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文化的历史性理解

在20世纪的文化理论发展中，除了价值论研究和生存论研究把文化与人的本质规定结合起来，开辟了文化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之外，另外一些理论家，主要是历史哲学家开始把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自觉揭示历史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同样开辟了文化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

在人类关于自身历史的反思中，一般地记叙重要历史事件的历史学科是十分古老的学科，但是，致力于思考诸如历史的动力、规律、过程和目的，以及探讨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的性质等问题的历史哲学学科的兴起则是相对晚近的事情，一般认为是从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开始的。在近现代的历史哲学流派中，以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观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哲学与历史学视域相融合而形成的历史哲学研究，在人类的文化理解上形成了很独特的思想：一是基于文化的规定性来揭示历史的内涵和深层本质；二是基于文化和文明形态的演变来理解历史演进和发展的机制和内涵。

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以文化形态学或历史形态学而著称。他在《西方的没落》中明确指出，“人类的历史没有任何意义，深奥的意义仅寓于个别文化的生活历程中” ；而且人只有在文化中才有自己的历史，因此，研究历史应当从具体的文化入手。他批判把历史分成“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的托勒密史学体系和欧洲中心论，提出史学的哥白尼体系，这就是文化形态史观。斯宾格勒把人类高级文明历史划分为八大文化形态，这就是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玛雅文化和西方文化。他特别指出，文化形态史学研究的是文化有机体和文化形态，是“活生生的自然”；揭示的是有机必然性，而不是因果必然性；昭示的是文化的宿命，而不是历史的规律。斯宾格勒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文化的兴衰生灭，以及文化对于生命的内在本质联系。他把文化看作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采，闪耀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发现过它们。在这里，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祇、风光等等，有如橡树与石松、花朵、枝条与树叶，从盛开又到衰老，——但是没有衰老的‘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世上不只有一种雕刻、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物理学，而是有很多种，在其本质的最深处，它们是各不相同，各有生存期限，各自独立的，正和每一种植物各有不同的花、果、不同的生长与衰落方式是一样的。这种种文化是纯化了的生活精髓，它们和田野间的花儿一样无终极目的地生长着。它们和动植物一样属于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而不属于牛顿的死板的自然。我把世界历史看成一幅无止境地形成、无止境地变化的图景，看成一幅有机形式惊人地盈亏相继的图景” 。虽然斯宾格勒这些诗化的语言并不是对文化的理性的和精确的界定，但是，从这些具有震撼力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宾格勒是从活生生的文化形态来理解历史内涵的，他反对把文化视作给定的、僵死的东西的集合。在他看来，人类精神一旦变成成熟的、给定的文化形态，就成为僵化的东西。真正的文化是具有内在的生命力的，它通过自己的有机生长和盛衰变化来展示人的丰富的生存，来不断超越给定的文化形态，推动历史的演变。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形态史观研究的是各种文化有机体所经历的春夏秋冬的生命历程，是人类精神涌动的历程。斯宾格勒关于文化形态的有机体的命运的结论是极端悲观的，他断言，僵死的文明是所有文化有机体的宿命，迄今为止，在人类八大文化中，除了西方文化以外的七大文化均已死亡，变成没有历史的僵死的文明，而西方文化也正在走向没落。

与斯宾格勒一样，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同样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于文化或文明形态的研究，他认为，研究历史不应该只局限于一个民族国家，而必须放到一个更大的整体的关联中加以把握；进而，研究历史也不应当笼统地指向人类全体。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在全球化或世界化的程度上是不同的：经济层面几乎全球趋同；政治层面也在逐步走向世界性；而文化层面，则是各个社会形态保持区分的根本内涵；因此，历史研究的单位应当是特定的社会，即文明。与斯宾格勒不同，汤因比视野中的文明形态不止8个，而是20余个，如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古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印度社会、古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印度河流域文化、苏末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埃及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玛雅社会等；此外，还有流产的远西方基督教文明（凯尔特边区）、流产的斯堪的纳维亚文明，以及波利尼西亚人的文明、爱斯基摩人的文明、游牧民族的文明、奥斯曼人的文明、斯巴达人的文明等停滞的文明。汤因比的研究重点也是文明形态中所包含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因为这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主要内涵。他的《历史研究》集中探讨各种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机制。在他看来，每一种机制的深层内涵都与人类文化、精神或人的自由的状况密切相关，例如，文明的起源在于“挑战与应战”，文明的生长在于“精神的自觉与自决”（超人的退隐与复出），文明的衰落在于“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的分裂与灵魂的分裂”。因此，在揭示文明演进的内在机制时，汤因比在自然法则和自由的交互作用中突出自由的意义。他指出，“人不仅生存在一种法则的支配之下，而且生存在两种法则的支配之下。这两种法则中的一种就是神的法则；这种法则就是用了另一个更为光辉名称的自由本身” 。

