的律典后来也翻译了。据《出三藏记集》卷三：
法显以晋义熙二年还都，岁在寿星。众经多译，唯《弥沙塞》一部，未及译出而亡。到宋景平元年七月，有罽宾律师佛大什，来至京都。其年冬十一月，琅琊王练、比丘释慧严、竺道生于龙光寺请外国沙门佛大什出之。时佛大什手执胡文，于阗沙门智胜为译，至明年十二月都讫。
慧严（363—443）、道生（355—434）都是当时名僧，法显生前肯定与之有所交往，慧严与慧观交好，并曾参与《华严经》的翻译，也算属于佛陀跋陀罗一系。他们最终请罽宾律师佛大什完成了法显的心愿，法显于净域有知，当为之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