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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诗歌向现代的起步比小说早，但由于中国传统诗歌的悠久传统，走向现代的步伐却显得沉重与艰难。为了不和五四文学革命出现的新诗混淆，我们将戊戌文学革命的新派诗称为“新体诗”。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现象是，当这些新体诗人往诗中灌注新境界新词汇时往往以牺牲艺术性为代价，将诗写得不像诗；当他们注重艺术性的时候，却又回归到传统的艺术趣味之中。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因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人称康南海。据康有为弟子崔斯哲编定的《康南海先生诗集》15卷，共收诗歌1572首。因此康有为除了是戊戌变法的领袖，还是一位著名诗人。甲午战争后他支持弟子梁启超的文学革命，且看他以诗歌的形式声援梁启超诗界革命的《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中的一首：
新世瑰奇异境生，
更搜欧亚造新声。
深山大泽龙蛇起，
瀛海九州云物惊。
四圣崆峒迷大道，
万灵风雨集明廷。
华严帝网重重现，
广乐钧天窃窃听。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流亡中游历了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30多个国家，写了大量的海外诗。这时，他的新体诗中出现了以新害意的问题。康有为大概明乎此，多数诗歌往往是夹带一两句带有新境界与新名词的诗句，譬如七律《游花嫩冈谒华盛顿墓宅》的最后两句“不作帝王真盛德，万年民主记三坟”；再如七律《自柏林汽车过萨逊及莱茵河旁诸邦》的最后两句“遥想千年封建乱，竞争进化是耶非？”在游历墨西哥与加拿大等国时，康有为发现美洲的土著人种同中华同种，并写下《游墨西哥》《墨西哥人种出自谁何》与《考验太平洋东岸南北美洲皆吾种旧地》等诗。
当康有为运用传统的诗歌意象与语言抒情言志时，往往能写出大气磅礴的艺术性较强的诗。如《出都留别诸公》五首，又如《登万里长城》中的“鞭石千峰上云汉，连天万里压幽并。东穷碧海群山立，西带黄河落日明。”然而这些诗往往又与新体诗无关。
新体诗的以新害意在谭嗣同的诗歌中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表现。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他是著名思想家与变法志士。当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都设法逃亡，谭嗣同却执意要为维新变法殉道。如果不是被清政府杀头，而是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逃亡日本，那么，按照他的思想逻辑很可能与孙中山、陶成章等联手成为革命派。他在戊戌变法前写成的《仁学》，某些激进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谭嗣同的诗有《莽苍苍斋诗》二卷，他从李贺、温庭筠入手，转而为李白，为韩愈，为六朝诗。甲午战争后，他与梁启超等人尝试作新体诗，且看《金陵听说法》三首第三首的最后四句：
纲伦惨以喀私德，
法会盛于巴力门。
大地山河今领取，
庵摩罗果掌中论。
喀私德即英语caste的音译，指印度的种姓制度，巴力门即英语parliament的音译，就是议会与国会，而庵摩罗果又是梵文āmalaka的音译，加上中文，仅仅在四句诗中就上演了语言上的“三国演义”。这种新体诗，除了作者以点缀新名词自喜，一般读者会越读越迷糊而起不到“开民智”的启蒙作用。然而，谭嗣同一旦抛开新名词，却能写出艺术性很高的诗歌。他的《古意》中的“春风不动秋千索，独上红楼第一层”、《武昌夜泊》中的“星河千里白，鼓角一城凉”以及《江行》中的“渔火随星出，云帆夹浪奔”等都是名句。
谭嗣同不但是当时少有的通西学的学者，而且深通佛学，且看他的《道吾山》：
夕阳悬高树，薄暮入青峰。
古寺云依鹤，空潭月照龙。
尘消百尺瀑，心断一声钟。
禅意渺何著，啾啾阶下蛩。
“尘消百尺瀑，心断一声钟”，真是令人叫绝的禅意表达，即使放在千年禅诗中，也是难得的好诗！
当然，谭嗣同性格豪放，任侠使气，因而在这些幽婉的名诗之外，写有很多有力度的壮怀激烈的诗篇，像《何梁吟》《角声》等。谭嗣同诗的问题在于：当他徜徉于庄禅的优美境界时，就完全沉入传统诗歌的艺术趣味中，能够写出傲视千年古诗的佳作，不过却与新体诗无关；而他立意作新体诗时却又发生了伤害诗意的现象。他没有将思想上的现代与激进化为一种诗歌的艺术形式，这是很遗憾的。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清]谭嗣同：《谭嗣同全集》，4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
这是谭嗣同就义前，在监狱墙壁上留下的一首不朽却有多种解释的绝命诗。误读者多是没有细读出典，或者根本就是望文生义。我们认为，一、二句借用东汉党锢与太后专权时张俭与杜根的典故，表示若牵连别人宁可死，若瞒过太后重振变法大业可以生。而三、四句接一、二句：生，堂堂正正振兴中华，像巍巍昆仑；死，舍生取义唤醒民众，像巍巍昆仑！昆仑向来就有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象征意义，因此，谭嗣同以昆仑来象征为中华民族献身殉道，与文天祥以汗青的古竹简记事来比喻青史留名，有异曲同工之妙。
