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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学术界，有两个很重要的学术群体，一个是江南以刘宗周为宗师的蕺山南学，另一个是河北以孙奇逢为宗师的夏峰北学。这两个学派与稍后的二曲关学鼎足而立，同主顺治及康熙初叶学术坛坫风会。因而雍正、乾隆间史家全祖望论清初学术，遂将蕺山学传人黄宗羲与孙奇逢、李颙并举，而有“三大儒”之目。至于晚近学术界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清初三大儒，则时移势易，视角各别，未可同日而语。以下，拟就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之间的关系，试作一些梳理，旨在据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明清间学术演进的脉络。
明末清初的近一百年间，是中国古史中一个激剧动荡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一个孕育卓越历史人物的时代。刘蕺山和孙夏峰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杰出学术大师。他们以各自的学术实践，不惟开一方风气先路，而且影响所及，终清一代而不绝。
刘蕺山名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学者以其居于蕺山麓而尊为蕺山先生。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卒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得年68岁。孙夏峰名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晚号岁寒老人，学者以其晚年所居而尊为夏峰先生。河北容城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得年92岁。刘蕺山长孙夏峰6岁，两位是同一辈人。唯蕺山于明亡后绝食而逝，夏峰则离乡背井，依然在世30余年。尽管蕺山生前，夏峰未得一睹风采，但正是在蕺山故世后的30余年间，随着夏峰与南北学者的过从日久，尤其是同蕺山学诸传人的数度往还，于是在他的笔下，高山仰止，追随恐后，则多见蕺山学行踪影。谨掇其大要，分述如后。
孙夏峰笔下的刘蕺山，首先是一个志节耿然的烈士。明亡，东宫讲官刘理顺、兵部主事金铉身殉社稷，金铉且名在蕺山弟子之列。孙夏峰为文纪念刘、金二烈士，皆论及刘蕺山。所撰《刘文烈遗集序》云，天启间，刘理顺“与刘公宗周、金公铉、吴公甘来，缌缌为斯道斯民忧”
。而《金忠节公传》亦称：“刘宗周为少司空，尝就铉论学，与陈龙正、史可法、朱之冯道德经济，互相劝勉。”
对于刘蕺山的以身殉国，孙夏峰备极推崇。顺治十二年六月，他将刘宗周与方孝孺、高攀龙、鹿善继、黄道周等5人学行汇为一编，题为《五人传忠录》。夏峰于卷首有云：“刘念台叙明理学，引方正学为首，非谓其为读书种子乎？倪献汝叙历代理学，以黄幼玄为终，亦谓其忠孝至性，百折不回，真伟男子也。”
同样的话，还见于夏峰为黄道周的《麟书钞》所撰序，他说：“刘念台先生序明理学，以正学为首。倪献汝序《理学宗传》，以石斋为终。……刘、倪二公，正谓其节之奇，死之烈。忠到足色，方于理学无憾耳。”
根据以上所引述的材料可见，在孙夏峰看来，刘蕺山不惟以忠烈名垂史册，而且也是卓然成家的理学大师。于是在孙夏峰历时30年精心结撰的《理学宗传》中，刘蕺山便以“理学而以节死”的大家著录。当《理学宗传》尚在结撰之时，顺治十六年十月，孙夏峰曾将书中评诸家学术语辑为《诸儒评》存之箧中。其中之《刘念台》一目有云：“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谱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成过，条列分明，随事随念，默默省察。有犯此六科者，凛然上帝临汝，诛锄不贷。久久过自消除，而本心不改。此方是存之之君子，而免为去之之庶民。微乎！危乎！可不慎诸！”
