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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哲学作为被定义项而界说为“世界观理论”或“理论化的世界观”的时候，作为定义项的“世界观理论”本身并不是没有歧义的；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对“世界观理论”赋予了各不相同的理解和解释，因而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也被赋予了迥然有别的理解和解释。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四个问题：其一，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与哲学自己的“基本问题”是何关系？或者更为明确地说，能否离开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解释哲学的“世界观理论”？其二，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这里的“世界观”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还是人把自己同世界的“关系”作为对象而进行“反思”？进而言之，能否在非“反思”的意义上界说“世界观理论”？其三，“世界观理论”同“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是何关系？究竟怎样从“世界观”与“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的统一中去理解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其四，哲学的“世界观”与“时代精神”是何关系？怎样从世界观理论的时代内涵去理解哲学？
在总结全部哲学史的基础上，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论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基本问题”不同于“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在众多问题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问题，但它并不直接规定其他问题；与此相反，“基本问题”则是在特定的“问题域”当中起规定作用的问题，它决定该“问题域”的全部问题的特殊性质。正因为如此，列宁在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称“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时候，曾经尖锐地指出，“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
。这就是说：只有从“哲学基本问题”去理解“世界观理论”，才能把握“世界观理论”的“哲学”性质；反之，如果离开哲学“基本问题”去理解“世界观理论”，就会把“世界观理论”变成某种非哲学的实证知识。对于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的种种误解，从根本上说，都在于离开哲学的“基本问题”而阐释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通常是把“世界观”表述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并因此把“世界观理论”表述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应当承认，这种表述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思维面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世界，总是力图把握其内在的统一性，形成“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特别是形成“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理论”，从而对世界上的一切现象作出最深层次的统一解释。因此，作为人类思维及其现实基础——实践活动——的“意向性”或“指向性”，只要有人类思维，这种“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的“世界观”及其“理论”就会存在下去。问题在于：这样来界说“世界观”及其“理论”，并没有理解恩格斯为什么强调“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列宁为什么强调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
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是因为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并不是要“表述”对“世界的根本看法”，而是要“揭示”“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并从这种“矛盾”中去推进人对自己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推进人对自己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协调。我们应当从“问题的实质”出发去理解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全部哲学问题，首先是对“哲学”自身的理解问题。
在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中，恩格斯的表达方式是发人深省的。他不仅强调“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且具体地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近代哲学“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这是因为，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之前，古代哲学尚未自觉地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出发去揭示“思维和存在”之间的“矛盾”，而是离开“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直接地“断言”世界的存在。而这种“独断论”的、“非反思”的哲学，正是科学尚处于哲学母体之中、哲学尚承担科学功能的产物，也就是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和科学对“世界”的描述与解释尚未分开的产物。与此相反，实现“认识论转向”的近代哲学，则凸显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诸种“矛盾”，从而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真正成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具体地说，由于近代哲学从对“认识”的反省出发去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而不仅从“内容”方面提出和研究了“客观世界与意识内容”的关系问题，而且特别地从“形式”方面提出并研究了“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等一系列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就不仅使哲学的“基本问题”获得了“完全的意义”，而且也使哲学的“世界观理论”获得了“真实的意义”，即作为哲学的“世界观理论”，它不是直接地断言“世界”的理论，而是“揭示”和“反思”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矛盾”的理论，是推进人对自己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和协调的理论。正因为如此，作为近代哲学理论总结的黑格尔哲学才实现了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并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来源。
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理解作为哲学的“世界观理论”，我们就会进一步提出问题：所谓“世界观”，究竟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还是人把自己同世界的“关系”作为对象而进行“反思”？所谓“世界观理论”，究竟是“观”世界而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还是“揭示”和“反思”人同世界的“矛盾”而形成的关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论？