梁启超以“诗界革命一巨子”相称的新体诗人还有丘逢甲。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辛亥革命后以仓海为名，台湾苗栗县客家人。他是台湾有名的神童，六岁就能写诗，现存近两千首诗中，最早的诗为其9岁所作。25岁中进士，不愿留京做官而返回台湾。五年后甲午战败割让台湾，激起了他愤激的爱国心，写血书阻止清政府的卖国行径，感叹“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他号召士人与民众坚决抵抗日寇对台湾的占领，并成为抗日领袖。回到广东后，他念念不忘台湾，给儿子取名“念台”，给住处取名“念台精舍”，临终还说：“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
丘逢甲接近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一个结果，就是尝试写新体诗：“米语欧风作吟料”“直开前古不到境，笔力横绝东西球”。而其《题陈撷芬女士女学报》一诗中的“女雄先出唱维新”“休把平权笑白民”“大江东望文明水，遥祝飞行比电轮”等诗句，就把他在新体诗上的努力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新体诗在丘逢甲诗歌并非佳作。而与新体诗无关的诗作中时有佳作，如《山村即目》：
一角西峰夕照中，
断云东岭雨濛濛。
林枫欲老柿将熟，
秋在万山深处红。
《马关条约》将台湾割给日本后，丘逢甲的诗心被激怒了，他的感时忧国的脉搏开始在所写诗篇中跳动，且看1895年所作的《天涯》：
天涯雁断少书还，梦入虚无缥缈间。
兵火余生心易碎，愁人未老鬓先斑。
没蕃亲故沦沧海，归汉郎官遁故山。
已分生离同死别，不堪挥涕说台湾。
这年丘逢甲仅31岁，就为故土的沦为异国而哀愁得“鬓先斑”，令人想到陆游的“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
——李树政选注：《丘逢甲诗选》，8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唐代的韦庄、孟郊、韩琮、温庭钧，北宋的王令、贺铸，南宋的赵鼎、陆游、范成大、陈亮、华岳，宋末元初的宋无、汪晫，明代的杨基、瞿佑、杨宛，清代的陈维崧等诗人，都有以春愁为题的诗词，而且韦庄、陆游都有两首以上。然而众多的春愁诗大都是就春愁说春愁，感叹春将过去，韶华难留，只有丘逢甲的诗将春愁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而这首《春愁》可能会成为近似白话诗的千古绝唱。
夏曾佑积极参与诗界革命，在甲午战争后写过“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体诗。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杭州人。27岁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曾协助梁启超办《时务报》，民国初年担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他的26首《无题》中就有不少新体诗：
冰期世界太清凉，
洪水茫茫下土方。
巴别塔前分种教，
人天从此感参商。
此诗中的“巴别塔”应是新名词，不过在这里运用得很自然，并不使人感到突兀。当时创作新体诗的还有蒋智由。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将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称为“近世诗界三杰”，并特别作诗赞赏蒋智由：“诗界革命谁欤豪？因明巨子天所骄”。蒋智由（1866-1929），字观云，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人。从“六君子”被杀后到1906年左右，政治态度倾向革命，参加光复会，但1907年又与梁启超一起站在改良派的立场反对同盟会。他的值得重视，并不在于他诗歌的艺术性，而在于他已不是外在地挦扯新名词于旧诗中，而是尝试创作真正的新体诗，尽管他的诗歌佳作不多。他在诗歌方面的现代走向，是从新体诗向白话新诗的过渡。他的《卢骚》一诗，已经与《尝试集》中第一编的诗很近似。他对国民奴性的批判有《有感》《奴才好》等诗歌，其中《奴才好》与胡适式的白话新诗已是非常相近了，可以说是中国较早出现的白话新诗：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
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切勿胡乱闹。
满洲入关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惯了，
他的江山他的财，他要分人听他好。
虽然对蒋智由诗歌评价最高的是梁启超，但他的诗对维新派的新体诗并未发生影响。蒋智由将白话新诗的火种传给了革命派的陈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