在自觉地揭示历史的文化内涵，以及基于文化模式和文明形态来理解人类历史的研究方面，除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之外，我们必须提及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独特研究。他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建立了一种基于文化模式和文明形态分析的深刻的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从“人类具有唯一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目标”这一信念出发，提出历史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关于人类历史的统一完整的总观点”；“我们的目标是人类历史的最大包容和最高统一”。 而这种研究应当通过对文明形态或文化形态的探讨而得以实现。在这方面，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期”理论。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轴心期和科技四个时代，其中，轴心期对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因为，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几种主要的文化精神。雅斯贝尔斯认为，古代历史最早的文明主要有三个，它们几乎同时奠定于公元前三四千年，这就是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和爱琴海世界所代表和所开始的后来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古代文化，雅利安印度河文化，古代中国文化。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古代文明使人开始真正生成，使人类开始从史前进入历史，引起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但是，相比之下，古代文明时期人类文化精神还没有真正达到自觉，尚缺少后来的轴心期所发生的奠定“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今天人类的各种主要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是从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开始的。雅斯贝尔斯把这一轴心期定位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之间。他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佛陀，伊朗的索罗亚斯德，巴勒斯坦的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希腊的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许多思想巨人先后出现，他们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分别奠基了人类精神。雅斯贝尔斯认为，“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轴心期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至今还在影响着人类历史进程的三大主要文化精神得以奠定。不仅如此，也正是这一时期人类文化精神的自觉又奠定了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精神的根本性差别，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他认为，轴心期三个地区的文化精神的觉醒的深刻程度是不同的，在西方形成了理性的、具有极大历史感的文化精神，而在中国和印度则形成了“总是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的文化模式。雅斯贝尔斯指出，“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西方的新开端似乎惹人注目得多。和东方有时变得很弱的精神持续相并列，西方出现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 。具体说来，“中国和印度总是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存活。另一方面，希腊则超出了它自己的过去” 。雅斯贝尔斯进一步断言，轴心期三种文化模式的分立，对于这些地区后来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轴心期的创造性时代之后是剧变和文艺复兴；直至公元1500年，当欧洲迈出其前所未有的步伐时，中国和印度却准确地同时进入了文化衰退” 。

面对现代社会的理性文化危机和技术异化，雅斯贝尔斯呼唤一种历史责任感，他强调，历史的共同目标是自由。这种自由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自由是人类的时间之路”。为了公共的目标，人类应当追求历史的统一，而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进程为“人类的真实统一”提供了可能性。然而，所有这一切，多取决于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生成，一种真正关切人自身的文化精神的生成。“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对人类未来的关切，然而，有一种以前人们从未感到的关切。这就是对人性本身的关切。”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雅斯贝尔斯一直期待着“第二轴心期”的出现，也就是希望通过人类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精神的重建来推动人类历史的健康发展。

应当说，关于文化的历史性研究，或者关于历史的文化内涵的揭示，是哲学和历史学共同推进的重要理论发展趋势。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转向文化。例如，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表人物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史学”，这一概念对于20世纪史学的变革具有重大的影响。他认为，在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多元的社会时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瞬时性和长时性两种对立的时限。一般说来，传统史学属于短时段历史学，它主要关注事件或政治时间，即历史上的革命、战争等突发现象，因此是一种事件史。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些长时段历史现象，主要是结构或自然时间，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布罗代尔明确反对传统史学的政治事件史，他强调，短时段的历史无法把握和解释历史的稳定现象及其变化，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法国年鉴学派新史学的范式意义在于它不再孤立地围绕着大事件等宏观政治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解释模式，而是把政治现象放到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结构等深层次、长时段的历史现实中加以把握，展示了社会政治运动和经济活动的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把研究视野从重大历史事件和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并揭示了文化、日常生活等因素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

关于文化的知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生存论研究和历史性研究是近现代文化理论中的几种主要研究范式，它们或是专注于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自身特征的实证性描述，或是致力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内涵的自觉揭示，或是聚焦于人的生存方式和本质特征来把握文化的规定性，或是深入到历史运动的深层次来揭示文化的演进机制和社会历史功能。尽管这几种关于文化的理论研究范式尚没有涵盖近现代关于文化的丰富理解，尽管这些文化理论对于文化的理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这几种文化理论在近现代人类关于自身文化规定性的自觉反思中的确具有代表性。它们涉及文化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学科，从多方面多层面挖掘文化的丰富内涵。通过这些理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近现代文化自觉的普遍性，同时也清晰地看到文化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功能。 IEAxOcqUYf+ornmEMcGFXfVEwmeFf3XEbwfN5VeS9US0yQJ/xNZeEL2GqOzNBXK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