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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是深化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理解。只有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关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人们经常引证马克思本人的一句名言，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因而断言马克思哲学之外的哲学都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则是“改变世界”的哲学。
在这种通常的理解与解释中，显而易见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悖论性问题：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是否也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以“解释世界”为前提的“改变世界”的哲学？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哲学而言，作为“解释世界”的哲学，是否也以“改变世界”为目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各种哲学也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解释世界”的哲学？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说，“哲学”作为人们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说法，即“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它是一种理论形态的存在，它的直接的社会功能是对“世界”、“社会”、“历史”和“人生”的理论“解释”，因而在它的直接的存在形态和社会功能上，都不是“改变世界”，而只能是“解释世界”。这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因此，人们往往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群众”和“批判现实”的角度去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但是，这种解释，已经不自觉地模糊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解释世界”而只是“改变世界”的哲学的基本观点，已经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以“解释世界”为前提的“改变世界”的哲学。
值得深思的是，以“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对立来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哲学的根本区别，来说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既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排斥自身所具有的“解释世界”的基本功能，也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哲学不期待或不具备“改变世界”的基本功能，而是因为马克思在革命的意义上改变了“哲学”，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的学说“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
，“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
。
关于“哲学”，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曾作出这样的“划界”性的论断：“自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
那么，哲学如何保证它所寻求和提供的这套“观念”或“框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呢？罗蒂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把自己看成是对由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所提出的知识主张加以认可或揭穿的企图。它企图根据它对知识和心灵的性质的特殊理解来完成这一工作。哲学相对于文化的其他领域而言能够是基本性的，因为文化就是各种知识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
正是基于对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这种理解，罗蒂提出了哲学理性的当代任务：“摈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物万事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
由此，罗蒂提出了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后哲学文化”。
我国学者在反省整个西方传统哲学时，亦作出了大体相似的理论概括：“经过20世纪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性质、思维方式和功能作用等元哲学或哲学观问题更为清晰可见。简单地说，西方传统哲学是追求绝对真理的超验形而上学，其思维方式是以意识的终极确定性为基础或目标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理性主义，其功能和作用是以最高真理和人类理性名义发挥思想规范和统治作用的意识形态。”因此，西方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脱离现实而又统治现实的颠倒的世界观”，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历史任务则是“把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再颠倒过来，以使人们正视真实的现实世界”。
正因为马克思哲学不是以“绝对真理”之名去充任规范人的全部思想与行为的“意识形态”，而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而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不再是“解释世界”的旧哲学，而只是“改变世界”的新哲学。
诉诸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在“上帝人本化”的哲学演进中，一直致力于寻求和论证“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然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它为人的自由所提供的“根据”，是“绝对理念”即“无人身的理性”的“自己运动”，也就是“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现实。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则是要求把人从“抽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明确地提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这样，马克思就把关于“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理性思辨，革命性地变革为关于“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和核心范畴。这就是“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改变世界”来标志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同以“实践唯物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密不可分的。在作为根本性的解释原则的意义上，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口号或旗帜，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发展体系，并不仅仅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而且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论争迄今非但未见减弱，反而有愈益激烈之势。
在这里，我们想引入讨论的也许是一个更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索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形成了某些具有“研究范式”或“解释原则”意义的理论观点。作为批评和超越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产物，“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范式”或“解释原则”。厘清这两种“研究范式”或“解释原则”，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实践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和重新建构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在这种“研究范式”中，“实践”不仅作为认识的基础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范畴，也不仅作为人的历史活动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范畴，而且作为人与世界的现实基础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范畴。就此而言，“实践唯物主义”并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称谓”的问题，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定位”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问题。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种研究范式或解释原则，同“实践唯物主义”一样，也是在批评和超越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解释模式的过程中形成的，也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理论。但是，超越传统哲学教科书的这两种解释模式，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涵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重要区别。