显而易见，如果“世界观理论”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而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如果这种“世界观理论”是为了让人们对“整个世界”作出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最大普适性”的解释，那么，这样的“世界观理论”就不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是以“世界”本身及其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这样理解“世界观理论”的理论后果和实践后果，必然是混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乃至于仍然把“哲学”当成是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不仅如此，这样理解的后果，还必然混淆马克思关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区分，以至于把“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于“解释世界”的旧哲学。
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与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对象而“解释世界”，恰恰相反，它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无限丰富的矛盾关系，从而引导人们“改变世界”。
哲学对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哲学对自己的“改变世界”的使命的自觉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基础上所实现的“实践论转向”，才把“解释世界”的传统哲学变革为“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才出现了真正是“世界观理论”的“哲学”。
“解释世界”的传统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以科学与哲学尚未完全分化为前提的哲学，也就是把哲学当作凌驾于全部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与此相反，“改变世界”的哲学则是以科学与哲学的高度分化为前提的哲学，也就是摆脱了把哲学视为“科学的科学”。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由于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在这种科学背景下，那种“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的“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恩格斯还指出，由于马克思的历史观终结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所以，“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首先就是以19世纪科学的巨大发展为背景，变革了充当“科学的科学”的传统哲学。因此，这种“改变世界”的新哲学并不是企图对世界作出某种永恒的终极性解释，而是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世界观理论”。正因如此，恩格斯曾经强调地指出，这种“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
从“改变世界”的哲学立场去理解哲学的“世界观理论”，我们首先就会超越对人与世界之间的简单的、二元理解，提出构成“世界观”内在矛盾的三个基本概念，即“自在世界”、“世界图景”和“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所谓“自在世界”，就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着的世界，处于生生不息地运动和变化中的世界。把它称作“自在世界”，不仅仅是指它外在于人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而且主要是强调“自在世界”这种提法本身就意味着还没有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去看世界。一旦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去看世界，世界就成了人的“对象世界”，人的“世界图景”。
所谓“世界图景”，就是人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为中介而形成的关于“世界”的“图景”。这种解释表明了“世界图景”的不可或缺的二重内涵：其一，世界图景是关于世界本身的图景，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图景，而不是某种与人或世界无关的图景，即使是宗教的幻化的世界图景，也只能是以幻化的方式所构成的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图景；其二，关于世界本身的图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图景，不是自在的世界，不是自在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是人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多种方式为中介而构成的图景，这样的“世界图景”离不开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所谓“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洁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世界”变成自己的“世界图景”的方式。人类在其漫长的形成和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人与世界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类不仅是以其自然器官与世界发生自然的“关系”，而且特殊地以自己的“文化”为“中介”而与世界发生“属人”的“关系”。常识、宗教、艺术、伦理、科学和哲学等等，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世界发生真实关系的“中介”，也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人类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为“中介”而与世界发生关系，这表明人是历史的、文化的存在，人的“世界图景”是与人的历史性的存在与发展密不可分的，因此，不能从“纯自然”的观点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必须从历史的、文化的观点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合理的“世界观理论”只能是从恩格斯所说的“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而构成的哲学理论。因此，在对“自在世界”、“世界图景”和“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三个重要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中，重新理解与阐释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这本身正是意味着一种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真正的“世界观理论”。
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在其直接性上，首先是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图景”，即宗教的、艺术的、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世界图景”；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世界图景”，则在于它们本身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即宗教的、艺术的、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基本方式”；这些基本方式不仅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世界图景”，而且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即宗教的、艺术的、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这样，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就以“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三重内涵而构成哲学反思的对象。这表明，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并不是直接地以“世界”为对象而形成关于“世界”的“观点”（包括所谓“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恰恰相反，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它是从“思维和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以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所构成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规范”为对象，批判性地“反思”各种不同的（同时态的和历时态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为人类提供自己时代水平的真、善、美的观念。这就是哲学的“世界观理论”——从总体上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论。
