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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吸取、继承了人类全部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创立的，也是在回答和应对人类发展面临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批判性地审查各种既有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进而提出新观点、新方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出现新的分支，开拓出新的理论领域；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地回溯、审查、反思、修正原有的理论、方法和结论，无论是开辟新的领域还是反思修正原有的观点，都离不开与其他哲学理论派别进行对话，回应他们的挑战，彼此辩难相互启发，也离不开自己内部不同观点的争论。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
研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经过几十年诸多学者的辛勤耕耘和艰苦努力，遭遇了数不清的误解、质疑、反对，甚至可以说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多数人们的理解和承认，不仅“价值”、“价值观念”、“价值观变革”、“价值体系”等被写进了党中央文件，而且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规定为21世纪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性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应该有”，而且确实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理论，价值理论不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领域、一个分支，更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理论，它提供了人们观察世界、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一种重要视界。借助价值理论这种新的视界和新的维度，我们可以对人类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一些争论及偏颇，对过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质方面的一些误解和缺陷，获得一种合理的解释。
价值论（theory of value），顾名思义，是对价值现象、价值问题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确切地说，是关于价值的哲学理论。价值问题老早就存在，人类对价值问题的思考也早就在实际地进行着，反映到哲学上，古代的哲人们、思想家们，留下了关于价值的一些珍贵的思想。但从总体上说，古代哲人们关于价值的这些思想，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价值论，这不仅因为这些思想大都还是些吉光片羽式的论断，更关键的是他们并没有达到对“价值一般”的自觉辨析和系统考察。在古代哲学家那里，尽管已经有了“伦理学”、“诗学”这样的名目，尽管对“善”、“恶”、“美”、“丑”、“福”、“祸”、“利”、“弊”等概念都进行过相当深入的考察，可他们毕竟对这些现象作为价值现象的共同本质还缺乏真正的理解，也没有将“评价”与“认知”区分开来。一句话，古代哲人还没有达到对价值现象的哲学层面的自觉，没有形成对“价值”这个作为各种价值现象的“共名”或“通名”的哲学理解。所以，按照当今多数学者的理解，价值论是到了现代才出现的学科或学问。
价值问题是任何时代的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必然遭遇、必须对待的重要问题，人们在现实的实践生活中经过不断试错和学习，也积累了很丰富的价值选择方面的经验，比如“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有舍才有得”，等等。即使在今天，这些道理仍然是普遍适用的一般通则。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有一句格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就涉及到什么样的人生有价值或没有价值。在苏格拉底看来，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他应该自觉地反思和审视自己的生活目标，经常检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过程，过有意义、有价值的一生，而不应如动物一样只是按着肉体自然的规定来生活。中国的哲人孔子讲“吾日三省吾身”，便于改过迁善，表达的也是类似的意思。
价值问题是人类独有的或特有的问题，只有人才有所谓价值问题。人类从动物发展而来，但动物没有意识和自我意识，它们不可能把自身与环境区分开来，不可能省察和设计自己的生活，它们的存在与它们的生命是直接同一的，都是一种纯粹自然的过程。动物的活动只服从因果规律，而不会有什么“理由”问题，更不存在“理想”。当然，动物，甚至可以说一般的生物有机体，都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机能和功能机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它们的活动遵循着趋利避害的“原则”，表现出某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但动物的趋利避害行为，对动物而言的“利”和“害”，都还不是价值选择的问题，都不算是“价值问题”，至多只是构成了人类价值选择活动的自然前提。
人类最初的活动和行为与其他动物的行为并没有很大的区别，马克思说得好，“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人类在劳动中并通过劳动实现了“物种的提升”，通过意识的发展日益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劳动对象的区别，自己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条件之间的差别。对象与人的关系，直接的首先的就是一种实践关系，是一种生活关系，一种以有利还是有害、有用还有无用为基本内容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和发展的过程中，日益生长出了审美性的关系，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建造”。与此同时，劳动过程中以及劳动产品分配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自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正是这种千百万次重复的活动，也是为了辨认这些活动对象，人们在意识上和语言上对它们进行分类进行规定，一些被分成“有用的”、“有益的”、“值得珍惜的”、“好的”，另一些则是“坏的”、“有害的”，等等。随着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以后，“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精神生产的这些产物既丰富了人们的对象世界，又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并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人们的价值对象世界在急剧地丰富着、扩大着、膨胀着，人们的生产能力、消费能力、享受能力、欣赏能力都在不断地发展着、提高着。而无论任何时代，人们都得根据当时当地的客观的和主观的情况进行选择，也总得承受自己行为的直接和间接的结果，由此也总会产生和接受各种各样的情感体验，或是高兴、喜悦和满意，或是痛心疾首、抱怨后悔。
能够进行自主的选择，这是人不同于其他存在的一个显著特点，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指选择的自由，而选择本质上就是价值选择，是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来进行的选择。价值是人们选择的客观目标和依据，评价则构成人的选择的主观形式和凭借，人们就是依据着自己对一定对象的价值评估、预测、权衡来进行选择、做出决策的。古往今来，概无例外。
我们通过上面的简略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就是，价值问题是人类自出现以来就存在的问题，也是只有对人来说才存在的问题。对于其他的有机系统、生物和动物来说，由于它们从来没有达到把自身与其他存在物区别开来的水平，不能把自己的存在当作是对象来进行反思和设计，所以它们的活动中也就不存在价值问题。换句话说，对于它们的活动和变化，使用因果关系、结构和功能关系来描述、解释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地引进“价值”这个概念，正如没必要用“动机”概念来解释和说明无机物的运动一样。
价值问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问题，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和反思却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白的，相反，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不很明白的甚至很不明白的。原始先民基于认识的局限，把自然的各种灾害、渔猎和收成的丰歉、战争的胜败、生活中的祸福都看作是某种超自然力量有意施为的结果，万物有灵论、自然神论和目的论都是这种观念的表现。随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实践经验大大增加，认识和思维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哲学为母体的各种理论开始摆脱原始神话而产生了出来。一方面人们开始较为理性地看待利害、祸福、生死、善恶、正义非正义这些属于价值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对造成利害、祸福的客观原因进行理性的分析，这即是科学的出现。