首先，对实践范畴哲学意义的不同理解。在人们经常引证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经这样提出问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主义”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正因为如此，“实践唯物主义”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
与“实践唯物主义”不同，所谓“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它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构成一种可以称之为实践论的世界观。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人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构成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正因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解释原则，因而才构成了哲学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
其次，对实践范畴的本体论意义的不同理解。由于“实践唯物主义”是从“实体”意义上理解“实践”范畴，因而合乎逻辑地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首先在于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把实践提升到世界本原的行列中去”。这种解释表明，“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解释原则，尚未跳出传统哲学寻求世界本原的形而上学窠臼，只不过是把作为世界本原的“物质”或“精神”替换为“实践”而已。正是这种本质上属于传统哲学的解释原则，使得“实践唯物主义”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惑和窘境之中。这就是：如果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视为“世界的本原”，那么，如何解释人类产生之前的世界的存在？传统哲学教科书解释模式正是以此向“实践唯物主义”提出挑战和诘难，而“实践唯物主义”则迫不得已地作出这样的解释：“马克思并没有用实践把物质从本体论中排除出去，并没有用实践本体论去取代物质本体论”。这种解释，使得作为解释原则的“实践唯物主义”显露了其内在的理论的不彻底性。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中，实践范畴的哲学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可以用“实践”和“物质”这两种本体论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如何解释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与“实践唯物主义”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不是把“实践”当成作为“世界本原”的“本体”，恰恰相反，是从“实践观点”作为“思维方式”的哲学革命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应当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唯物主义”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原则区别。
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看来，寻求“世界本原”的“本体论”，其哲学意义并不在于把某种存在视为“本体”，而在于它以寻求“本原”或“本体”的方式而构成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具体言之，这种寻求“世界本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有三个根本性的思想前提：其一，就其思想本质来说，是把存在本身同存在的现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本体视为隐藏在经验现象背后的超验的存在；其二，就其思想原则来说，是把主观和客观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本体视为排除掉主观性的纯粹客观性；其三，就其追求目标来说，是把绝对与相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本体视为排除掉相对性的纯粹绝对性。
与这种思维方式相反，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则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彻底变革了这种把本质与现象分离开来、把主观与客观割裂开来、把相对与绝对对立起来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从而构成了重新理解人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仍然以寻求“本原”的思维方式去解释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并把“实践”解释成作为“世界本原”的“本体”，就不是在马克思的哲学意义上“终结形而上学”，而是难以避免地从马克思这里倒退回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把“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贯彻到底，我们就可以对哲学意义的“本体”和“本体论”获得新的理解和解释。这就是：“人类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认识主体，其全部活动的指向与价值，在于使世界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把世界变成对人类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具有历史展开性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基于人类实践本性的理论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或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理论思维的这种渴求，是一种指向终极性的渴求，或者说，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这种终极性的渴求或关怀的理论表达构成贯穿古今的本体论。”“本体论作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作为一种对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终极关怀，它的可能达到的目标，并不是它所追求的‘本’或‘源’；它的真实的意义，也不在于它是否能够达到它所指向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解价值；本体论追求的合理性在于，人类总是悬设某种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想目标，否定自己的现实存在，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本体论追求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本体论即辩证法，正是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构成了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由对“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理解，我们还能够深化对马克思所实现的“实践转向”的理解。近20年来，学界通常是以“实践转向”来标志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那么，“实践转向”的真实内涵和真实意义是什么？是指马克思把哲学的对象“转向”人类的“实践”活动吗？如果把“实践转向”理解成哲学对象的改变，那么，这里作为哲学对象的“实践”，就仍然是“实践唯物主义”所指认的实践活动本身，而不是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思维方式；如果把“实践转向”理解为思维方式的转向，则会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形成具有革命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
