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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与合理分期，是我在多年前开始思考的问题。2010年9月20日在成都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我提交了一篇2万多字的论文，专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应该从甲午海战后开始，终点到1978年结束。该文略加压缩以《近代、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须重新划定》为题发表在《文艺研究》2012年第8期上。2014年，我在《文学评论》第2期看到严家炎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将现代文学的起点上推到黄遵宪1894年出版的《日本国志·学术志》提出言文合一以及戊戌变法时陈季同在与曾朴谈话时提出“世界文学”。我非常佩服多年以1917年为起点的严先生如此实事求是！我与严先生的观点大同小异，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认为通过甲午战败，才使得处于边缘的现代性因素向中心移动，并且画出与前代截然分明的现代起点的界碑。至于当代文学的起点，我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6期的《略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三个逻辑层次》就力主从1978年开始。这是学科重建的大问题，亟须一部按照这种设想撰写的现代文学史作为理论支撑，此本书之所为作也。
只要是从事中国文学教学的人，就不可能不面对这么几个时间概念：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这四个时间概念将中国文学划分为四大块，古代文学指1840年之前的文学，近代文学指1840-1917年的文学，现代文学指1917-1949年的文学，当代文学指1949年至今的文学。这种历史分期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以致形成了不同的学会、不同的学科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教研室。其中，中国近代文学是一个被丢失的分块，只有学会而没有与之相应的学科，而且在很多大学是将中国近代文学划入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这是很荒谬的：近代的英文是modern，是与传统（tradition）对立的概念，modern literature是与traditional literature对立的文学概念，然而我们的文学史却将中国近代文学划入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学之中！当代文学的英语是contemporary literature，意指当前时代的或同时代的文学，而当前中国文坛最活跃的作家几乎都不是毛泽东时代登上文坛的，那些“80后”“90后”的作家听到“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几乎就像听天方夜谭的故事一样好奇和隔膜，然而，我们却想当然地将其划入同时代的当代文学之中！
也许有人会说，不要以英文的词汇来理解中文的词汇。然而，近代、现代、当代的时间概念本身就是从西方取来的，取其概念而不顾概念的含义，割裂概念的能指与所指是很不妥当的。否则，按照中国传统的历史划分，称为晚清文学、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不就可以了吗？按照世界上比较权威的剑桥世界史，世界近代史的划分是从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既然中国文学史四大块的划分仿照的是西法，那么，在概念上也应相应地考虑到西方的分期。然而，西方横跨了几个世纪涌现出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的近代，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作家与之对应。其实，“近代”的英语表述与“现代”一样都是modern，因而将中国近代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尾巴来处理，将近代文学放在古代文学中进行讲授，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更为荒谬的是，中国的“现代”只有短短32年，而“当代”却有66年！因此，把半个世纪之前的文学称为“当前时代”的当代很不妥当，而且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学形态，与1949年到1978年的文学形态差异很大，统称为同时代的“当代文学”也很难说得通。
