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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清初学术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清廷的文化政策是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批评其消极影响多，肯定其积极作用少，未得一个持平之论。因此，实事求是地对清初的文化政策进行探讨，无疑是一个应予解决的课题。
顺治一朝，戎马倥偬，未遑文治，有关文化政策草创未备，基本上是一个沿袭明代旧制的格局。康熙初叶，南明残余扫荡殆尽，清廷统治趋于巩固。圣祖亲政之后，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文化建设亦相应加强，各种基本国策随之确定下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后，三藩乱平，台湾回归，清初历史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伴随清廷文化政策的调整，学术文化事业蒸蒸日上，臻于繁荣。
清初的文化政策，可以大致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高压政策的确定。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它必然要受到所由以形成的经济基础的制约，从而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另一方面各种具体政策的制定，又无不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所左右，成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满洲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虽然形式上是所谓“满汉一体”的政权体制，但是以满洲贵族为核心才是这一政权的实质所在。这样的政权实质，就决定了满洲贵族对广袤国土上的众多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强制统治。反映在文化政策上，便是民族高压政策的施行。由顺治初叶开始，以武力为后盾，渐次向全国推行的剃发易服，构成了民族高压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一政策的强制推行，其结果，一是直接导发江南人民可歌可泣的反剃发斗争，促成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同南明政权的联合，并以之为主力，与清廷展开长达十余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其二，则是它在民族心理上造成的隔阂，历二百数十年而不能平复，从而在一代历史中时隐时显，成为长期潜在的一个严重不稳定因素。
与之相一致，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开焚书恶劣先例，以“畔道驳注”为口实，于当年十一月，下令将民间流传的《四书辨》、《大全辨》等书焚毁。严饬各省学臣：“校士务遵经传，不得崇尚异说。”
翌年一月，又明令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
。接着便于康熙初叶的四大臣辅政期间，制造了清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文字冤狱——庄廷
明史案。从此，研究明史，尤其是明末的明清关系史，便成为学术界的禁区。圣祖亲政以后，虽然奉行“宽大和平”的施政方针，对学术界苛求尚少，但是在这样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上，则不容越雷池一步。后来文字冤狱的再起，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著述而招致杀身惨祸，直至雍正、乾隆间文网密布，冤狱丛集，根源皆在于此。
严酷的封建文化专制，禁阏思想，摧残人才，成为一时学术发展的严重障碍。
第二，科举取士制度的恢复。
科举取士，自隋唐以来，历代相沿，既成为封建国家的抡材大典，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明末，战乱频仍，灭亡在即，科举考试已无从正常举行。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入主中原。十月，世祖颁即位诏于天下，明令仍前朝旧制，“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
，从而恢复了一度中断的科举取士制度。顺治二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清廷从科臣龚鼎孳、学臣高去奢请，命南京乡试于同年十月举行。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疏请“速遣提学，开科取士”，以消弭士子“从逆之念”。
于是乡试推及浙江。翌年二月，首届会试在北京举行，经三月殿试，傅以渐成为清代历史上的第一名状元。同年八月，为罗致人才，稳定统治，清廷下令复举乡试，来年二月再行会试。于是继傅以渐之后，吕宫成为新兴王朝的第二名状元。后来，傅、吕二人均官至大学士。
与之同时，清廷修复明北监为太学，广收生徒，入监肄业。旋即又改明南监为江宁府学，各省府、州、县学，也随着清廷统治地域的扩展而渐次恢复。同学校教育相辅而行，各省书院亦陆续重建，成为作育人才、敦厚风俗的一个重要场所。
自康熙二年起，清廷曾一度废弃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专试策论。后从礼部侍郎黄机请，于七年仍旧改回。从此，以八股时文考试科举士子，遂成一代定制。