当然，由于条件的限制，古代的理论家们对这二者的关系还缺乏较为正确的认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价值意识和科学意识是混杂在一起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是浑然不分的。特别是对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理解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尽管有这些局限，古代人毕竟开始了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古代的伦理学、政治学、诗学中都包含了关于善恶、正义非正义、美丑等基本价值范畴的探讨和见解，而关于义利、理欲、德法、王霸关系的讨论，关于利害并存、祸福相依、美丑相对的观点，都为后世讨论价值问题积累了宝贵的思想材料。从总体上看，古代人对于价值的认识属于从个别上升到特殊的阶段，他们的思想大多是对于某种特殊的价值的，他们有所谓的“善论”、“好论”、“美论”等关于特殊类别的价值的理论，而没有建立起一般的“价值论”，也缺少从一般价值的高度来讨论价值与非价值、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关系的自觉。与中国哲学“以善统真”的传统相反，以古希腊哲学为源头的西方哲学则更多地表现出“以真统善”的倾向，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的格言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思想家们。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加重了人们对科学的崇拜，也加重了“以真统善”的倾向。认为科学能够解决社会和人生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成为许多思想家的共识，而自然科学理论的惊人准确的预测力使得人们把它视作是科学的典范和蓝本，自然科学方法成为科学方法的代名词。在这种背景下，思想家们不仅积极地、大量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而且认为只有弄清了人的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就可以准确地预见人们的各种行为，心理学成为各种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这便是所谓“科学主义”话语霸权的时代。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哲学理论也发生着所谓“认识论转向”，即把认识（认知）活动何以可能、认识如何达到真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当作是哲学的中心问题。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就是围绕着认识的发生机制、方法论基础和真理的标准等而展开的。由此形成了强大的认识论中心主义或认知论的哲学传统，即使是对于伦理学、美学、历史学等充满了价值问题的领域，人们也认为主要是如何获得关于“善恶”、“美丑”、“正义非正义”的最终真理的问题，是如何用真理性的观念排除那些谬误和歧见的问题。
然而，正当许多学者热衷于用自然科学方法即所谓科学方法建立自己的社会人文理论的时刻，休谟却对这种时尚提出了深刻的怀疑。休谟认为，如何从“是”的判断过渡到“应该”的判断，是需要作者做出说明和解释的，否则，这种过渡就具有“独断论”的性质。实际上，休谟的怀疑论具有着更为广泛的性质，不单是怀疑以神学为基础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合理性，也怀疑对当时的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的哲学解释的合理性，比如他认为因果观念的基础并非是客观对象的因果联系，而是出自认识主体的“联想习惯”。休谟提出的“是”如何过渡到“应该”问题，第一次从哲学上指出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差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康德就曾说，是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梦想”中惊醒了。康德哲学的中心议题和重要任务，不仅是如同以往我们所强调的那样，是调和经验与理性的矛盾，同时也是在调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矛盾。康德的实践理性是进行道德选择的理性，判断力则是审美的能力，可由于在此时，价值还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范畴、作为各种具体价值现象的共名或通名来予以对待，所以，在康德那里，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判断力都是分别予以讨论的，真、善、美这几种价值也没有得到统一的理解和处理。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各门实证科学的逐渐壮大，科学方法威力的日益增强，它们都从原来所从属的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了，不仅与哲学分庭抗礼，而且简直是开始滋长着一种蔑视哲学的情绪。哲学自产生以来遇到了最大的挑战，面临着一种危机，这就是需要重新为自己定位的问题。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包罗万象的体系，作为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哲学体系，也是一种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的最后努力，从此之后，除了像杜林这样的青年还试图构造那种包罗万象的体系，再也无人去做这样的徒劳无功的尝试。体系哲学无可避免地衰落了，认识论中心主义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哲学必须重新确定它与科学、与其他知识门类的关系。这也就是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从这个角度看，意志主义、情感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乃至泛滥，作为对理性主义亦即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某种反拨，实乃是哲学转型中的一种尝试和突破，至少也是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种纠偏。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传统哲学的过程中走的是另一种路向，即向实践和生活世界的转向，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的方向。现代价值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
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现代价值论之父主要是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属于新康德主义的洛采（Lotze Rudoif Hermann,1817—1881）；另一个则是尼采（Nietzsche,1844—1900）。洛采把世界分为三个领域，一是现实事物的领域，二是普遍规律的领域，三是价值的领域。他认为，价值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是善、美和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理性和逻辑是都是无用的，只有情感才起作用。在洛采看来，我们光是知道什么是必然的并不够，还要知道什么是应该的。价值世界是目的世界，相对而言，现实事物的世界和规律的世界只是手段。方迪启对此评论说：“当实证论者想要建立一个不含价值的实在界时，洛慈（另译洛采——作者注，下同）却使价值脱离实在界而独立。这种构想使得他划出了一块领域，不受自然主义的侵犯……洛慈赋予价值极重要的意义，因此他设法要将逻辑、伦理学及形而上学都化约为价值学。”
尼采作为一个极端反传统的哲学家，其最闻名于世的就是喊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从而将价值问题变成当时最重要、最热门的话题。尼采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世界以基督教道德为主的传统道德，他认为这种道德本质上是奴隶道德，是教人做顺从的逆来顺受的奴隶的道德，但现在“上帝死了”，传统价值观的基础崩塌了，必须站在新的基地上用新的标准来看待一切价值。尼采所主张的新的标准、新的精神就是强力意志和酒神精神。尼采的功绩在于使价值成为重要的话题的同时，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的深刻反思。
洛采的思想引发了布伦坦诺的“自明性哲学”，也直接地影响了新康德主义的巴登学派，其首领人物就是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布伦坦诺也认为，价值是独立的现象，只有通过情感活动来把握，人只能在爱和恨、适意和不适意中把握价值，肯定评价和否定评价就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布伦坦诺在《我们正确和错误知识的起源》（1889年）这本著作中，探讨了价值判断的起源和价值评价的公理问题。布伦坦诺没有写出价值论的专门著作，倒是他的两个奥地利学生，迈农和艾伦菲尔斯，各自撰写了两部价值论专著，二人之间还引起了关于价值的一场著名争论。艾伦菲尔斯于1893年出版了《价值理论与伦理学》,1896年又出版了《价值论体系》第一卷，次年第二卷出版，迈农在1894年出版《价值理论的心理——伦理研究》,1923年又写了《一般价值论的基础》。他们二人都属于价值主观论者，只不过迈农认为价值植根于情感生活，存在于人们的价值体验和评价中，他说，“凡是一个东西使我们喜欢，而且只要达到使我们喜欢的程度，它便是有价值的”。而艾伦菲尔斯则主张，在愉快中寻求价值的基础难以成立，应该在欲望或企求的领域去寻找价值。