哲学作为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世界观理论”，它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解，既要反省人对世界的“认识”问题（认识论），也要反省人的存在与发展问题（历史观），更要反省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评价问题（价值论），因此，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是“世界观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是彼此外在的“结合”。
人类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所建构的各种“世界图景”，人类通过这些基本方式所建构的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各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都是以人对世界的“认识”为前提的，因此，人类哲学思想从其产生开始，始终关注黑格尔所说的“对认识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认识论”。以“认识论转向”为标志的近代哲学，则以区别“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为前提，始终聚焦于对“思想客观性”的追问，从而使“认识论”问题成为近代哲学构建其“世界观理论”的前提与基础。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则把近代哲学在“认识论转向”中所实现的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追问，诉诸对“思维和存在”的中介——语言——的追问。这种追问使得哲学的认识论获得了现代的内容与形式。
现代哲学认为，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认识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过程的描述，而不是对“意义”的认识论分析，因此应当把它作为心理学而归入经验科学；对“意义”的认识论分析，则是阐明人类通过其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诸如宗教、伦理、科学、哲学等等）而构成的概念系统和命题系统，从而澄清这些概念系统和命题系统所蕴涵的真实“意义”。现代哲学解释学进一步提出，人类运用语言来理解和表述对世界的理解，反过来看，语言又是对人的理解方式和理解程度的表达，因此，对语言的“意义”分析，就不仅仅是分析人所理解的世界，而且首先是分析人对世界的“理解”。理解的可能性条件首先是人的理解能力。哲学解释学认为，人的理解能力就是历史给予人的延续历史的能力。这种能力首先表现为每一代人都处于由历史而来的“前理解”即历史的文化积淀之中，因此，“理解”的可能性在于人的“历史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显然，在每一代人“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中，既包括物质条件和一般文化条件，也包括哲学解释学所着力阐扬的“前理解”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哲学的演进过程中，不仅仅是凸显了以语言为对象的“认识论”问题，而且不可避免地由语言——历史文化的“水库”——而使“认识论”与“历史观”融汇在一起。
在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人的存在与发展——历史——是一个最具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哲学对“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哲学对人的历史性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在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全部旧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非历史”、“超历史”地看待“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也仍然是以“非历史”、“超历史”的观点去解决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马克思所批评的“概念规定”与“无人身的理性”的关系；在费尔巴哈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马克思所批评的“感性对象”与“人的感性存在”的关系；而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在他们所理解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思维”（人）和“存在”（世界）都是“非历史”的、“超历史”的、抽象的存在。正是这种本质上是“非历史”和“超历史”的“历史观”，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理论”只能是一种“解释世界”而非“改变世界”的哲学。他们的“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观”是“解释世界”的“统一”。
在被恩格斯称作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从他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历史的、实践的理解中，形成了以实践论为标志的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从而鲜明地提出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纲领性的哲学宣言。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出发去理解“思维和存在”、“人和世界”的关系。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既尖锐地批评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又深刻地揭露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并进而精辟地阐述了二者的共同之处，即它们都不懂得“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都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因此全部旧哲学都只能是“解释世界”的哲学。马克思的实践论的世界观，则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思维和存在”、“人和世界”的关系，把人同世界的关系理解为人类能动地“改变世界”的过程。这种实践论的世界观既是实践论的认识论——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又是实践论的历史观——人类以实践方式实现自身发展的历史观，因此，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哲学是实践论的世界观、历史观和认识论的统一，也就是“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历史观和认识论的统一。
在关于哲学的理解中，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还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它们对“思维和存在”、“人和世界”关系的关切，都有一个共同的旨趣，那就是为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某种根据、标准和尺度。如何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怎样评价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是激发各个时代的人们进行哲学思考的深层动力。这就是“价值论”问题。