这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即“实践论的世界观”，它以实践自身的矛盾性为基础，深刻地揭示了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在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中，显现了现实世界的自然性与属人性的二重化、人类自身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重性以及社会历史的创造性与规律性的二象性。由“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或“实践论的世界观”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理论。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层地发现，“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并非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是马克思用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探索人类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学术论争中，最大的问题莫过于马克思是否把自己的学说视为“哲学”，因而最大的分歧莫过于把马克思的学说理解为“科学”还是“哲学”。在这里，我们从探讨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入手，回应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理解。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作出了最为简洁而精辟的总结与评价。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篇讲话应当是研究马克思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及其“思想”的最可宝贵的文献。但是，长期以来，如果说学界一直比较重视恩格斯在这篇讲话中对马克思的“思想”的评价，并把这个评价作为马克思一生的伟大贡献而构成阐释马克思及其“思想”的重要出发点，那么，学界并未像重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思想”的评价那样而关注恩格斯在这篇讲话中对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本人的评价。这种状况直接地影响到对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的理解。
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在阐释马克思的世界观时，遇到的一个更为深层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马克思学说的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马克思学说的“哲学性”或“科学性”问题。如果更为尖锐地提出问题，这就是：马克思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马克思的学说或思想是“哲学”还是“科学”？正是面对关系到对马克思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及其“思想”的理解和评价问题，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对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本人及其“思想”的理解和评价。
这里，首先讨论作为“革命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马克思。这个讨论，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
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于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评价，恩格斯是这样作出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革命家”，这对于马克思具有“首要性”，因而也是我们理解和评价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反之，离开这个根本出发点，我们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就会本末倒置或不得要领。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那么，马克思是怎样的“革命家”？他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革命”？恩格斯在“讲话”中作出了高度概括性的明确回答：“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
马克思作为从事“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的“革命家”，他认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马克思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革命”运动的理论自觉，已经向我们展现了马克思作为“革命家”与“理论家”或“思想家”的统一：作为“革命家”，他自觉地担当“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进运动前进的部分”；作为“理论家”或“思想家”，则是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作出“理论方面”的论证。
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作出“理论方面”的论证，这表明，马克思“首先”是作为“革命家”而进行他的“理论”研究，因而不能离开“革命家”的马克思去理解和评价“理论家”的马克思。正是这个根本的出发点表明，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思想、理论、学说。同时，我们也只有从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从“理论方面”论证“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使命，才能真正理解和评价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究竟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和学说究竟是“哲学”还是“科学”。
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这样概括和评价马克思的“思想”：“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对马克思的“思想”的概括和评价，是恩格斯的“墓前讲话”的主体部分。人们通常是把恩格斯的这个概括和评价表达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这表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就成为把马克思的“思想”解释为“哲学”或“科学”的基本依据。
在通常的学科分类中，人们是把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称作“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并因而视之为“哲学”；人们又把马克思发现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作为经济学理论而视之为“科学”。这样，恩格斯在“墓前讲话”中所概括的“两大发现”，似乎就构成了作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马克思，以及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所创建的“哲学”和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所创建的“科学”（经济学）。
然而，在把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作为学术对象而展开的研究过程中，人们一方面是质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而力图论证其为“科学”；另一方面则是质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而力图论证其为“哲学”。这样，由“两大发现”而构成的“哲学家”与“科学家”的马克思，似乎又模糊了他的“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双重身份，因而由“两大发现”而构成的“哲学”与“科学”的马克思思想也就模糊了其“哲学”性与“科学”性。
质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其出发点是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这种论证，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中得到有力的支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通常称之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性文献，正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真正实证的科学”或“真正的知识”。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正是从这种根本区别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哲学家”及其构建的“独立的哲学”。这就是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抛弃了“独立的哲学”及其“哲学家”的幻想，而把他们所创立的历史观视作关于历史的科学。
1886年恩格斯写出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这部讨论马克思和他怎样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进行“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的著作中，对于哲学的历史作出这样的总结：“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而“哲学”的“终结”是因为“哲学”“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
