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最新章节_衣俊卿著

二、关于文化的价值论理解

哲学领域关于文化的自觉研究集中体现在价值论学说的兴起。差不多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同时，哲学领域也发生了由思辨理性向文化生活世界转向的现象，一些哲学流派开始把价值、生命、生活、意义等问题置于哲学关注的中心。应当说，从古希腊起，价值与文化的问题已经进入了哲学的视野，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些问题并没有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以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发展为背景而形成的追求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哲学范式在近现代几乎占据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全部领域，完全否认了关于人类生活意义和价值问题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特殊性和独特地位。新康德主义的弗赖堡学派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以及马堡学派的卡西尔等人比较早地开始了哲学对价值、意义和文化符号问题的关注，由此他们把握了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差异，确立了从价值的视角思考文化问题的范式。

文德尔班认为，19世纪哲学发展的重大转变表现为，关于价值和意义问题的思考重新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我们时代的高度的文化意识使得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对于个人生活的价值问题活跃起来，生气勃勃。” 他把哲学的对象确定为“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并明确无误地区分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要求哲学从自然科学的范式中摆脱出来。文德尔班为文化哲学的发展划定了领域，这就是人的存在的历史领域。文化科学或历史科学的研究重心是价值问题，而这同时也就是人的问题。人的存在的根据不再是自然规律，而在于历史本身。“人性之屹立于崇高而广阔的理性世界中不在于合乎心理规律的形式的必然性，而在于从历史的生活共同体到意识形态所显露出来的有价值的内容。作为拥有理性的人不是自然给予的，而是历史决定的。” 文德尔班的学生李凯尔特更加明确无误地突出了文化哲学的地位。李凯尔特认为，自然现象具有直接给予性和普遍的连续性，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种普遍化的方法，它排斥特殊性和个别性，而强调自然之物中的普遍性和同质性，寻找规律性。他认为，传统哲学的问题在于，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去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而实际上，这是不适用的，因为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相比具有很大的独特性。与自然现象的给定性和客观性不同，文化作为人为的现象的突出特征是其价值内涵。“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为人所承认的价值。”衡量价值的根本标准不是其客观性问题，而是它的意义内涵。“关于价值，我们不能说它们实际上存在着或不存在，而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 这样一来，文化科学的方法不能是普遍化的方法，而应当是个别化的历史方法，它尊重文化的个别性和价值内涵。价值问题的突出，使文化哲学在研究范式上与意识哲学和理论哲学区分开来。

新康德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卡西尔认为，我们不能从实体性来揭示人的本质，而应当从人特有的活动的功能性，即人的劳动来理解人。而人的劳动是通过一系列人特有的文化符号形式体现或展现出来的，因此，人在本质上是符号化的存在，即文化的存在。卡西尔强调指出，“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 。卡西尔反复强调，文化是人的符号系统，而符号系统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是人性的展示。“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价值和意义的自觉研究，是20世纪很多哲学流派或哲学理论关注的对象，例如，生活世界理论就把人之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置于哲学理性的聚焦点。我们发现，在20世纪的哲学王国中，不是某个哲学家零散地、偶尔地将目光投向了生活世界领域，而是许多哲学家或哲学流派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视角将注意力聚集到生活世界上，提出了关于生活世界的构想和批判理论。我们可以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哈贝马斯和列斐伏尔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许茨的生活世界理论、科西克和赫勒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重要哲学流派的主要观点中，看到20世纪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这一重要转向。生活世界理论对于文化理论发展的重要性在于，它从不同侧面自觉地揭示了生活世界的价值内涵和文化规定性，以及文化在个体生存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社会历史方位来看，生活世界无论作为个体再生产的领域或层面，作为主体间交往的背景、视野或境域，还是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作为社会历史运动的深层基础，都体现了深刻的价值内涵和文化规定性，即是说，生活世界是作为一种给定的、既定的、非反思的、自明的知识储备、规则体系、价值观念等影响、制约、约束、规范、驱动、左右着个人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历史的演变。显然，只有回归生活世界，我们的文化哲学研究才能把握住文化的基础和根基。由此可见，关于文化的价值论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一是把文化问题同人的生存方式和本质规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