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与布伦坦诺不同，他们一方面坚持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学科的划界，认为后者主要是价值的领域，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注重从人的先验理性中寻找价值的根源。文德尔班认为，哲学只有以具有普遍价值的那些价值为自己的领域和问题，只有作为价值科学才能有生命力。哲学的任务并不是记述或解释人们所追求的目的和价值，而是要确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规范，这些规范先验地、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理性之中，规定了人们的行为，是全部文化和文明的组织原则，也是一切特殊价值的组织原则。
在他们之后，价值论发展出现了某种意义的综合，这即是舍勒的现象学价值论。舍勒既不同意自明哲学派把价值仅仅当作是个人的情感现象的观点，也不满意康德派的形式主义伦理学，他试图建立一种实质伦理学。他认为价值是一种情感现象（不是理性中的形式规范），只有通过情感和直观才能把握价值，但又不单是个人的情感，而是一种先验地具有客观普遍性的非个人性的存在，各种价值自成一定的等级，是不以人的情感为转移、甚至不以其具体呈现的形式为转移的。舍勒还详细研究了价值的等级秩序和价值选择的依据。第一是持久性，即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哪些具有持久性的价值，最优越的价值就是那些永恒的价值；第二是可分性，越是具有不可分性的价值其等级越高；第三是基础性，越是基础性的价值就越重要；第四是满足的深度，越能引起深刻的满足的价值越大；第五是相对性，价值的相对性越小，其价值就越高。在舍勒的价值等级表中，最低级的是引起感官是否愉悦的价值，然后是生命价值，再次是精神价值，最高的是宗教价值。
在德奥兴起的价值论思潮，由美国哲学家乌尔班1906年出版的《评价，其性质和规则》一书介绍到英语国家，继而有詹姆斯、杜威、培里、怀特海、刘易斯的价值论著作问世，英国则有莱尔德、鲍桑葵、麦肯斋等人参与讨论，形成了一个热点。20世纪30年代，价值论思潮东渐，传到了日本和中国，日本的牧口常三郎创立了“创价学会”，后出版了《价值哲学》。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科玄论战”中，一些论者也提出要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问题，还提出了价值哲学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涉足价值论研究，发表了大量的价值论著作，如M.比内达的《价值论：价值的理论》（1947年）、培里的《一般价值理论》（1950年）、L.拉韦尔的《价值论》（1955年）、佩伯的《价值源泉》（1958年）等。价值论的思潮逐渐获得了人们的普遍注意，各种人文科学著作中都涉及到价值论思想。
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价值理论并非是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派别林立的战场，据我国学者王克千先生的看法，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以康德主义的理性主义为线索，对价值做理性主义的探索，如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派的价值论。第二种是新经验主义的价值论，对价值作经验论或效用论的回答，如新实在论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论。第三种是力求突破传统理性主义的思路，立足于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来探讨价值问题，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价值论都属于此类。第四种是逻辑经验主义，他们基本上是否认价值论能够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如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
他们之间也相互诘难和论战，各自互有长短。他们虽然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在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和处理上，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倾向是其主导的方面。西方价值论的理论和观念已经深深地渗入到社会大众生活和人文学科研究的各个方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直接承续德国古典哲学而开始他们的哲学活动的。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更重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和历史发展的思想，对黑格尔的评价远高于康德，但康德高扬主体能动性的思想无疑给马克思以重要的影响，这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都可以看得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活动的年代，现代价值论还处于酝酿的时期，一些有影响的价值论著作基本都是在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而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整理出版马克思未竟的《资本论》遗稿上，这就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对当时正在兴起的价值论思潮有较多的关注。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在创立自己的学说之初，工作的重点是论证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也就是说，他们侧重研究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侧重从认知方面研究经济运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此相联系，他们曾多次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仅仅从道德的角度，亦即从价值的角度或应该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而把社会主义当作是一种更合乎人类理性的理想社会，是靠人类理性的觉悟就可以实现的社会。马克思在吸取和改造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但马克思对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有明确的规定，认为这是与商品的使用价值完全不同的东西。任何把价值（经济学意义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相等同或把价值当作是使用价值的一般抽象的做法都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自己的哲学价值论，应不应该有自己的哲学价值论，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
我们知道，在西方理论界，长期以来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物质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误解或故意歪曲，在这种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根本不重视人和人的价值问题，自然在哲学上也没有自己的价值理论。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自不待说，就是那些称马克思主义是“不可逾越的”、对马克思表示了相当的尊重的哲学家，如存在主义的萨特，也曾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人学的“空场”，需要用人学和价值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缺陷”。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一些早期著作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一些人则声称发现了新的马克思，他们或是制造所谓“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对立，或是干脆否定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科学性而把马克思扮饰成一个“道德家”、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甚至说马克思是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道德预言家。“结果，西方世界的当前兴趣便集中在马克思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上，即他对人的看法，对异化的人的分析以及要建立一个人人不受剥削的更人道的社会，才能使每个人的全部潜在能力发展得最完满的建议。”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派别主要是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角度批判现代资本主义造成的各种人的异化现象，他们声称要继承、发展马克思的事业，可他们理解的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当然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认为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其理论尚未成熟的表现，是受浪漫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痕迹或结果（阿尔都塞）。他们也主张马克思主义是要发展的，或是通过概念分析使之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上，如柯亨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结合实际的新发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如哈贝马斯等人，总之是沿着科学化的路子来解释、“保卫”、推进马克思主义。可以这么说，马克思经典作家那里本来就存在的科学与价值的内在差别和紧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变成了水火不容、相互对立、相互否定的两种路向，各持一端，相互攻讦。