据考，蕺山之论立身，有《人谱》之作，时在明崇祯七年甲戌秋八月。《人谱》之《续编三》为《纪过格》，所记诸过，依次为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成过。夏峰之评语依据，显然即由此而来。
由对刘蕺山志节的敬仰，进而服膺其学说，以至潜移默化，不期而然，接受蕺山学术主张，走上合会朱王学术的道路。在孙夏峰的笔下，此一线索若隐若现，依稀可辨。
康熙初，孙夏峰应河南内黄知县张沐邀，前往该县讲学，撰有《题内黄摘要后》一文。文中写道：“我辈今日谈学，不必极深研几，拔新领异。但求知过而改，便是孔颜真血脉。”
一如《诸儒评》之依刘蕺山《人谱》立论，此一书后语，亦当沿《人谱》而出。蕺山学说，初由主敬入，中年则以慎独为宗旨，晚年合诚意、慎独为一，卓然领袖一方。所撰《读大学》有云：“《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又说：“夫道一而已矣，学亦一而已矣。《大学》之道，慎独而已矣；《中庸》之道，慎独而已矣；《语》、《孟》、《六经》之道，慎独而已矣。慎独而天下之能事毕矣。”
孙夏峰之所论，如出一辙。始而曰：“刘念台曰，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
继之云：“圣学只在诚意，诚意只在慎独。”
最终归而为一，倡言：“慎独是一统的功夫，千圣万贤，总只是这一件事。无内外，无精粗，无大小，一以贯之。”
刘蕺山论陆、王学术传衍，归咎于杨简、王畿，他说：“象山不差，差于慈湖；阳明不差，差于龙谿。”
又说：“阳明不幸而有龙谿，犹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皆斯文之厄也。”
孙夏峰于此亦然，据云：“慈湖正以传象山，龙谿正以传阳明，而无声无臭，无善无恶，夫岂谬于师说？而虚无之教，食色之性，又未尝不借口焉。堂邑所谓传象山者失象山，传阳明者失阳明。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
惟其如此，康熙初《理学宗传》定稿付梓，孙夏峰特于卷末辟出“补遗”一类，杨简、王畿皆在此一类中。他于此解释说：“补遗诸子皆贤，乌忍外！尝思墨子固当世之贤大夫也，曾推与孔子并，何尝无父！盖为著《兼爱》一篇，其流弊必至于无父，故孟子昌言辟之。愚敢于补遗诸公效此忠告。”
夏峰之学，早年由朱子起步，中年受同乡学长鹿善继影响，朝夕潜心《传习录》，成为阳明学笃信者。晚而钦仰刘蕺山学行，遂以修正王学、合朱王于一堂为归宿。他为蕺山弟子金铉所写的小传称：“吾乡理学而忠节者，公与鹿伯顺也。鹿之学近陆王，公之学守程朱。”
以追随鹿伯顺而笃信阳明学者，竟去表彰学守程朱的蕺山弟子，一则可见孙夏峰非拘守门户之人，再则亦不啻表明他对刘蕺山师弟修正王学的认同。所以孙夏峰超然于门户之上，指出：“文成之良知，紫阳之格物，原非有异。”
又说：“两贤之大旨固未尝不合也。”他认为：“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进而主张合朱、王于一堂，倡言：“我辈今日要真实为紫阳，为阳明，非求之紫阳、阳明也。各从自心、自性上打起全副精神，随各人之时势身份，做得满足无遗憾，方无愧紫阳与阳明。”
这与刘蕺山所云“后之君子有志于道者，盍为之先去其胜心浮气，而一一取衷于圣人之言，久之必有自得其在我者。又何朱、陆、杨、王之足云”
，实是同调共鸣，后先呼应。
如果说在孙夏峰结撰《理学宗传》的过程中，他对刘蕺山的学说了解尚未深入，那么当康熙六年该书刊刻蒇事之后，迄于十四年逝世，引为同志，倾心推许，蕺山学说对孙夏峰的影响则非同一般。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孙夏峰的《日谱》中，多所反映，弥足珍贵。
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初九日，孙夏峰读刘蕺山《学言》，有札记一则，他说：
