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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文学的现代是欧风美雨袭来的结果，文学的世界性就是一个重要参照。与甲午战争前的54年中翻译文学几乎是空白不同，甲午战争后翻译文学则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翻译文学在动摇着、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包括诗文为正宗而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观念。甲午战争后翻译最多的是小说，尤其是中国从未出现的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探险小说。以科学小说取代传统的志怪小说与神魔小说，以侦探小说取代侠义公案小说，以政治小说来传播维新变法的火种，以教育小说来启蒙民智，以探险小说来拓展国人的想象力，一时竟成为风尚。在讨论文学翻译之前，先看一下对于中国人走向现代的影响绝不下于文学翻译的文化翻译。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23岁赴英国学习海军后详查西方赖以发达的原因。尽管他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时间也就两年多，但与同时代人相比，他是罕见的精通西学的人。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当甲午战败后，严复的学识思想开始在中国闪光了。1895年他发表《辟韩》《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批判韩愈以来的文化道统，分析了优胜劣汰的世界大势，在比较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指出西方文化的优势，要求废除八股考试而以西学为学习的主要科目，在反对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方案时倡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并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文化启蒙方案。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日中国，严复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也是比较激进的现代追求。
真正使严复确立在现代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并使中国人感到生存的危机，是严复在甲午战争后到戊戌变法之间翻译的以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为蓝本的《天演论》。中国的世界观是宁静平和的，孔孟的天人秩序是以中和为本，老庄想象的自然也是风调雨顺，和谐安静；而《天演论》所展示的世界则充满了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严复在甲午战败后翻译这部生存竞争的著作，就是在中国危亡的关头试图惊醒国人沉睡的迷梦，让国人正视不自强就可能亡国灭种的残酷现实。这部译著不但促进了当时的维新变法，而且对于后来的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无论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它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要超过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在西方思想界的影响。就观念的现代性而言，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的著作对中国人的影响超过《天演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陈独秀、胡适与鲁迅等，无一不深受《天演论》的影响，而且从生存竞争演化出阶级斗争，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障碍，接受《天演论》思想的陈独秀、毛泽东很快转向倡言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明证。
吴汝纶在为《天演论》所作的《序》中，直呼严复为“严子”，认为其文可以与“晚周诸子”之书相提并论。《天演论》的开头是散文的经典，就文采而论这段文字放到先秦散文中绝不逊色。而且《天演论》在开头就点出了进化论的要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鲁迅对这个生动形象的开头可以倒背如流：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齧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严复系统地翻译了西方的经济学（亚当·斯密《原富》）、伦理学（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社会学（斯宾塞《群学肆言》、甄克斯《社会通诠》）、法学（孟德斯鸠《法意》）、逻辑学（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耶方斯《名学浅说》）。直到今天，还没有以一人之力对西方文化进行如此有系统的译介，因而这些译作对于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对严复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也使他完成从西化到回归传统的蜕变。在形式上，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文化启蒙对五四时期的改造国民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大量的翻译小说在甲午战争后的中国文坛上出现，一改鸦片战争后对西方文学的漠视。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1897年社会风气已是以读洋书为荣，当时他的母亲与夫人先后去世，林纾心情颇为悲伤落魄，从法国回国的王寿昌等友人为帮他走出消沉，邀请他一起译书。当时的西化风气很浓，懂外文的人古文功底并不一定好，于是一个奇妙的翻译组合就形成了：就是王寿昌根据小仲马的法文《茶花女》原著口述，林纾以漂亮的古文加以笔达，《巴黎茶花女遗事》就这样问世了。1899年初刊行后一时洛阳纸贵，连严复也作诗叹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中国人以前没有想到泰西人也有如此生动细腻的喜怒哀乐。《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大获成功，使不谙外文的林纾有了将这种翻译组合持续下去的意愿，他寻找到更多的翻译伙伴。林纾组合翻译了希腊、法、英、美、俄、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200余部文学作品，仅一流作家就有伊索、莎士比亚、笛福、斯威夫特、司各特、狄更斯、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小仲马、易卜生、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他与英文口译者魏易（1880-1930，杭州人）合作时间长，翻译的英语作品也就最多，狄更斯的主要作品都翻译过来了。
从宋代开始，中国小说的主流就一直运用白话文，为什么在黄遵宪与裘廷梁等倡导言文合一之时，林纾却以古文翻译小说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前“五四”的现代热身阶段，为什么一个完全不懂外文的人却成为最大的文学翻译家？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用古文作短篇小说的不乏其人，但以古文作长篇小说的却是绝无仅有：以古文占领长篇小说的地盘，是小说真正登上大雅之堂的重要一步。因此，小说地位的提高，一方面是白话文小说受到文人的重视，另一方面就是文言小说对瞧不起白话文学的士大夫阵地的占领。如果说严复是以古雅的文言文去占领士大夫的思想阵地，那么林纾是以古雅的文言文去占领士大夫的审美与文学阵地，使士大夫无法将之视为小道而不予重视。林纾并非一对一地直译，而是根据小说的具体语境有所增删，林译小说的书名很少直译的，而是根据全书内容提炼出一个表意的书名，将 Nicholas Nickleby 译成《滑稽外史》（今译《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将 Dombey and Son 译成《冰雪姻缘》（今译《董贝父子》），将 The Old Curiosity Shop 译成《孝女耐儿传》（今译《老古玩店》），将 David Copperfield 译成《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这种翻译方法在他对小说内文的翻译中也有所表现，所以林纾以优美的古文传神地翻译外国文学比直译外国文学更受刚刚接触外国文学的国人的欢迎。魏易脱离他独自翻译《双城记》，反而不如林译畅销。可以说在不同文明的接触之初，往往是以本文明的模子去想象另一文明。事实上，早期翻译的“豪杰译”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很多翻译比林纾的更出格，译者不但可以将作品中的人名、地名、称谓等中国化；而且可以将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描写、人物心理描写删掉，随意增添原文中没有的文字，不时地扮成一位章回小说家的面孔站出来“说话”。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新文化运动，一个翻译了200余部西方小说的人居然反对五四文学革命，说他没有看出西方的伦理与中国的有什么不同。
走向现代的五四一代文人，几乎都是吃着林纾输入的外国文学的奶汁长大的。从南京到日本，鲁迅早期对于林译小说是每本必读，周作人说他最早的文学翻译模仿林纾；郭沫若说起他与浪漫主义结缘，就忘不了林译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钱锺书甚至说他的西方文学兴趣，都是林译小说引起的。其他如茅盾、沈从文、李劼人、张恨水等各种流派的现代小说家，无一不受林译小说的巨大影响。而且两千多种的翻译小说在滋润着中国人的文思。中国传统小说一般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在翻译小说的影响下，小说出现了第三人称的限制性叙事如《老残游记》，还出现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且还出现了日记体小说。从小说结构上看，中国的传统小说基本上是有头有尾讲故事的线性叙述模式，在近代翻译小说的影响下，创作小说才出现了大量的倒叙、插叙的结构方式。翻译文学直接催生了五四文学革命，这从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与弄潮儿在“五四”前都是翻译文学的积极参与者就可以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