在苏联，由于长期受直观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对价值论作正面的理解，认为其是主观主义的思潮和唯心主义哲学。在1960年出版的《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的“价值学”词条中还明确声称“辩证唯物主义摈弃价值哲学”。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解禁，苏联哲学界开始反思过去的历史失误，打破以前的僵化理论模式，注意研究国内国际出现的新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被动地位，为了在国际学术对话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就提到了苏联理论家们的面前。1960年，图加林诺夫发表了《论生活和文化价值》，标志着苏联哲学界在研究价值理论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后来他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论》，成为苏联研究价值问题的较早的代表人物。在1964年到1970年，苏联理论界关于价值问题召开了几次讨论会，一些主要哲学杂志《哲学问题》、《哲学科学》、《莫斯科大学学报》、《列宁格勒大学学报》等都组织和刊登大量的文章，来讨论有关价值的问题。其中，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自己的价值论、应不应有自己的价值论，就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一些理论家认为，价值论和价值问题是“从资产阶级哲学（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那里侵入到我们这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没有西方价值论所说的价值，也不需要任何这种价值，而且反对资产阶级关于价值的各种理论。图加林诺夫略带讥讽地说，哲学界的老近卫军中有些同志看见“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这一术语就皱眉头，因为他们的头脑还被以前的教条主义所禁锢。图加林诺夫指出，“价值问题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深刻实质、同它的灵魂相联系的。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中，似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不曾研究过价值问题。这很令人费解。……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是价值论的经济学表现，并且给我们提供了详细研究价值理论的全部重要的方法论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这一问题当作是革命实践活动的哲学根据，从而使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没有对革命家所反对的那个社会制度之否定性的评价，没有对它做出的‘判决’，从另一方面说没有对革命政党为之奋斗的那些目标的肯定态度，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行动。”
图加林诺夫认为，一些人把写出以“价值”为标题的大部头著作当作有价值论的标志，这完全是误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和全部活动中，在他们的继承者的心里和事业中，饱含着对待现实的革命的价值态度”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及其所倡导的价值是整个人类史上最人道、最壮美、最高尚的价值。阐述、解释、发展和传播这些价值的荣幸落到了我们身上。我们的目的是能够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些思想的实际价值”
。
如同苏联当年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与其时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着内在的关联一样，20年后，中国价值论的兴起也是与实践标准讨论，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运动直接相关联的。当中国的思想家们摆脱了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力图根据现实实际来重新理解过去信奉的理论、总结“文革”灾难和政治经济中的重大失误的经验及其根源时，我们发现，没有价值论的视野，许多问题是解释不清楚的。人们痛定思痛，发现我们对“文革”中践踏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现象的沉痛反思，对现实的国际国内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和道路的定位和审视，全都离不开价值向度和关于价值的理论。而我们过去的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哲学理论，最缺乏的正是关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内容，关于现实实践的主体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反思，关于价值问题的论述和讨论。
从总体精神和性质上看，我们过去理解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是顺承着近代唯物主义和认识论中心主义的路线，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和其蕴含的现代精神，尽管我们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实际上并没有脱出黑格尔式的“科学之科学”的窠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价值论研究兴起了，并且很快成为一个理论热点，成为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中国的价值论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所要研究的和建立的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基本上没有遇到太大的理论障碍，但这不等于说没有意见的分歧，不等于说没有理论上的阻力。
如前所说，马克思恩格斯活动的年代是现代价值论正处在酝酿和萌芽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作重点也使得他们对价值问题没有作过专门而充分的关注和系统的研究，他们没有写出以价值为标题的专著和专论。这是历史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确曾多次反对仅仅从道德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这也是历史的事实。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历史规律、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时常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从道德上，从价值的角度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抨击过资本主义对殖民地进行残酷掠夺的野蛮行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关于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特别是关于革命形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都有过诸多论述，在这些文献和著作中，不仅存在着许多关于价值论的思想，更为根本和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整体上就是无产阶级的价值学说，是关于劳动解放、人的解放、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社会历史价值的论证。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思想家的不同在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价值学说和道德预言，是以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前提的，他们的逻辑是，正因为是价值学说，所以它就无科学性可言；我们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与作为价值的学说是内在统一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些片面的不正确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理论，它不仅不需要现代价值论所谓的一般价值，而且是与这种价值理论不相容的。