读刘子《学言》，有示韩参夫云：“力铲浮夸之习，深培真一之心。”又曰：“从闻见上体验，即从不闻不见消归；从思虑中研审，即向何思何虑究竟。庶几慎独之学。”参夫，宛平布衣也。严守程朱，予从弱冠后即与之友，甲戌年（明崇祯七年——引者），同在武城署中，住三月余。游学江南，渠曾与高忠宪游，归而向予言之甚详。此在乙丙之前。后从念台游，则未及闻也。音问久绝，定作古人矣。读刘子语，愰见故人于字里行间。
一周之后，夏峰又记下了读蕺山《圣学宗要》的无限欣喜。他写道：
予之刻《宗传》也，妄臆以濂溪为孔子之闻知，以姚江为濂溪之闻知。此一时之偶见如此。忽友人寄刘子《圣学宗传》（传字误，当作要——引者），其言曰：“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让颜子，橫渠、紫阳亦曾、思之亚，而阳明见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来，前有五子，后有五子，斯道可为不孤。”读之一快。公先得我耶？我先得公耶？抑南北海此心此理有同然耳。
翌年二月初六日，夏峰就读蕺山文致信弟子汤斌，再度称道蕺山“先得我心”。信中有云：
刘念台之言曰：“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念台集中多快语。至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阳明见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来，前有五子，后有五子，斯道可为不孤。《宗传》一编，妄意以濂溪为孔子之闻知，以姚江为濂溪之闻知，不谓念台先得我心之同然耳。近读杨虞城集，皆真实做工夫人，不可少也。
事隔十日，同样的心境见于《复梁以道》中。夏峰说：“刘念台之言曰：‘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刘、杨两先生，其宗旨正与我辈相符，恨不即握手一详言之。”
康熙十二年（1673年），孙夏峰已届90高龄。是年八月廿六日，他就理气、心性的关系，在《日谱》中留下札记一则。据云：
理气之说纷纭不一，有谓理生气，有谓理为气之理者，有谓有是气方有是理者。迩刘念台云，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知此则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亦即气质之本性，一切纷纭之说可以尽扫矣。
以蕺山主张而尽扫诸家聚讼，倾心推许，不啻夏峰晚年定论。
一如前述，在刘蕺山生前，孙夏峰并未能有机会当面请益。用夏峰自己的话来说，只是“余从弱冠时，知向慕公，后王念尼从公游，公亦知有余也”
而已。加以时值明末，兵荒马乱，已非从容论学之时，因此这便大大地妨碍了蕺山学术的北传。而据蕺山弟子恽日初云：“先师为明季二大儒之一，顾自《人谱》外，海内竟不知先生有何著述。”
这就是说，迄于康熙初叶，刘蕺山著述刊行于世者不过《人谱》一种而已。惟其如此，康熙二十年前后，蕺山弟子始接踵而起，表彰师说。先是恽日初辑《刘子节要》，继之为黄宗羲撰《蕺山学案》，最后则是董玚重订《蕺山先生年谱》，编纂《刘子全书》。然而蕺山后学的所有这些努力，多在孙夏峰身后。既然如此，那么蕺山学术又是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北传而影响孙夏峰的呢？就目前所能读到的文献来看，顺治七年，孙夏峰弟子高
的南游会稽，当是一次开凿渠道的重要举措。
高
，字荐馨，河北清苑人。明季诸生，善书法，喜为诗。顺治二年师从孙夏峰。三年，夏峰家园被满洲贵族圈占，含恨南徙新安（今河北安新）。六年冬，复因新安时局不靖，再度举家南迁。夏峰本拟渡黄河，越长江，直去浙东，以完先前同故友所订儿女婚事。一则年事已高，不堪旅途劳顿，再则十数口千里跋涉，亦非易事，于是抵达河南辉县苏门山后，被迫改变初衷，侨居下来。夏峰南徙，高
始终相伴而行，所以孙夏峰90岁时撰《怀友诗》于高
有云：“垂老轻去乡，荐馨共旅食。”此应是孙、高师弟间此一段经历的真实写照。
据孙夏峰《日谱》记，高
南游会稽，始于顺治七年春夏间，至十二年春北返，历时近5年之久。高