人对世界的价值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目的性要求与对象性活动相统一的实践关系；反过来看，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创造生活意义的目的性、对象性活动，作为否定世界的现存状态而使之变成人所要求的理想性状态的目的性、对象性活动，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活动，从而构成了人与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把“自在的世界”变成“属人的世界”的过程，也就是把“自然界”变成“价值界”的过程。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所实现的人与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使得人的“认识”具有真正的目的性和能动性，人对世界的认识关系是与人对世界的价值关系密不可分的。就此而言，能动的反映论是以实践观的价值论为基础的。
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而构成的、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深化发展的关系，即“历史”的关系。“历史”，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
，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
。在对“历史”的这种理解和解释中，已经凸显了以实践论为基础的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理论”的理解中，我们特别需要思考马克思关于“历史”的两个重大结论：其一，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去考察和揭示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从而在社会有机体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在社会形态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意识相对独立的历史更替中，发现了生产力的最终的决定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二，马克思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把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以自己的实践活动使自己超越“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并使自己获得“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理论”则是“揭示”和“反思”人对世界这种实践关系的理论，是“引导”和“促进”人类争取自身解放的“改变世界”的哲学。这种“改变世界”的哲学，以实践论为基础而实现了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论的统一，是一种真正的实践论的“世界观理论”。
通常有两种关于哲学的定义式的表述：一是把哲学表述为“理论化的世界观”；二是把哲学表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两种定义式的表述，要求人们提出并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究竟如何理解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的时代内涵？
把哲学作为被定义项而表述为“理论化的世界观”，首先必须追问什么是作为定义项的“世界观”。具体言之，什么是世界观的“世”？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而然的“世”，还是人生在世之“世”？什么是世界观的“界”？是与人无关的无始无终的“界”，还是人在途中之“界”？什么是世界观的“观”？是非人（物）的或超人（神）的目光，还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这表明，在对“世界观”的理解中，包含着迥然不同的解释原则。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关于世界观的三种基本的解释原则：一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解释原则。在这种解释原则中，“世界”是与人的感性活动无关的“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存在。二是“和唯物主义相反”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原则，即“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但却同样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解释原则。在这种解释原则中，“世界”成为人的“能动”的精神的产物。与上述两种解释原则不同，马克思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在这种解释原则中，“世界”并不是与人无关的抽象的存在，而是人在自己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现实的存在，因此，“世界观”也不是与人的历史性存在无关的抽象的“关于世界的根本性观点”，而是人在自己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内涵的“关于世界的根本性观点”。
这个新世界观表明，世界观及其理论——哲学——是历史的而不是非历史的，是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世界观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是具有时代内涵的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作为“理论化的世界观”的哲学，它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总的概念框架，也为人们评价世界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总的意义框架，从而为人们变革世界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总的世界图景及其解释原则。这个新世界观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世界观及其理论——哲学——提供了实践论的解释原则。依据这个解释原则，我们可以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演化、人类存在形态的变革和哲学寻求崇高的进程这三个方面的统一，阐发世界观理论的时代内涵。
哲学的时代内涵，首先是同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性变化密不可分的。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出现了通常所指认的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是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是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这两次“转向”，就其理论内涵而言，都是转换了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理解。当代哲学家卡尔·波普把物理自然世界称为“世界1”，把人的精神世界称为“世界2”，而把语言文化所构成的世界称为“世界3”。借用波普的这种划分方式，我们可以比较简洁地说明哲学的“古代”、“近代”和“现代”三种基本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时代内涵：所谓“古代”哲学，其实质是离开“世界2”对“世界1”的关系，即离开“思维”对“存在”的反思，直接地断言“世界1”；所谓“近代”哲学，其实质是从“世界2”对“世界1”的关系，也就是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出发，去追究二者的“关系问题”；所谓“现代”哲学，其实质则是从“世界3”出发去探寻“世界2”与“世界1”的关系，也就是从“语言文化”出发去探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两次大的“转向”，正是深刻地体现了哲学理论的时代内涵。