在这种观点看来，价值论是西方的唯心主义哲学的专利，是资产阶级学者用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我们不仅不应该接受，而且必须毫不让步地坚决反对。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把价值与科学简单地对立起来，否认价值问题的客观普遍性，也否认对价值问题做科学研究的可能性。这些同志不明白，价值问题、价值理论与一些学派对价值的看法是不同的两回事，价值论与某种价值观、某种价值理论也不相同。我们可以不同意和反对西方一些学者对价值的看法，可以反对他们的价值理论，但我们必须以我们对价值问题的看法来反对和批判他们的观点，如果我们不去进行研究，只作简单的拒绝是无济于事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专门论述价值问题的著作，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些关于价值的思想是可以的，说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价值论则未免牵强附会，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如果现代的某个学者提出了自己关于价值问题的理论，那么冠上本人的大名就可以了，别人也知道这只是你的理论，不必要强加上“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这种意见看似平实公允，其实却大有问题。首先，（暂且不说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确实有过不少关于哲学价值问题的精彩论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封闭为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东西，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流派，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派别的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凡是坚持这种立场、方法和原则的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整理、综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某一方面的思想，创造性地研究某一方面的问题，提出来一套理论，当然可以称为是马克思主义某某理论。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这个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的过程，也是新的分支不断产生的过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并非仅为领袖人物所独专，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这种权利，理论工作者更应视此为自己的使命和义务。一个服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把自己提出的某种理论冠以马克思主义某某理论，完全是合法的，也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有价值论，而且是“原装”的价值论，这就是马克思的关于经济学价值的理论。这些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只有一种价值概念，这就是经济学的价值概念，任何离开这一点的做法都是“非法”的。而现行的关于一般价值或哲学价值的论述都是以使用价值为原型或基础的，这同马克思严格区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思想不一致。这种观点提出来后受到许多同志的反驳。我们认为，说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价值概念，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不仅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就是马克思本人，除了经济学意义的价值概念之外，也都使用过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例如，马克思就曾说过：“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作为关于一般价值的哲学理论，尽管说与马克思的经济学价值理论有着相当的关联，但它们毕竟不是一回事。经济学的价值只为商品所具有，非商品便没有价值，因此这种价值概念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领域才适用的，而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则与人类共始终，并遍及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是为了揭示商品交换的秘密，澄明了物物交换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则揭示人的对象性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基本内容，表现的是人的主体性存在的性质和处处运用内在尺度于对象之上的特性。它们不在一个层次上，也各有自己的使命和任务，各有自己的语境和使用条件，混淆二者的差别，除了造成新的混乱，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别的意义。
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价值与使用价值相混同的做法，也反对把价值当作是使用价值的抽象，但在他的论域和语境中，价值仅仅是经济学意义的价值，而不是哲学的价值。如果我们不是从语录出发而是尊重人类实践和生活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能摆脱“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而科学体系中只能有一个价值概念”这样的教条的束缚，我们就会发现，各种事物，包括自然物和人工物，包括实物性的形态和精神性的形态，正是其在与人的关系中形成的各种使用价值，其本身结构、关系、功能的丰富性和与人的本质力量相适应而形成的可被利用的无限可能性，以及与不同主体相对而出现的关系的差别性，既是实践生活的无限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实际内容，也构成了哲学意义上的价值的具体表现形态。哲学理论绝不能忽视或回避这种实践生活中存在的普遍现象，而需要对之作出解释和回答，哲学的价值概念就是从各种具体价值中抽象出来的一个一般概念，是为了回答生活实践中的问题而作出的一种合理抽象。这一点都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相反，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法的实际运用的结果，也是我们反对和批判各种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价值概念、价值理论和价值观的有力武器。
尽管遭受到一定的不理解和反对，尽管研究价值的人们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和争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毕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而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在一些国际会议和国际讲坛上，中国的学者依据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原理对一些人类共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也引起了国际学人们的充分关注。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领域、一个部分，它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价值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都是一致的，而相对于其他学派的价值理论，这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又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独有的特殊的东西。这些基本原则包括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个人主体与人民主体相统一的原则等。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一些人觉得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提法已经成了一句套话、“官话”，没有什么再强调的必要了。应该承认，在我们过去的政治生活和理论研究中，是存在着将这个原则当作一个教条、一个口号、一个标签的庸俗化的倾向，造成了许多人的反感。然而，无论是把它当作一个不得不提上一句的口号，还是对它的轻视和反感，都造成了对这个原则的深刻含义和重要性的遮蔽甚至误解。就像黑格尔曾经说过的那样，“熟知不等于真知”，甚至还会影响到真知，因为自认为熟悉，自认为知道了，于是妨碍了对它的精神实质的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