不合理的历史分期影响了文学研究的深入。从1978年到现在，对近代、现代与当代的传统分块论进行挑战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因为该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以其整体系统的观念起到了冲破传统的近代、现代与当代分块切割的作用，给文学研究引来了创新的清泉。然而问题就在于，“世纪”本身就是西方文化以一百年为单位对时间的一种假定，这一百年很难正巧在其前后给文学划出明显的断代。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期，既不能说明20世纪最初5年的文学与19世纪最后5年的文学有什么不同，也不能说明20世纪最后5年的文学与21世纪最初5年的文学有什么不同，这就使以一百年为单位对文学断代划分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如果我们承认历史的发展与文学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平行的，那么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学进入近代并非始自1840年。中国的现代性（modernity）不是自发生长出来的，而是早就进入现代的西方强加的。然而，当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把中国从传统的酣梦中拖入现代世界时，仅仅是在传统的“外王”层面上，中国有进入近代的企图，这就是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经过洋务派的发展而逐渐完善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意味着，中国文化特有的典章文物、礼教道德、文学艺术等价值核心仍然要以中国为主体，是不需要改变的，需要改变的仅仅是在“奇技淫巧”“坚船利炮”等技术层面。这就是所谓泰西以实学胜，若论诗赋辞章还是中国第一。因此，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多年中，中国文学总体上不具有现代性因素。我们把这50多年可以称之为“文学排外而停滞的时期”。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1840年之后50多年的文学放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讲授，才显得极具合理性。而抛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过分夸大这50多年文学的现代性因素又显得极为不合理。譬如王德威为了证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认为《荡寇志》（1853）与《品花宝鉴》（1849）都具有新的文学因素；认为1877年刊行的沈复的《浮生六记》以及张南庄的《何典》（1879），“具有在文学传统以内另起炉灶的意义”。但这无疑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立论而夸大了这些作品的现代性因素，更何况《浮生六记》并非产生于晚清，《荡寇志》《品花宝鉴》较之《水浒传》《红楼梦》更少现代性因素，《何典》的戏谑与漫画式的表现技巧也看不出背离中国文学传统而另起炉灶的取向。如果将1840年之后50多年的文学与清代中叶50多年的文学相比，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将前者划入近代，因为在很多方面，清代中叶的文学比1840年后50多年的晚清文学具有更多的现代性因素。从1750年到1784年，清代相继产生了讽刺杰作《儒林外史》及具有现代个人意识的杰作《红楼梦》等，1808年又产生了沈复的自传体抒情小说《浮生六记》，在此前后还有推崇男女平等的李汝珍的《镜花缘》，这些作品具有更多的现代性因素。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出“没有清代中叶，何来五四”的结论？
越过《儒林外史》《红楼梦》再向前追溯，会发现明代中叶李贽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比1840年之后50多年排外而停滞的文学时期具有更多的现代性因素。反对复古的文学进化论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胡适、陈独秀等人共同的理论基石，而李贽与公安派也在反复古的斗争中就形成了一种文学进化论思想。因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林纾，认为新文化的倡导者并没有新的东西，不过是“拾李卓吾之余唾”。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的周作人，后来在反省新文学的渊源时认为胡适的理论去掉那些科学的成分，剩下的就是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他甚至认为公安派的“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就连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也不及这八个字说的更得要领”。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出“没有明代中叶，何来五四”的结论？
