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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广度和深度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后来的经典思想家并没有像上述文化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那样从某一个侧面或者维度对文化作专门的研究，没有形成具体的专门化的文化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不关心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而只是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理解文化问题方式具有独特性，他们不是就文化而讨论文化，而是在更大的视域中把握文化问题。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具有其他文化理论所不可比拟的理论广度和深度。
首先，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贯穿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全过程。如果我们把达尔文进化论问世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兴起作为西方自觉的文化反思和文化研究的开端，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思考要早于这些文化学家和人类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了系统阐述进化论思想的《物种起源》一书，推动了人类关于自身的文化起源的探讨，而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当数泰勒于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和摩尔根于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而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史观，其中包含着他们对于文化问题的思考。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探讨具体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而是承载了西方理性精神的人文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更多地从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特征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因而，他们早期比较多地关注自我意识、自由理性、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人的实践特征等，这里突出强调的是自由自觉的理性文化精神。
简单梳理一下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以不同方式，从不同层面思考和研究文化问题。我们可以粗略地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从马克思《博士论文》到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这一历史时期可以看作是他们思想发展的早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理解包含很多内容，但是主要是基于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来理解文化，因而比较偏重于对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理性文化精神的强调。这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主要是基于人的自我意识、人的劳动、人的实践、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等角度，来凸显文化的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特征与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当然，随着马克思恩格斯越来越清晰地表述自己的唯物史观思想，他们也开始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结构中把握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关于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唯物史观阐述，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在他们思想发展的中期具体展开的，这一时期主要指1848年之后马克思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期。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内在矛盾的深刻揭示，马克思更加具体地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专门探讨了各种意识形式、人类的精神生活等问题。19世纪70年代后进入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后期。这一时期，他们依旧坚持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把握文化的定位，但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比较多地探讨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同步性，比较多地强调了文化的能动作用。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还进一步拓宽了文化理解的视野，从文明形态的演进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的高度来理解文化的作用。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即马克思对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亨·萨·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约·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约·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等文化人类学著作的摘录，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借鉴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成果，通过对史前社会和文化模式的分析，关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模式对人类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并把人类发展道路的多线性思想和文化的多样性理解关联起来。
人类进入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家和实践家更加自觉地关注文化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强调的基于实践的创造性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文化精神和对异化、物化现象的深刻文化批判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例如，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思想、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发达工业社会的物化现象和现代性危机的文化批判理论，等等，都清晰地展示出文化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理解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既包含了近现代关于文化的各种有影响的理解范式，又超越了各种文化理论的局限性，对文化问题形成了全面的、总体性的理解。我们在分析近现代关于文化的各种理论研究时，曾经指出，这些关于文化的具体的和专门的研究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揭示了文化的规定性和文化的作用，对于人类关于自身文化的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具体阐述中，不难看出，受制于这些理论家思想家的基本理论的狭窄视域，这些文化理论范式各自具有片面性或者局限性，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由于奠基在关于人的实践和人类历史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上述文化理论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仅标志着人类关于文化理解的一种创新和突破，而且也对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各种文化理论直接地或间接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以前文我们概括的近现代几种典型的文化理论范式为例加以简单地比对，就会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深度和理论突破。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也十分关注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文化人类学，其中一些有影响的文化人类学成果刚刚问世就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而且他们对文化人类学通过田野作业和实证研究所形成的关于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的具体的、实证的知识也十分重视，这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以清晰地看到。由此可以断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中显然是包含着知识论文化理论的维度的。但是，我们发现，同关于文化的纯粹知识论研究有所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关注这些实证性文化资源，主要不是为了建构关于文化现象的具体描述或者关于文化（文明）自身演进的研究，而是把聚焦点集中到透过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不同民族的古代的或原始的文化模式，来理解人类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以此来丰富他们的社会历史理论。
再如，通过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关于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的强调，后期关于理性文化精神的重视，特别是他们关于人的劳动、人的实践、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等理论中对文化的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特征和革命的、批判的精神的强调，我们不难看到，在他们的文化理论中包含着深刻的价值论文化理论和生存论文化理论的维度。然而，尽管新康德主义等价值论者对文化价值和意义的强调有助于人类走出自然科学化的意识哲学范式的统治，哲学人类学关于人的“第二自然”或者“第二本性”的思考，通过对人和其他动物存在方式的区分而突出了文化的创造性特征，但是，由于缺乏关于人的实践本质的深刻理解，价值论文化理论范式更多地停留于在一般精神生活的层面上强调价值和意义的特殊性，而哲学人类学关于人的文化本质的把握也主要是基于发生论意义上的人和动物生物学结构来揭示文化的起源，缺乏深刻的历史根基。与此相比，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以人的实践为基础来理解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他们不仅把关于文化和价值的理论反思变成关于人本身的深刻理解，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关于社会历史理论多维内涵的认识。
这里我们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其鲜明的历史感，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高度评价黑格尔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们的文化理论毫无疑问也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性文化理论维度。然而，稍加对比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历史性理解要远比20世纪的历史哲学的理解更为深刻。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虽然自觉地强调要以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但是由于缺乏关于社会历史运动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他们的文化形态史观或者关于历史的文化解释还往往停留于关于文化或者文明自身的形态演变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没有把文化和文明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视域中加以定位和把握，因而这种关于文化的历史性研究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内涵的社会历史理论，为深刻把握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历史性理解不仅深刻揭示了文化和文明形态自身的研究机制，而且深刻地展示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丰富内涵和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丰富多彩。从上述这些简单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人类关于文化理解上的理论突破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