何以要远游会稽，且一去就是5年之久？笔者孤陋寡闻，为学不勤，个中详情迄未得明。但是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受老师之命，携结撰中的《理学宗传》初稿前往浙东请益。关于这一点，孙夏峰在《理学宗传》卷首《自叙》中，说得很清楚。他说：“此编已三易，坐卧其中，出入与偕者，逾三十年矣。……初订于渥城，自董江都而后五十余人，以世次为序。后至苏门，益廿余人。后高子携之会稽，倪、余二君复增所未备者，今亦十五年矣。”渥城即新安，据汤斌辑《孙征君年谱》载，《理学宗传》在渥城初订，时当顺治四年，参与其事者为夏峰弟子高
、王之征、陈
及谱主第三子博雅。顺治七年夏初，夏峰师弟一行抵达苏门山，再理旧稿，旋即由高
携往会稽。
顺治十二年春，高
北归。此次远游，无论带着何种目的，亦无论其目的是否悉数实现，然而仅就南北学术交流而言，高
此行足以称作满载而归。
首先，高
圆满地完成了其师托付的使命。在同浙东学者的数年交往中，他不仅宣传了夏峰学说，为《理学宗传》初稿觅得了知音，而且通过频繁的书信，亦使孙夏峰得以了解蕺山学术及其传人的大致状况。其次，沿着高
的足迹，夏峰弟子马尔楹偕夏峰次子孙奏雅，于顺治八年夏秋间亦抵达浙东，从而拓宽了南北学术交流的通道。再次，通过高
、孙奏雅、马尔楹等人的努力，蕺山诸后学及时而准确地把蕺山学说及其代表著述直接传递给了孙夏峰。在清初南北学术的此次重要往还中，如果说高
创辟榛芜，建树了开拓之功，那么在这条通道上孜孜以求，最终完成蕺山学北传历史使命的，则无疑应是蕺山诸后学。其中功绩最为卓著者，当首推倪元瓒。
倪元瓒，字献汝，浙江上虞人。其兄元璐，字玉汝，号鸿宝，崇祯间官至户部尚书，明亡，以身殉国，志节耿然。倪元璐少刘宗周15岁，于蕺山学术备极推崇。据蕺山子刘汋辑《刘子年谱录遗》记：
先生当党祸杜门，倪鸿宝以翰编归里，三谒先生，不见。复致书曰：“先生至清绝尘，大刚制物，动以孔孟之至贵，而为贲诸荆卞之所难。璐心服之，诚如七十子之于夫子也。”每于士大夫推尊不啻口，言及必曰刘先生云何。先是越之衿士无不信先生为真儒，而缙绅未尝不讪笑之。独鸿宝号于众曰：“刘念台今之朱元晦也。”于是始有信之而愿学者。自此，祁公彪佳、施公邦曜、章公正宸、熊公汝霖、何公弘仁，争以蓍蔡奉先生。
元瓒为元璐弟，受其兄影响，亦当在服膺蕺山学术诸后学之列。
高
南游，结识倪元瓒，将《理学宗传》初稿送请审订，实是托付得人。顺治十二年春高
、孙奏雅北归，带回元瓒书札及其对《理学宗传》的评笺。孙夏峰喜得志同道合良友，于当年三月廿一日欣然复书倪献汝。信中写道：
仆燕右腐儒，衰迟漂泊，自鼎革以来，家于山岑水湄者若而年。自谓喘息余年，不填壑沟，尚欲策励耄耋，图报称穹苍于万一。年来求友于四方，而真实斯道者寥寥。荐馨南游，得良友为快。奏儿归，持手教，殊慰数年仰企。令兄先生以忠魂领袖一代，先生复以镛铎振教东南，真所谓凤翔天外，鹤唳云中。尚剥床蔑贞，独存硕果，向往实甚。暨读序笺《宗传》，儒释防维，佩教良多。此书原甲申寓水乡时成之，未及订正。迩复有《七子》一编，其中有欲请益者，路遥不能就正。念台先生所选，未得一卒业，想自有定见。若水寤寐有年，此心此理应不以南北海隔耳。
虽然今日我们已无从读到倪元瓒的来书，但是从孙夏峰的回信中可见，正是元瓒来信把刘蕺山留有董理宋明理学遗著的消息告诉了孙夏峰，所以夏峰闻讯才会说“念台先生所选，未得一卒业”。
据《刘蕺山先生年谱》记，蕺山生前董理宋明理学，留有著述凡四种。一是《方逊志先生正学录》，成于天启四年；二是《皇明道统录》，成于天启七年；三是《圣学宗要》，成于崇祯七年；四是《阳明先生传信录》，成于崇祯十一年。刘蕺山认为，方孝孺“蚤师宋潜溪，接考亭正传，国朝理学当以公为称首”
，故而于方氏学行多所表彰。结合稍后孙夏峰辑《五人传忠录》及所撰诸文考察，则此处之言“念台先生所选”，当指表彰方氏学行著述。惟其如此，我们在先前所引述的夏峰撰《五忠录引》和《黄石斋麟书抄序》，才会一再重申：“刘念台叙明理学，引方正学为首。”
之后，孙夏峰与倪献汝书札往复，历有年所。顺治十二年十一月，献汝遣族子前来随夏峰问学。翌年，夏峰再度致书献汝，据云：
《宗传》一书，迩在订正，于评笺中服足下大中至正之教，灯炤来兹。其波澜一柱（下缺——引者）。留附姜二滨转至，未审达否？近读黄石斋先生《大涤函书》，学不依经，语属开山，方正学之后一人。诗文中皈依君家昆仲，读至此段应求，不可向他人道也。