。因此，恩格斯认为，新的哲学应当是“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
。
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在他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还以评价马克思的方式得以阐述。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把有“两大发现”的马克思称作“科学巨匠”，并强调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因而表现一位“革命家”对具有“革命力量”的“科学”的深切认同。
与质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而强调其“科学”性的思潮相并行，是质疑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是他的《资本论》的“科学”性而强调其“哲学”性。宾克莱提出：“马克思对于我们今天的吸引力乃是一个道德的预言，人们如果根据人类价值考察现在社会上的种种事实，然后根据自己的发现而行动，以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一切人都能变成更有创造性和更为自由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是忠于马克思了。”
因此，他认为，“作为我们选择世界观时的一位有影响的预言家的马克思永世长存，而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必然道路的预言家的马克思则已经降到只能引起历史兴趣的被人遗忘的地步”
。
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这部名著中，从我们如何阅读它并从而构成我们所理解的《资本论》入手，讨论了他对问题的理解。阿尔都塞提出：“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每天都可以透过人类历史的灾难和理想，论战和冲突，透过我们唯一的希望和命运所系的工人运动的失败和胜利，十分清楚地阅读它。可以说，自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未停止透过那些为我们阅读《资本论》的人的著作和演说来阅读《资本论》。他们为我们所作的阅读有好有坏，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死去，有些人还活着。这些人有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斯大林、葛兰西、各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他们的追随者或者他们的论敌：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我们阅读了形势为我们‘选择’的《资本论》的片断和章节。”
这就是说，人们对《资本论》的理解，是同人们对它的期待密切相关的，又是同别人对《资本论》的解说密切相关的。由此，阿尔都塞提出问题，“我们”属于哪一种“阅读”？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哲学家”、“经济学家”或“逻辑学家”来阅读《资本论》，是大不一样的，而“我们都是哲学家”，“我们是作为哲学家来阅读《资本论》的”
，而“我们在对《资本论》进行哲学的阅读时所犯的错误是，我们用马克思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时给予我们深刻印象的那种方法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要承认的错误就是，固执地囿于这些方法，在这些方法中停滞不前，死死地抓住它们并希望有朝一日完全依靠这些方法来认识马克思著作的狭小的空间中所包含的无限领域即马克思的哲学领域。”
阿尔都塞提出，“如果认为整个马克思的哲学包含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几个短短的命题中，或者包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否定的论述中，也就是包含在断裂的著作中，那么就严重误解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思想生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种思想的成熟、界定和发展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阿尔都塞引证恩格斯的话说，“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因此阿尔都塞提出，“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
。
关于对《资本论》的“哲学阅读”，阿尔都塞还耐人寻味地提出另一个问题，即：“只有应用马克思的哲学才能对《资本论》进行哲学的阅读，而马克思的哲学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这个循环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之中。”
阿尔都塞的上述观点是值得深入思索的。从此出发，我想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人们阅读《资本论》，是同人们的阅读目的密切相关的；而阅读《资本论》的目的，是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渴望和追求密切相关的；因此，人们从《资本论》中能够读到的最重要的是它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承诺，即远远超过其经济学研究的哲学价值观。这种阅读效果，不仅源于阅读目的，更源于被阅读的对象。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中说，“《资本论》在大陆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理论著作，而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它要研究的是“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它要揭示的是“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如何代替了“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所揭示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特殊规律，而且是人类发展的现实根基。马克思提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马克思对“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分析，不仅具有揭示“剩余价值”生产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而且包含着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深刻哲学内涵。因此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资本论》所蕴涵的这种根本性的价值理想和伦理要求，名副其实地构成马克思的最主要的哲学著作。
把《资本论》视为马克思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还与它“应用的方法”即辩证法密切相关。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而《资本论》则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具体体现。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正是《资本论》体现了这个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辩证法正是在《资本论》中展现了自己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离开《资本论》，马克思并没有为我们提供现成的辩证法著作，而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文献就是《资本论》；《资本论》已经构成马克思的哲学与科学、哲学反思与科学研究的水乳交融。就此而言，我同意阿尔都塞所说的对《资本论》的“哲学阅读”或“经济学阅读”，但我更倾向于认为，阅读《资本论》乃至阅读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只能是一种我称之为“双重化”的阅读，即哲学阅读与科学阅读的统一，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作为“革命家”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马克思的思想是把哲学反思和科学研究融为一体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
在这个意义上，我比较赞同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表达的看法：“一个大人物表现他思想的较有创造力的方面，并不是在从表面的分类的观点来看显然应当是最合乎逻辑的形式中，而是在别处，在表面上看来可以被认为是与之无关的部分中。一个搞政治的人进行哲学写作：情况可能是，他的‘真正的’哲学反倒应该在他的政治论著中去寻找。每个人都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活动：正是必须从这里去寻找他的思想，这种思想处在一种往往不是暗含在、而且甚至经常是同公开表达的东西相互矛盾的形式中。”
跳出我们现行的体制化、职业化、学院化、科层化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跳出现在通行的关于学科分类的思考方式，不再用“哲学”、“经济学”或各种学科分类的视域去阅读和研究马克思这个“最伟大的人物的思想”，我们才能更深切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以及马克思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