在礼教道德、文学等“体”的层面更加保守，也许正是在“奇技淫巧”等“用”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一种自尊表现，因而不能因为1840年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拖入近代，就认为中国文学也进入了近代。马克思早就指出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韦勒克认为，即使同是人类精神史，文学史与哲学史的平行论也会陷入荒谬。那么，把历史的近代与文学史的近代混淆，会产生更大的谬误。由此可以理解，在1840年到1894年的5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为什么仍然止步于传统的家园中，现代性因素甚至还比不上明代中叶、清代中叶的文学。因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这50多年的中国文学拒斥在近代之外，将其还给传统，让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师去讲授。
我们认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的标志性大事件，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正是甲午战争使中国人从中国文明天下第一的酣梦中惊醒，而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方案也随之破产。日本本是中国文化的学生，却通过“脱亚入欧”与明治维新很快进入列强的行列并打败北洋水师，使得中国人觉得全面师法西方刻不容缓。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梁启超与黄遵宪才发起了一场戊戌文学革命，严复与林纾的翻译才会受到热烈的追捧。这标志着中国告别了在“用”的方面现代化而在“体”的方面要保持传统的文化选择，在文化与文学上真正开始进入现代。李贽与公安派的作品、《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在传统时代都没有成为文坛的正宗，因而虽然具有现代性因素，中国文学的近代却不能以明代中叶或清代中叶作为起点。中国文学的近代以甲午战争为起点，以戊戌变法为标志性的事件，是最为合理的文学分期。
既然中国的文学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的，那么，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在1840年到1894年的50多年的时间里，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几乎是一个空白。有趣的是，这个时期班扬的《天路历程》被翻译过来，却是外国人向中国人的推销；由中国人自己翻译并且独立成册的，只有小说《昕夕闲谈》和长诗《天方诗经》两种。这种翻译文学状况表明中国文学并未走向近代。翻译文学大量涌现是在甲午战争后，从1894年到1906年的十多年间就出现了516种翻译小说，而从1907年到1919年的十多年间则有翻译小说多达2030种。
翻译文学直接促成了五四文学革命，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文学革命的弄潮儿都是20世纪初翻译文学的积极参与者。不过，这个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却是不懂外文的林纾，他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炮打响，使中国人从情感上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同。在文学创作上，李伯元、吴趼人等人的谴责小说开始具有现代性因素。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诗歌创作是在甲午海战之后被梁启超推崇为“诗界革命的旗帜”。而裘廷梁1898年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可以说是后来胡适的白话文革命的先声。
中国文学进入现代是从1894年开始的，从1894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真正属于“晚清”的时间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其中还包括了民国的准备阶段。从1911年到1917年，民国初期的文学也有六年的时间，统称为“晚清文学”就很不恰当。如果将这23年的文学作为“近代”，与66年的“当代”相比更不合理。而且这23年的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差异，远远小于五四文学与延安文学的差异。那么，为什么延安文学可以与五四文学共存于现代之中，而要把这23年的文学排除在这个现代之外呢？因此，将这23年的文学称为“前‘五四’的现代热身阶段”，作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起点，是比较合理的。这个阶段的文学当然以维新变法的文学为主，但是随着革命派的崛起，在文化选择上出现了不同的路向。维新派是想在中国文化的外衣下尽可能吸纳西方文化的主体精华，其在文化与文学上西化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而革命派的文化选择就更为复杂：一方面，革命派将清王朝看成是欺压汉族的外族政府，要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种光复旧物的文化选择必然导向“以国粹激动种姓”的复古；另一方面，革命派在现代性的路上走得比维新派还激进。于是就出现了“拟古的现代性”的悖论。