信中，取黄石斋与方正学后先辉映，实足见蕺山学术北传之初对孙夏峰的深刻影响。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夏峰信中提到的姜二滨，如同倪元瓒一样，也是此时将蕺山学术北传的重要功臣。
姜二滨，名希辙，号定庵，浙江余姚人。希辙为蕺山弟子，在蕺山诸后学中，若论同孙夏峰的交往，他应是开启先路的人。顺治九年，姜二滨由浙江温州教谕改任直隶元城知县。抵任之后，即拜谒过孙夏峰。十二年，二滨又修书请益，于是夏峰答书云：
前接光霁，极蒙延款。最是人所棘手时，独能脱然行所无事，该是元公、明道一流人。恨相隔远，山中筒寄未便，不谓学道君子，虚怀益甚，于悲天悯人之际，益切事贤友仁之思。仆即衰朽，何敢负此下问。
就是在这封信中，孙夏峰向姜二滨通报了倪献汝评笺《理学宗传》的消息，也谈到了新近辑录《七子》的情况，还随信过录有关资料请教。夏峰说：
仆生长北方，见囿一隅，少而有志，老无所成。年来与二三同人辑有《诸儒语录》一编，偶同人携之会稽，得倪献汝评定阐发，匡我不逮。继而念“宗传”二字，宁严勿滥，颜渊死而孔子之道不传，曾子外余不得与。又于众多人中，标《七子》另为一选。俱无刻本，路远不便寄去，各家之书俱在，谨录其姓名暨所评请教。
由于刘蕺山遗著的迟迟不得结集刊行，因而清初蕺山学术的北传进展甚缓。迄于顺治十六年，传至孙夏峰手上的，仅是《人谱》一种而已。所以，一如前述，他在当年所撰《诸儒评》中，评蕺山学术只及《人谱》改过诸节。这样一个局面延续10余年，直到康熙六年，《理学宗传》定稿刊行，始得局部改善。这便是《学言》、《圣学宗要》、《古易抄义》诸书，继《人谱》之后，为孙夏峰列入刘蕺山主要著述目录。同时，《学言》、《古易抄义》中精要语，夏峰亦摘出13条，录入《理学宗传》中。其后数年，孙夏峰不断消化蕺山学术，进而融为我有，在弟子后学间倾心表彰。蕺山学术的北传进入了一个健实的发展阶段。康熙十二年五月，姜二滨遣其子尧千里问学，师从孙夏峰，并寄来刘蕺山遗著数种暨《易说》。至此，就对夏峰北学的影响而言，蕺山南学的北传遂告完成。
学术交流，总是互为影响，相得益彰。清初，通过南北学者间的往还，在蕺山南学北传的过程中，夏峰北学亦同时南传。前述倪元瓒、姜希辙之引孙奇逢为同调而共鸣，相继分遣族子和亲子远道跋涉，追随夏峰，即是一有力证明。此外，孙夏峰代表著述《理学宗传》的南传，则是另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佐证。考察此一著述的南传过程，对于把握夏峰北学予蕺山后学的影响，抑或更有意义。
一如前述，《理学宗传》尚在结撰过程中，其初稿即已陆续南传。顺治七年，高
携师稿南下，送请倪元瓒、余增远评笺，应为夏峰北学南传之发轫。顺治十二年，孙夏峰修订《宗传》旧稿，从中辑出《七子》，将目录、评语分别录送倪元瓒、姜希辙审正，则属北学南传所迈出的坚实一步。康熙六年，《理学宗传》定稿刊行，随后远播浙东，成为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先导。此一阶段当可视为夏峰北学南传的完成时期。
从《理学宗传》到《明儒学案》，其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前哲时贤于此罕见董理。1983年，笔者曾以《孙夏峰与黄梨洲》为题，在《清史研究通讯》撰短文一篇提出讨论。之后，又相继在拙作《清初学术思辨录》和《中国学案史》中加以重申。借此机会，谨再略作一些梳理。
《理学宗传》刊刻蒇事，是否及时寄送倪元瓒、姜希辙，由于文献无征，已难知晓。然而时隔六年之后，该书即已送达刘宗周高第弟子黄宗羲之手，则是有文献依据的。据黄炳垕辑《遗献梨洲公年谱》卷下康熙十二年六十四岁条记：“太夫人八十寿辰，孙征君夏峰先生（原注：奇逢，时年九十矣）寄到《理学宗传》一部，并寿诗一章。”这就是说，《理学宗传》至迟于康熙十二年已传至浙东。又据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卷57《孙奇逢学案》记：“所著大者有《理学宗传》，特表周元公、程纯公、程正公、张明公、邵康节、朱文公、陆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罗文恭、顾端文十一子为宗，以嗣孟子。之后诸儒，别为考以次之。可谓别出手眼者矣。岁癸丑，作诗寄羲，勉以蕺山薪传，读而愧之。时年九十矣，又二年卒。”该书于案主小传后，且辑有《岁寒集》中论学语录18条。可见此时不惟《理学宗传》南传，而且孙夏峰诗文集亦已为黄梨洲读到。