第三，“崇儒重道”基本国策的实施。
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重视文化教育，是一个世代相沿的传统。宋明以来，从孔孟到周、程、张、朱的所谓“道统”说风行，“崇儒重道”便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基本文化国策。
清初，经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干戈扰攘，顺治八年世祖亲政之后，文化建设的历史课题提上建国日程。九年九月，“临雍释奠”典礼隆重举行，世祖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
翌年，又颁谕礼部，把“崇儒重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十二年，再谕礼部：“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
两年后，即于顺治十四年九月初七，举行了清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经筵盛典。下月，又以初开日讲祭告孔子于弘德殿。虽然一则由于南方战火未息，再则亦因世祖过早去世，所以清廷的“振兴文教”云云多未付诸实施，但是“崇儒重道”的开国气象，毕竟已经粗具规模。
世祖去世，历史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回旋。在康熙初叶的数年间，辅政的满洲四大臣以纠正“渐习汉俗”，返归“淳朴旧制”为由，推行了文化上的全面倒退。康熙六年，圣祖亲政，八年，清除以鳌拜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文化建设重上正轨。同年，圣祖亲临太学释奠孔子。翌年八月，为鳌拜等人下令撤销的翰林院恢复。十月，圣祖颁谕礼部，将世祖制定的“崇儒重道”国策具体化，提出了以“文教是先”为核心的十六条治国纲领。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后来，清廷将所谓“圣谕十六条”颁示天下，成为一代封建王朝治国的基本准则。
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日讲重开。翌年二月，中断多年的经筵大典再度举行。此后，每年春秋二次的经筵讲学，便成为一代定制。自日讲重开，年轻的清圣祖在日讲官熊赐履等人的辅导之下，孜孜向学，将“崇儒重道”的既定国策稳步付诸实施。以康熙十七年的诏举“博学鸿儒”为标志，宣告了清廷“崇儒重道”国策的巨大成功。
第四，“博学鸿儒”特科的举行。
开科取士，意在得人。封建王朝于既定科目之外，为延揽人才而增辟特科，载诸史册，屡见不鲜，并不自清初始。然而如同康熙间的“博学鸿儒”科得人之盛，则是不多见的。自顺治初年以后，在连年的科举考试中，虽然一时知识界中人纷纷入彀，但是若干学有专长的文化人，或心存正闰，不愿合作，或疑虑难消，徘徊观望，终不能为清廷所用。既出于“振兴文教”的需要，又为争取知识界的广泛合作以巩固统治，在平定三藩之乱胜利在即的情况下，清圣祖不失时机地作出明智抉择，对知识界大开仕进之门。康熙十七年一月，他颁谕吏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在发出这一通议论之后，圣祖接着责成内外官员：“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命令既下，列名荐牍者或为“旷世盛典”歆动而出，或为地方大吏驱迫就道，历时一年，陆续云集京城。十八年三月初一，清廷以《璿玑玉衡赋》和《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为题，集应荐143人
于体仁阁考试。榜发，录取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入翰林院供职。后来，上述50人虽在官场角逐中各有沉浮，其佼佼者最终亦多遭倾轧而去职，但是“博学鸿儒”科的举行，其意义则远远超出50名入选者个人的升沉本身。它的成功首先在于显示清廷崇奖儒学格局已定，这就为尔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其次，由于对有代表性的汉族知识界中人的成功笼络，其结果，不仅标志着广大知识界与清廷全面合作的实现，而且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对满汉文化的合流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为巩固清廷的统治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无形保证。
第五，图书的访求与编纂。
“书籍关系文教”。
在封建社会，衡量一个王朝文教的盛衰，大致有两个可供据以评定的标准：其一是得人的多寡，人才的质量；其二则是作为学术文化直接成果的图书编纂与收藏。顺治一朝，文化虽未能大昌，但世祖雅意右文，图书的编纂和访求早已引起重视。定鼎伊始，清廷即沿历代为前朝修史成例，于顺治二年三月始议编纂《明史》；五月，设置总裁、副总裁及纂修诸官数十员。世祖亲政后，以御撰名义，于顺治十二年九月，将《资政要览》、《范行恒言》、《劝善要言》、《人臣儆心录》颁发异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各一部。翌年正月，又令儒臣编纂《通鉴全书》、《孝经衍义》等。八月，《内则衍义》撰成。十二月，再敕修《易经通注》。十四年三月，责成各省学臣购求遗书。当时，由于世祖的博览群书，内院诸儒臣已有“翻译不给”
之叹。后来，虽因世祖的遽然夭折，《明史》、《孝经衍义》诸书皆未完篇，但筚路蓝缕，风气已开。