其实，这个原则集中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重要标志，也是解决许多以前看似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的基本路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之所以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最主要的是由于马克思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哲学，从人的现实实践出发，把感性、现实、对象都当作实践去理解。实践是人的感性世界生成的最深刻的基础，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各种理论、观念得以形成的基本来源和发展变化的最终动力。正是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在实践活动的世世代代的延续中，人一方面实现着社会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分离和区别；另一方面又实现着它们的转化和统一。但自从出现了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以及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以后，理论意识把自己当作是某种与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而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于是一些理论家们开始认为，只有理论活动才是真正的活动，只有理论中出现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
实际上，理论家们之间的对立，他们各自所持的理论观点之间的对立，不过都是各自只抓住现实实践生活中的一个方面、一个环节而造成的，是理论家们试图以一代人的努力来解决整个人类通过时代延续才能解决的问题所造成的。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理论上发现的问题不过是人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在观念上的反映，更没有意识到实践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也为解决它们提供了条件，“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由于理论家们脱离了实践，必然导致了理论的神秘化，也陷入了一种迷误，似乎宗教的信念、哲学的概念和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是人们的真正枷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羁绊，只要人们“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就能“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真正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就是在对旧哲学各种理论之共同前提实施彻底批判的基础上使哲学向人类实践生活的回归，它认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而“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有解释世界的任务，但它对世界的基础、对解释的前提、对解释世界的目的性旨归都是与旧哲学根本不同的，也是与当代西方的其他哲学有所区别的。
价值问题本来就是人类实践和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中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然而，现代西方的许多价值理论却使之神秘化了，或者把价值看作是仅仅局限于人的隐秘情感世界的现象，或者把它设定为某种超自然的现象，或者把它当作某种先验的自足的独立王国，都是这种神秘化的表现。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从人类的实践生活出发，按照价值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价值问题，用经验的事实来讨论和论证价值与评价的关系以及价值观念不断变化等一系列的问题。正是贯彻了这个原则，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才表现出了自己的优越性和彻底性，才可能解决一些在非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自从休谟提出“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的区别以来，事实与价值之间是否有一道鸿沟、彼此间能否过渡一直就是一个最困扰人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怎样看待价值，也牵扯到价值论作为一门学科能否成立，如果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那么对整个社会历史和人文现象的研究能否成为科学也就都成了有疑问的问题。确实，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直接而明确的回答，但从他们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理论倾向、他们处理一些相关问题的基本方法来看，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既是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理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利益和革命条件的理论表现的观点，列宁关于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既要坚持从客观事实出发又要坚持阶级性原则和党性原则的观点，都是反对把事实与价值割裂开来的倾向的，是主张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的。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人类活动中两个尺度相统一的观点，为我们正确理解真理与价值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指导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这里所谓“内在的尺度”即是人的尺度，是人的现实存在、由人的肉体结构和精神结构所规定的需要，以及人所具有的各种能力的集中的综合的体现。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并能够按照自己的尺度和对象的尺度的统一来进行生产。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人不仅只是服从对象的规律、适应环境的要求来生活，更根本的还是通过利用对象、改造环境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人们的生产劳动，就是既服从对象自身的规律又按照人的需要和目的改造对象的活动，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活动。真理作为事物本来面目和规律的揭示，作为认识和实践中主体客体化方面的内容，体现的是人对各种客观规律的确认、服从和遵循，而价值作为认识和实践中客体主体化方面的内容，表现的则是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和要求对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以及自身力量的利用。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的价值期许、目的和要求外化为一定的劳动产品即经过改造了的物品，客观的对象（事实）则变成了与人有关联的具有一定价值一定意义的属人的存在，自在的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的现实实践活动，都是既按照真理性知识的指导，又按照自己的价值要求来进行的，实践是真理与价值统一的桥梁，也是检验人们对对象的认识是不是真理、对价值的评价是不是合理的标准。任何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绝对对立起来，在二者之间画一条鸿沟的做法，实际上都是理论脱离实践、无视实践中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事实的结果，也是囿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而形成的作茧自缚的结果。
个人主体与人民主体相统一的原则。价值作为一种属人的为人的存在，它是一种主体性的、以主体的尺度为尺度的存在现象，因此，对价值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的理解。在西方的许多思想家那里，他们把人还原主义地抽象地理解为原子式的个人，甚至理解为人的意识，这种方法“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历史也就成为“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正是这种理论的传统和背景，使得价值主观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具有相当的市场，甚至可以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主张“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更看到，现实的人就是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是与其他人有着各种关系、发生着各种交往、继承着此前以往的各种文化成果的人。一句话，个人只有在社会中、在集体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个人。所以，考察人的需要、人的尺度，考察价值的生成和发展，就不能仅仅只从个人的角度去进行，而必须具有更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和历史的眼光。具体地说，要坚持个人主体与人民主体相统一的原则。