与五四文学相比，“前‘五四’的现代热身”阶段的文学尝试很像是为五四文学准备的一次不很成功却富有生气的预演。五四使中国文学真正进入了现代，而且这种现代性是多元混杂的。在鲁迅身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因素同时并存，在其他五四作家身上也都是如此。这与五四时期文化上的多元混杂是一致的，尼采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曾受到追捧。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还在弘扬西方的个人主义，但是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李大钊传播的马列主义很快感染了陈独秀。虽然陈独秀的转变对五四文坛影响并不大，因为受新文化洗礼而起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都推崇个性自由；但是，在后起的留日文人冯乃超、李初梨等将五四文学的西化方向由欧美转向苏联之后，创造社元老纷纷转向，后来连鲁迅、茅盾等作家也加入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中，从而使整个文坛主流的西化方向发生了转折。于是，推崇个性自由的五四文学精神很快就被一种新的崇尚群体的文学所取代。尽管在1949年之前，五四文学的多元混杂特征一直顽强地显示着活力，但是至少从“左联”开始，文学确实是在从多元混杂的现代性走向超现代的一元模式。所谓“一元超现代模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支接受的，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这一模式的一元排他性就显示出来了。因为这个文学模式声称是对现代的超越，故称之为“一元超现代模式”。
1949年的大陆统一，其实是将延安文学的传统从西北一隅推展到了全国，是“一元超现代模式”的一统天下。而这种“一元超现代模式”的建立，也并非无源之水，而是继承了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传统。就此而言，强行以1949年的大陆统一作为文学发展的断代标志而分出现代与当代，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1949年之后的胡风就像刚到延安的王实味，都试图在鲁迅的旗帜下挑战“一元超现代模式”，然而胡风和1957年右派的挑战很快就不堪一击而被这种一元模式所淹没。到“文化大革命”，这种超现代的一元模式走向了僵化和解体。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从1894年开始的文学现代性热身使中国文学扬起了通向现代的风帆，五四文学的航船真正驶入了多元混杂的现代，不过，五四文学的多元混杂很快就被“左联”与延安文学的“一元超现代模式”所取代，1949年是延安模式在中国大陆的一统天下，到1978年这一模式因走向极端与僵化而解体，正好完成了一个发展的循环，可以统称为中国文学的现代。1978年底随着“伤痕文学”的出现中国文学开始进入了当代。有趣的是，五四文学是以与传统的断裂而进入现代的，而“伤痕文学”之后中国当代第一批优秀的小说，却是以寻求传统文化的血脉而著称的“寻根文学”，当然在“寻根”的同时又接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莫言的《红高粱》等小说都是在这一文化语境下创作的，由此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文学在打破“一元超现代模式”之后的多元混杂。
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是现代文学史是一块，现代文学作品选是一块，本教材将文学史的描述与“ 原典阅读 ”相结合，并附有 原典点评 。在撰写过程中发现，长篇小说是无法用 原典阅读 的方式呈现的。唯一变通的办法，就是加大故事情节、人物描写与结构安排的讲述，并在讲述中多引原文，譬如端木蕻良一节，就是在讲述《科尔沁旗草原》中大量引述原文代替了外在的 原典阅读 。在此过程中才体会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讲述情节与引证原文最后才寥寥数语加以点评的苦心。夏志清曾贬低鲁迅撰写小说史的方法，其实受过学院教育并有理论修养的学者不读作品就横加分析太容易，但写出的文学史的客观性就大打折扣。这就是夏志清的小说史虽标新立异但终究不如鲁迅的小说史更为经典的原因之一。追求文学史的客观性，在当下中西文化都陷入价值危机、一切历史都被说成是当代史的语境中，就是一种绝望的抗战，但我们还是努力向着客观性的方向走。试举一例：我们在分析鲁迅与周扬论争及其对文学史产生的重大影响时，对周扬评价不高；但在讲述歌剧《白毛女》的作者时却强调了周扬的作用，因为这是客观事实，周扬对于歌剧《白毛女》所发挥的作用要超过现在那些集体项目的主编。
