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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文化的生存论理解
关于文化的价值论研究对于凸显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主体地位和文化规定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是，真正自觉地基于人的生存结构、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来界定和理解文化是关于文化的生存论研究范式。20世纪很多人本主义哲学流派都在这一方面作了探索，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以舍勒、格伦、蓝德曼等人为代表的哲学人类学把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双重维度结合起来，对人的总体性存在方式作了深入思考，这一研究导向对于当代哲学摆脱纯粹经验科学和纯粹思辨理性的束缚，凸显人的文化规定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哲学人类学的基本立论基点是：人与其他动物相比在自然本能上相对弱小，人只有发展其后天的、人为的活动方式才能幸存与发展；而文化就是人用以弥补先天本能之不足的“第二自然”或“第二本性”。早在17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就在《思想录》中用诗化的语言揭示了人在自然天性上的脆弱和文化创造上的伟大。帕斯卡尔深深地迷恋着人这个“自相矛盾”的神秘的存在物，他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而真正系统发展起这一思想的是哲学人类学所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学说。哲学人类学创始人、著名德国哲学家舍勒在1928年发表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系统阐述了人在宇宙中地位的双重性。他发现，在宇宙存在链条上，人这一高级存在形式在力量上或本能上同低级存在形式相比并不占优势；相反，“从根本上说，低级的是强大的，最高级的则是孱弱的”。但是，人并不因此而失去价值；相反，“人是比他自己和世界都优越的存在物”。这是由于人的自由和对象化存在方式决定的，即是说，精神成为人与万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舍勒总结道，“按照原始关系，较高级的存在形式是较弱的，而较低的存在形式是较强的。换言之，原本孱弱的精神和原本强大的——即与一切精神的观念和价值相比盲目的欲求，通过正在演变着的使隐藏在万物的表象后面的压抑[Drangsale]变成精神和观念而相互渗透，同时使精神变得生机勃勃，并赋予它以力量”
。
舍勒所确立的这一哲学人类学的定位为很多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德国生物人类学家格伦通过非特定化或非专门化范畴来确定人在生物学领域中的“先验的结构整体”，并由此为文化的起源确定了基础。他认为，从人的生物学领域来看，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的“未特定化”或“非专门化”（unspecialization）。动物在体质上的特定化使它们可以凭借某种特定的自然本能在特定的自然链条上成功地生存，而人在体质和器官上则呈现出非特定化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人在自然本能上的薄弱。一些哲学人类学家曾对人与动物的这一本质差别作了大量的研究，他分析道，猿猴和一般的动物在生物学构造方面都比人更加专门化。例如，动物的器官往往适应于特殊的生存环境和各种物种的需要，这种专门化的结果和范围也是动物的本能，它规定了它在各种环境中的行为。而人的器官并不指向某一单一活动，而是原始的非专门化。例如，人的牙齿既非食草的，也非食肉的。因此，人在本能方面是贫乏的，自然并没有规定人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然而，正是由于人先天自然本能方面的缺憾使他能够从自然生存链条中凸显出来，用后天的创造来弥补先天的不足。这种补偿人的生物性之不足的活动，就构成了人的文化。因此，文化既超越自然，又补充着人的自然。格伦由此把文化称为人的第二本性。
应当说，哲学人类学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蓝德曼认为，仅从本能的角度来看，人的这种未特定化或者非专门化的确是一种缺憾，在异常艰难的自然条件下甚至会导致整个物种无法生存，但是，正是由此，人可以通过文化实现自我完善，使文化彰显了人类超越自然的本性。“尽管非专门化最初有消极的效果，但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它却具有不可估价的优点。专门化缺乏实际上相联于一高级肯定能力。因为人的器官没有被狭隘地规定在少数的生命功能上，它们可能具有多重作用。因为人没有被本能控制，人自己可以反思和创造。因此人缺少此则具有彼。人所缺少的专门化得到补偿，甚至超出了补偿。这是因为下列事实：人多种的能力和人的创造性，使人适应了变化的外在条件，而且通过创造活动和社会制度，使人更易生存。于是，人甚至远远超过了动物。尽管动物看来有更好的装备去进行生存斗争。用新的方法看，理性人类学实际上是正确的。理性实际上就是非专门化的必然相关物。”
通过这种分析，蓝德曼清楚地表达了哲学人类学关于文化的独特理解：“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每一个人都必须首先进入这个文化，必须学习并吸收文化。”
显而易见，关于文化的生存论理解不仅对于我们界定文化范畴，理解文化的起源和文化的生成问题十分重要，而且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人的本质规定性和人的生存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样的文化理解显然比关于文化现象的单纯的知识论描述更能凸显文化在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