人民既是一个总体的范畴，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作为总体的范畴，它是包含着无数个人的集合概念，是无数个人的总和，作为历史的范畴，它体现了人在时间上的发展和延续。人民是人类的“健康肌体”，是现实生活中的正常人类，人类利益也就是现实的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说从个人主体的层面对价值的考察属于微观研究的话，那么从人民主体的层面对价值的考察就属于宏观的研究，只有将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和揭示价值现象的本质和演化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研究视角是其基本原则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的综合应用，也是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展开。这种视角是在批判其他哲学派别并与之进行积极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反思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缺失的结果。
第一，它认为价值是人与世界关系、主客体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或侧面，在人的实践和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如同实践范畴具有世界观的意义一样，价值范畴也具有着世界观的意义。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它所说的世界就是也只能是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事件、关系、运动变化及其规律，包括人自身的存在、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各种能力和各种活动及其产物，都是与人的实践相关联并在这种关联中进入人的意识的，所以，只有不仅从客体的角度，也从主体的角度去理解，只有把它们都“当作实践去理解”，才能达到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换言之，这些事物、事件、关系和规律，一方面作为这个世界的一个要素、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作为具体的“存在者”而存在着；另一方面，它们又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环境、对象、条件而存在着。人作为对这些“存在者”的把握者、理解者，即作为主客体关系的建立者，都是以他的现实实践发展的水平以及他自己的本质力量为基础的，“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
。这也就是后来列宁所说的“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
。对象之“是什么”与它在人的实践结构中“作为什么”从来就是内在地联系着的，人在对对象的“定义”和规定中从来就不能离开人的内在尺度。如果说科学作为人理论地把握世界即认知活动的典型形式，艺术作为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创造性地利用对象塑造合人意的作品的典型活动形式，那么实践就是将二者统一起来的感性的现实社会性活动。科学活动与艺术活动都是从人类最初的实践中分化出去的社会分工形式，反过来又对实践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哲学当然要总结概括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得关注和重视人对世界的艺术把握形式，更得关注它们与实践的内在关系以及未来的走向，关注在它们的这种互动中所体现的人的发展程度。
概要地说，价值作为主体认识、改造客体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作为人在现实生活的选择中时时处处都得与之打交道的一种普遍现象，决定了价值范畴、价值观、价值论不仅与人生观内在相通，而且具有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如此看来，价值论研究本质上属于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或者说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部分。相对于我们以往的哲学理论主要建立在科学认知或知识论基础上来说，价值论研究为我们打开了观察问题理解问题的另一个窗口，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思维空间，使我们的哲学理论更能体现、更能发挥其作为方法论智慧的功能。
第二，它意味着对心理—情感主义视角、认识论主义视角和语言学视角的一种辩证否定和辩证整合。应该承认，从个体心理和情感的角度研究价值问题，如果不是把价值简单而片面地规定为情感现象，而是把价值看作是生活实践中与主体情感相关联的重要问题，那么，这对于揭示价值特别是评价和价值意识活动的微观机制，还是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的。然而，这种视角的明显缺陷，就是容易遮蔽社会历史实践和文化传统对价值和价值意识的形成发展的作用，也难以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来全面把握人与世界的一般关系，难以揭示价值体系运动和历史更替的一般规律。从认识论主义的视角研究价值，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价值论研究毕竟属于一种理论研究，借助于认识论所揭示的认识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和方法，当然会有许多便捷之处。问题是在认识论主义的视界中，至少在我们传统理解的认识论的框架中，其理论抽象的原型是科学认知过程，一如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的主体设定为“经济人”一样，认识论中则将主体设定成为某种“理论人”，它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突出的就只是“理论关系”，因此，认识论的范畴和方法，对于处理和揭示具有非常明显的主体自我相关效应的价值现象，处理以多元主体并存并相互竞争的价值问题，处理直接服务于实践选择的评价活动，就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和不合宜之处。语言学视角对于分析语言包括价值语言的实际运用过程中的语用效果，揭示包含在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蕴，澄清以往为人们所忽视的诸多误解，揭示历史文化中的价值取向以及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都是有一定意义的。但价值问题毕竟主要不是一个语言向题，而是实践生活中的基本问题，过分夸大语言分析的作用，自诩并沉迷于所谓的“元理论”研究中，就难免会重蹈西方语言哲学的覆辙，这是我们应该予以警惕和避免的。只有在参考借鉴这些视角并反思其界限和不足的基础上，对之进行辩证的分析和合理的整合，才能有效地避免其片面性，形成对价值问题的合理理解。
第三，从这种视角不仅能够合理地确立价值范畴和价值论在哲学中的地位，而且有利于理解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分裂和对立的深刻原因，有利于吸取它们各自的理论中具有的合理性的因素，避免它们的偏颇和片面性。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强调科学认识在人类社会发展和生活中的重要性，强调理性因素在科学中的作用，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在促使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的过程中，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但它把科学认知的维度当作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唯一的维度，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规范来要求和改造哲学，认为现代哲学的工作就是澄清语言的意义；他们把价值只当作是一种情感现象，认为价值判断都是仅仅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是一种“伪判断”、“没有意义的判断”，否认研究价值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就走向了偏颇和独断，是一种新的片面性。人本主义重视价值问题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强调不同文化和传统中体现的价值和价值观念的多元性，强调主体尺度、主体视界、个人体验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的重要性，它们的理论在艺术创作和艺术评论、在揭示人的生活世界的矛盾和文化研究方面都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但它们贬斥理性、轻视科学、过分抬高夸大非理性因素和个人情感体验的作用，导致了相对主义和情感主义的泛滥。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实现了某种片面的深刻性，为实现深刻的综合准备了一定的材料和条件，但毕竟还是一种深刻的片面性，距离深刻而合理的综合还有相当的差距。我们还应该看到，近几十年来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直至彻底颠覆而后快，虽然难以将之简单地划归为非理性主义，但其所暴露的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倾向却与非理性主义殊途同归。如何辨认其中的合理性因素和失误偏颇之处，分析其泛滥即迅速播散的原因，也都不能离开价值论的视角。