康熙十二年，《理学宗传》和《岁寒集》的得以南传，功臣当为孙夏峰弟子许三礼。三礼字典三，号酉山，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后候选在家，历有年所，直到康熙十二年，始赴京谒选，得授浙江海宁知县。行文至此，请允许笔者就《清史稿》卷256“许三礼本传”的疏失作两点必要说明。据徐文驹撰《安阳许公三礼墓志铭》载，三礼赴京谒选，时当康熙癸丑，即十二年。而《史稿》本传不载谒选之年，于“顺治十八年进士”之后，即接以“授浙江海宁知县”。由此，遂酿成传主始任海宁知县为顺治十八的失实，此其一。其二，据《康熙起居注》载，许三礼以海宁知县行取入京，授福建道御史，时当康熙二十年七月。而《史稿》本传由于漏载传主始任海宁知县时间，故于“在县八年，声誉甚美”之后，为弥缝缺失，自圆其说，竟将三礼行取入京，授福建道御史的年份误植为康熙八年。如此修史，岂能取信后人！
据孙夏峰《日谱》记载，康熙十二年，许三礼赴海宁任前，曾于是年十月二十四日拜谒夏峰，多所请益。《理学宗传》、《岁寒集》及贺黄氏母寿诗等，当系此时交三礼携往浙东。三礼抵海宁任，建书院以振兴学术，作育人才。自康熙十五年起，聘黄宗羲主持书院讲席，迄于二十年离任，历时达5年之久。正是在此期间，黄梨洲呼应孙夏峰，结撰《明儒学案》以作同调之鸣。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取《明儒学案》与《理学宗传》并观，无论是史料的翔实，体例的严整，还是对不同学派渊源传承的梳理，《学案》皆胜过《宗传》。然而，始为者难，继之者易，这亦是情理中事。惟其如此，尽管黄梨洲《明儒学案》卷首《发凡》中，对《理学宗传》颇有微词，评为：“钟元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其闻见亦犹之海门也。”但是，他亦在书中辟出专节，表彰孙夏峰学行，赞许《理学宗传》“别出手眼”。以往，论者每每取梨洲《发凡》语，而弃其夏峰一按语，故而忽略了从《理学宗传》到《明儒学案》间先后相承的关系。
其实《明儒学案》之与《理学宗传》，不惟因同属学案体史籍而体例略同，而且由于著者学术宗尚的相近而立意亦类似，皆旨在为阳明学争正统。所以，孙夏峰视周敦颐、朱熹到王阳明为宋明理学的必然发展过程，断言：“接周子之统者，非姚江其谁与归？”
黄梨洲亦以阳明学为明代理学大宗，宣称：“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所不同者，只是二书所记时间范围各异。《理学宗传》通古为史，《明儒学案》则断代成书，通古为史而仅26卷，断代成书竟达62卷，详略悬殊，不言而喻。
康熙二十年七月，孙夏峰高足汤斌以翰林院侍讲出任浙江乡试主考官。黄宗羲闻讯，遣子百家专程赶往杭州，以所辑《蕺山学案》和《蕺山先生文录》邀请撰序。乡试结束，汤潜庵于返京途中，致书黄梨洲。信中写道：“承命作《蕺山学案》序，自顾疏陋，何能为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辞。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尔命笔。舟中无事，勉拟一稿请教，得附名简末，遂数十年景仰之私，为幸多矣。”
翌年，潜庵再由京中致书梨洲，据云：“去岁承乏贵乡，未得一瞻光霁。幸与长公晤对，沉思静气，具见家学有本，为之一慰。《蕺山先生文录》承命作序，某学识疏陋，何能仰测高深？……某生也晚，私淑之诚，积有岁年，但识既污下，笔复庸俗，不能称述万一。惟望芟其芜秽，正其讹谬，不至大有乖误，受赐多矣。……《文录》、《学案》何时可公海内？早惠后学，幸甚幸甚。”
康熙二十四年，黄梨洲北游苏州，汤潜庵时在江苏巡抚任上，神交有年，终得握手。据梨洲事后追记，潜庵曾同他议及《明儒学案》，认为：“《学案》宗旨杂越，苟善读之，未始非一贯也。”
至此，清初南北学派间的两世交流，终以汤斌为《蕺山学案》和《蕺山先生文录》撰序，以及汤斌、黄宗羲二人在苏州的会晤，写下了令人击节叹赏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