古代哲学，它离开对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认识论反省，单纯地从对象世界本身去寻求世界的统一性，并直接地断言世界本身，而没有自觉到在这种断言中所蕴涵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的“古代”含义，是指尚未自觉地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而直接地寻求和断言世界本身的哲学理论形态。近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认识论转向”，是因为它以反省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寻求二者的统一性。在这种认识论反省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因此，哲学的“近代”含义，是指自觉地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并从而寻求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统一的哲学理论形态。现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是因为它超越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从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现实基础（实践）或文化中介（语言）出发，去回答和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的“现代”含义，是指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中介去回答和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哲学理论形态。从两极到中介，构成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的革命。
在哲学的“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理论形态的历史转换中，实现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理论内涵的历史性发展。古代哲学提出“万物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试图以某种最深层的统一性的存在来确定人类生活意义的最高支撑点，又意味着人类尚未达到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去反省人类生活的意义。因此，这种哲学实质是表征着人类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近代哲学提出“意识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以反省的认识去寻求人类生活的意义，又意味着人类是以超历史的即抽象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受“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现代哲学提出“实践的统一性”以及科学、语言、文化等等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从历史的即现实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也意味着人类在多元文化意义中的冲突与危机。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融合的自我意识。从层级性寻求到顺序性选择，构成现代哲学的基本理念的革命。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演进，直接地取决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性变化；而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性变化，则深层地取决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的转换。关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马克思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形态中，个人依附于群体，个人不具有独立性，只不过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中，个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却只能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人依赖于物，人受物的统治，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物与物的关系。只有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才能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人类存在的三大历史形态的基本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世界观理论的时代内涵。因此，哲学史，归根到底是理论形态的人类发展史；每个时代的哲学，则归根到底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即以理论的形态所表达的人类关于自身的意义与价值的自我意识，它一向是以阐扬崇高和贬抑渺小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和理论使命。然而，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西方传统哲学，在建构人类生活精神坐标的进程中，既历史地践履着对崇高的追求，又非历史地把崇高异化为某种超历史的存在。从整个哲学史看，哲学正是在追求崇高和“消解”崇高的异化的过程中发展的。在论述哲学的历史任务时，马克思曾作出这样的概括：“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在这里，马克思为我们反思哲学的历史演进及其时代内涵，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透视角度。这就是：近代以前的哲学，是一个塑造“神圣形象”的过程；近代哲学本身，是一个消解“神圣形象”，并以种种“非神圣形象”取而代之的过程；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则是在消解“神圣形象”的基础上，进而消解诸种“非神圣形象”即“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过程。
哲学的塑造“神圣形象”、消解“神圣形象”和消解“非神圣形象”的发展过程，同马克思的关于人的存在形态的“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发展进程是密不可分的。在“人的依赖关系”中，个体对崇高的追求，就是对群体的崇拜，被崇拜的群体则被异化为超人的“神圣形象”（从图腾到上帝）。这样，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它对崇高的寻求和崇高的异化，就表现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对“神圣形象”的崇拜。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中，人对人的依赖变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因此，人对“神”的崇拜也变成了人对“物”的崇拜，崇高在“神圣形象”中的异化也变成了崇高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正因为如此，哲学的历史进程，就由塑造“神圣形象”而演进为消解“神圣形象”，又由消解“神圣形象”而演进为消解“非神圣形象”。哲学的这个演进过程，正是理论地表征人类社会从人对人的依赖性走向人对物的依赖性，并进而改变人对物的依赖性的历史进程。以资本的逻辑为实质内容的现代社会，它的时代性的人类问题，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揭露和改变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当代哲学的根本性的时代内涵。
作为世界观理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二重性：它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又都是求索人类性问题的理论结晶。哲学理论求索的“人类性”问题就蕴涵在它的“时代性”内容之中，而哲学理论的“时代性”问题的求索又正是对“人类性”问题的历史性回答。离开哲学问题的人类性而片面地强调哲学理论的时代性，或离开哲学理论的时代性而片面地强调哲学问题的人类性，都无法真正理解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哲学问题总是人生在世的大问题即人类性问题。求索天、地、人的人与自然之辨，探寻你、我、他的人与社会之辨，反省知、情、意的人与自我之辨，追寻真、善、美的人与生活之辨，凝结为理解“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哲学范畴，并因而构成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或人生的“最高的支撑点”。古今中外的哲学，无论其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研究方式有何差异，派别之间有多少冲突，理论形态有多少更新，但总是对人的存在的反思。从哲学问题的人类性看，全部的哲学都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人的存在。不同的哲学理论，总是以理论的方式凸显了人的存在的某个环节、部分或方面，从而理论地表征了对人的存在的特殊的理解。然而，人类性的哲学问题，却从来不是以抽象的人的问题提出的，恰恰相反，人类性的哲学问题总是表现为具有历史内涵的时代性问题。以人类性问题而存在的哲学，它所具有的解释力和思想力，又总是取决于各个时代的哲学对自己的时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因此，每个时代的人类性问题，都凸显了人的存在的某个环节、部分和方面，都凸显了特定的人的存在的问题。