第四，通过引入价值论视角，也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继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有机融合，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途径。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性质上说贯彻的是一种“以善统真”的致思路向，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大量的价值论方面的思想，而且价值论思想对于知识论探索处于一种压倒性的地位。这种“以善统真”的致思倾向，既是中华民族的实用理性和生存智慧的一个概括和反映，同时对于塑造民族性格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种特点，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是注意不够至少是强调得不够的，这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性，影响了对其内在理路的把握，妨碍了对其蕴含的合理性因素的挖掘和评价，自然也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有机融合。苏东剧变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极大挫折，中国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本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全世界同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中国经验、中国式智慧获得了世界各国空前的重视。合理阐释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也不能没有价值论的视角。只有借助于价值论的视角，才能更合理地、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深刻地理解实践唯物主义与中国哲学“实用理性”的内在契合之处，也才能深度阐释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所包含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研究，至少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个方面是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者大量的关于价值问题的思想，这些思想，有些是直接讨论价值问题的，更多的是比较间接的，是埋藏在他们关于革命形势的分析和估计、关于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工作方法的论述中的。挖掘、分析、梳理这些思想，加深对这些思想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解，对于我们研究现实问题、得出适合新的形势要求的新结论、确定我们在新形势下的新的任务、新的工作方法和策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通常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不是掌握他们得出的现成结论，而是掌握他们研究和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其实这立场和方法，就包含着甚至可以说主要是指价值立场和价值分析方法。因为国际国内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形势也是不断发展着的，研究这些情况和形势，当然首先是坚持实事求是、运用科学方法，弄清它们的真实面貌，但更为重要更为主要的是根据我们的需要、目的和能力，分析这些情况和形势中各个要素、各个方面对于我们的利害得失，哪些是有利条件，哪些是不利条件，如何使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如何尽量减少不利条件的影响。毛泽东曾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政策和策略的调整，就一刻也离不开价值分析方法。
第二个方面是广泛搜集和了解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关于价值问题的看法，搜集和了解现代各国的理论家们关于各种价值问题的思想和见解，特别是注意在现代科学条件下各个具体领域，如决策学、管理学、经济学、政策学、系统工程、价值工程、优选逻辑等领域关于价值分析、价值比较的新成果、新方法，作出理论的概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问题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关于革命的理论，更还是关于建设的理论，是关于如何建设新的更合理、更公正、更合乎人性、更能促使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理论，也是关于科学、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环境各个方面如何协调发展的理论。如果说我们过去更多关注的是它的革命方面的话，那么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更宜关注的、着力发展的则应是它关于建设方面的理论。建设，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建设，都是与价值选择价值创造分不开的，缺少了价值论方面的指导肯定是不行的。因此，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既是一种时代的需要和要求，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当前正处在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走向了中国，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国家之间的地理疆界的局限，各个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使得人类主体变成了一种经验的事实，逼着人们学会用人类的眼光、人类价值的视野来进行思考，近代以来形成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类共同价值与民族国家的特殊价值、人权与主权、合作性共赢性的共同发展与自利性排他性的独自发展，等等，这些矛盾都成为现代文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大规模、高速度地拥了进来；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大大放松，人们活动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加大，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说国外价值观念的大量输入使人们开阔了眼界，提供了观察思考社会问题的多种视角，那么，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禁忌的逐渐破除，以前被禁止、被压抑的各种价值观念也都涌现了出来，更为主要的是，人们开始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开始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选择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各种价值观念。互联网的出现又使得各种观念各种观点都能迅速发布并获得自己的支持者，转化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事实。价值观念不仅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而且各种价值观念的差别、摩擦、冲突也成为诱发人们的行为冲突、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我们亟须调查研究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变革的情况，亟须在吸取传统价值观念和外来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整合、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体系，使价值观、人生观的教育能够较好地适应于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涉及大量的价值问题，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价值的视野和维度上进行思考。改革是一个兴利除弊的过程，各种建设更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对外对内的各种矛盾、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许多矛盾冲突也都植根于价值的冲突，若是不懂得价值运动、价值观念变化和价值评价的规律，肯定是不利于制定各种政策和方案自觉地进行改革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离不开实践、离不开它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向现实实践、通向各种具体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和环节，在各种理论如何回到实践中，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并在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自己，这其间都有大量的价值问题需要研究。社会越是发展，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对精神生活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讲究就将成为主要的方面，理想信念的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这些都从客观上提出了科学地研究价值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广阔的，其发展前景也是无可限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