如果说文学史的客观性是我们的第一追求，那么，理清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就是第二追求。过去我们强调文学模仿生活，文学史往往是先写时代，然后再写文学对时代的表现与再现。然而中外文学的发展表明，文学确实模仿生活，但文学更模仿文学。没有从宋代市民土壤上产生的话本小说，曹雪芹可能就会以诗词的文学形式表现大家族的败落；没有西方戏剧的影响，曹禺就可能以戏曲的形式表现周萍一家的悲剧。由于现代文学的西化倾向，我们在描述其发展流变的脉络时，除了像鲁迅的小说史那样追溯前代文学的影响，还要注意来自西方的影响及其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变异。我们描述了七月派、萧红等很多现代作家所受鲁迅的影响，也描述了张爱玲以传统小说技巧表现现代意识的文体创新与所受张天翼的影响。而且影响与变异往往同时存在，现代中国的诗意小说可以追溯到鲁迅，但是当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与孙犁等人将诗意小说加以发展时，又是对鲁迅的背离。在描述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时我们还注意到，新的文体产生并不意味着旧的文体的消亡，受西方影响的新诗出现了，并不意味着旧体诗的消亡，在鲁迅、郁达夫、老舍、钱锺书与毛泽东等人那里还顽强地显示着活力，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时所发生的巨大反响是无论哪一首新诗都比不上的，现代文学史对旧体诗只字不提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话剧的产生也不意味着戏曲的消亡，现代中国对世界戏剧界发生重大影响的恰恰是梅兰芳的京剧。现代中国话剧发达而西方歌剧久久未入的原因，可能与戏曲是一种歌剧有关，《白毛女》最早的谱曲用的正是秦腔曲式，后来在重写中才告别戏曲曲式，但仍受其影响。甚至文体转型最成功的现代小说，也没有将传统小说赶尽杀绝，并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中吸引市井细民的眼球。抗战期间鸳鸯蝴蝶派与主流文坛发生了对流，张恨水等放弃章回体写出《八十一梦》等小说，介入文坛的主流中，而茅盾、林语堂、马烽等作家则以章回体小说服务于抗战。当鸳鸯蝴蝶派等“旧体小说”都进入现代文学史，而鲁迅、毛泽东、钱锺书等人的“旧诗”被挡在现代文学史外，尤其令人不解。
本教材第三个追求是披沙拣金与扶正祛邪。扶正祛邪有两个含义：第一是艺术上的，文学史就是要让真正有文学价值的文本多占一点篇幅，让没有多少文学价值的文本少占篇幅，甚至从文学史中消失。本教材专章讨论的作家只有鲁迅，因为鲁迅在小说、散文诗、杂文、旧体诗与文学史研究五个文学领域都达到了顶尖水平，尤其是《野草》，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提高到一种令人惊叹的境界。本教材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专节讨论的作家大部分都具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艺术实力，专章讨论的鲁迅，就是东方作家中没有获得诺奖的如同托尔斯泰、易卜生、乔伊斯等的一流艺术大师。其中，将端木蕻良、路翎、陈白尘与老舍、茅盾、巴金、沈从文、曹禺等一起进行专节讨论，还是会有争议，但是，我们细读《科尔沁旗草原》《财主底儿女们》《燃烧的荒地》与《升官图》，感觉它们列入世界文学也是优秀之作。毛泽东列为专节可能争议更大，但就艺术而论，与古今诗词相比他的诗词应该占一个专节。扶正祛邪的第二义是思想上的，在时下价值混乱之际，将《白毛女》的本事、如何进入文学文本以及后来的改编讲清楚，就是必要的。在国内外都出现了将鲁迅与日本人的交往说成是有汉奸嫌疑，而真正与汉奸纠缠不清的张爱玲甚至文化汉奸胡兰成却为人津津乐道，在这种语境中，鲁迅恰恰是当下最需要的。文人可以被抹黑，然而，若是在自己的内心没有道德底线与风骨，则我民族危矣。在写到很多作家在1949年后历次运动中的表现时，发现这一点是中国文人的致命伤。后来由于字数限制，1949年后又非重点，就改为以扬正气存风骨的笔法书之。
正因为有这三个追求，2014年5月的一天，曹顺庆老师打电话让我主编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我回答说我来写一部吧。汇聚众力来编现代文学史教材，会淹没了我的三个追求。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开会签出版合同，说各本教材要在年底交稿。我觉得以我对现代文学史的熟悉程度，寒假结束我应该能够写完。但是我太不自量力了，尽管这一年我避免了与人交往、开学术会议、报项目，甚至除夕都在写，但一直拖到2015年7月底，才真正写完初稿。之所以拖后这么多日子，有一个原因，就是具体写到哪一个作家，我都觉得应该对他们负责，将他们的特点写出来，不能“草菅人命”。很多长篇小说读书的时候都读过，但有的印象较深，有的已很模糊，写文学史时需要重读。结果写到1949年，字数已接近96万字。我只好把1949年到1978年的文学以《结语：“一元模式超现代”从一统天下到僵化解体》来了结全书。这样也好，虽然是创新教材，但又与当下的教学实践接轨。然后，我就一边修改一边压缩字数。修改压缩到9月12日，用了41天压缩去40万字，就成为现在这个模样。时间紧任务迫，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我的博士生蒋永影为本书的完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一边给我查资料，一边将我写出的稿子进行校对，付出了太多。如果没有她，那么这部文学史问世的日子我都不知道会是在猴年还是马月。为了赶进度，第五章有一半作家的小传是她代为起草，我来修改的。北京语言大学的徐立钱博士因出版过研究穆旦的专著，为本书撰写了第五章第九节《九叶派与穆旦的诗歌》。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高旭东
2015年8月2日于北京天问斋
2015年9月12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