人的存在方式是历史性变革的，人对世界的现实关系是历史性变革的，人的世界图景是历史性变革的，人对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自我意识是历史性变革的，因此，哲学必须提出和回答自己时代的世界观问题：以人的当代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对世界的当代关系是怎样的？以当代科学为中介的人的当代世界图景是怎样的？以人的当代社会生活为基础的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是怎样的？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既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又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哲学家，把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体悟与思辨，融汇于对人类性问题的体悟与思辨，既时代性地凸显了人的存在的某个环节、部分或方面，又深化了对人的存在的理解与解释。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们体悟和思辨时代性的人类问题，才理论地表征了人对自己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正是哲学问题的人类性与哲学理论的时代性的统一，真正的哲学才具有超时代的当代性，才具有“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生命力和开放性。
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理论的时代性，构成哲学问题自我扬弃的过程，即“老”问题总是以胚芽的形态蕴涵着“新”问题，研究和回答“新”问题总是要反省“老”问题，以至于“老”问题“青春永驻”；“新”问题又是以成熟的形态展开了“老”问题，解决“老”问题总是有赖于探索“新”问题，以至“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是哲学问题的自我相关和自我缠绕。它深层地表现为哲学的解释原则的自我循环，即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它在每个历史时代的各种文化样式中，总是充当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因此，没有任何别的文化样式来充当解释哲学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哲学解释只能是自我解释，这就是哲学原则的解释循环问题。哲学解释是自我相关的，它必须通过自我的反思与批判，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哲学对自身解释原则的批判，就是哲学原则解释循环的自我超越。
哲学解释原则的自我超越并不是简单地抛弃先前的哲学解释原则，而是极为复杂的“扬弃”关系。首先，新的哲学解释原则总是否定了先前的哲学原则，并且否定了先前的解释原则得以形成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自身的反思层次的跃迁。例如，近代哲学的解释原则，是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出发去提出和回答全部的哲学问题。其次，它否定了先前的哲学离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而直接断言存在的解释原则，也否定了据以形成这种解释原则的非反思的思维方式。这样，近代哲学就使哲学进入到自觉的反思的逻辑层次。但是，这种哲学自身反思层次的跃迁，并不是抛弃了哲学对“存在”的追问，而是使这种追问自觉地提升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中来实现。因此，哲学解释循环的自我超越是一个“扬弃”的过程。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的世界观理论，是在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反思中寻找存在的意义。人的生命活动是寻求和实现“意义”的“生活”活动，而“生活”活动的“意义”，则总是存在于“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之中，即“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生命活动的“意义”。哲学的全部理论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处理“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但是，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的核心范畴的凸显，总是取决于对人类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并直接地取决于对时代性的社会思潮的理论自觉。在当代社会思潮中，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其实质是“消解”了作为绝对确定性的“标准”；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是淡化了“英雄”作为人格化的“标准”的神圣性；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是以文化的大众化和多元化弱化了精英文化的“标准”化；而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则直接地冲击了将“理性”作为“标准”的合理性。这表明，当代社会思潮所体现的根本矛盾，是“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因此，只有当代哲学才把“标准”与“选择”升华为最重要的哲学范畴。
如果以“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来概括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区别，那么，我们可以说，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哲学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哲学则承诺的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标准”。正因为如此，以追求绝对确定性为使命的传统哲学，只能是以超历史的“神”或非历史的“物”作为“本体”即“标准”，去规范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传统哲学的“没有选择的标准”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而在现代哲学的消解“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即反对“本质主义”的理论自觉中，“标准”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承诺，更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选择”和“安排”。这就是现代哲学所实现的从层级性寻求到顺序性选择的变革。但是，由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当代西方哲学往往把这种文化选择蜕变为丢弃“标准”的“选择”，因而造成了当代哲学中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哲学自身的追求。
趋利避害，即趋向人类之利而避免人类之害，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逻辑，也是哲学以理论形态所表达的最根本的人类自我意识。人类始终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选择”某种“标准”而实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今天面对的最大问题，不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应当给出什么样的“标准”和作出怎样的“选择”吗？这是哲学的人类性问题的最根本的时代性内涵。达到这种理论自觉，并自觉地展开这种哲学追求，就是既把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凝聚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把“时代精神的精华”升华为“文明的活的灵魂”。这种为人类生活奠基的哲学追求，应当是21世纪哲学的最重要的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