圣祖继起，发扬光大，经初政20余年的努力，遂奠定了日后图书编纂繁荣兴旺的深厚根基。其间，于经学则有《日讲四书解义》、《易经解义》、《书经解义》、《孝经衍义》的先后撰成。于史学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重开《明史》馆，“博学鸿儒”科录取人员悉数入馆预修《明史》。对于本朝史事，则有《三朝实录》、《太祖、太宗圣训》、《大清会典》、《平定三逆方略》诸书的纂修。康熙二十三年以后，更扩及诗文、音韵、性理、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及名物汇编等。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官修图书，诸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律历渊源》、《周易折中》、《性理精义》及《朱子全书》等，若雨后春笋，纷然涌出。清廷终于以图书编纂的丰硕成果，迎来了足以比美唐代的贞观、宋代的太平兴国、明代的仁宣之治的繁荣时期。
第六，由尊孔到尊朱。
推尊孔子，作为崇儒的象征，历代皆然。如果说圣祖亲政之初在太学释奠孔子，尚属不自觉地虚应故事，那么康熙二十三年以后，他的尊孔，便是一种崇尚儒术的有力表示。
由孔子开创的儒学，在我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具有外在表现形式各异的时代特征。自北宋以后，儒学进入理学时代，因而元、明诸朝，尊孔崇儒与表彰理学，两位一体，不可分割。明清更迭，社会动荡。这一客观现实反映于意识形态领域，理学营垒分化，朱熹、王守仁学术之争愈演愈烈。清初统治者要表彰理学，就面临一个究竟是尊朱还是尊王的问题。
顺治一朝，国内战争频繁，无暇顾及这一抉择。圣祖亲政，尤其是三藩乱平、台湾回归之后，这样的抉择愈益不可回避。从形式上看，科举取士制度固然可以作为争取知识界合作的一个有效手段。然而，要形成并维持整个知识界和全社会的向心力，实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仅仅依靠这样的手段又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对清初封建统治者来说，寻求较之科举取士制度深刻得多的文化凝聚力，便成为必须完成的历史选择。顺应这样一个客观的历史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鉴别、比较，清廷最终摒弃王守仁心学，选择了独尊朱熹学说的道路。
康熙四十年以后，清廷以“御纂”的名义，下令汇编朱熹论学精义为《朱子全书》，并委托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先后主持纂修事宜。五十一年正月，圣祖明确指出：“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随即颁谕，将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至此，清廷以对朱熹及其学说的尊崇，基本确立了一代封建王朝“崇儒重道”的文化格局。
作为维护统治者根本利益的手段，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总是那一时期统治者思想的集中反映。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有作为的封建帝王治国思想的反映。清圣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清初封建国家的文化政策，正是以其儒学思想为依据制定的。因此，剖析圣祖的儒学观，对于把握清初文化政策的实质及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就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清圣祖名玄烨，公元1662年到1722年在位。他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终年69岁。逝世后，谥仁皇帝，庙号圣祖。
玄烨8岁即位，14岁亲政，这一特定的条件，促成了他在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早熟。在其儒学观形成的早期，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儒臣熊赐履。自康熙十年二月至十四年三月间，熊赐履一直充任日讲官。玄烨亲政后的日讲，虽自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宣告举行，但实际上正式开始则是此后一年多的十一年四月。也正是从此时起，熊赐履把年轻的玄烨引入了儒学之门。熊笃信朱熹学说。当时，他省亲回京，在玄烨召见时即明确表示：“臣读孔孟之书，学程朱之道。”
半月后，他以朱熹注《论语·学而篇》的讲解，揭开了康熙一朝日讲的第一页。在其后的3年间，熊赐履始而隔日进讲，继之每日入宫，向康熙帝讲“读书切要之法”，讲“天理人欲之分”，讲“俯仰上下，只是一理”，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讲“辟异端，崇正学”，讲朱熹的知行观，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总之，既博及致治之理，又广涉用人之道，为年轻的康熙帝奠定了坚实的儒学基础。
在熊赐履等人的循循善诱之下，还在康熙十一年六月，玄烨就已经表露出对理学的浓厚兴趣。他向翰林院学士傅达礼询问道：“尔与熊赐履共事，他与尔讲理学否？尔记得试说一二语来。”熊赐履的理学主张，诸如“理学不过正心诚意，日用伦常之事，原无奇特”，“惟务躬行，不在口讲”等，都为玄烨所接受。同年八月，他又召熊至懋勤殿，郑重询问朝臣中讲理学的情况。十二年十一月，为了研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还特别让熊赐履等儒臣各撰《太极图论》一篇，加以讨论。熊赐履以讲理学而深得康熙帝宠信，于康熙十四年三月擢升武英殿大学士。这以后，熊虽然离开了日讲官职务，随之又在满汉朝臣的党争中失势而被黜回乡，但是他的理学主张对于玄烨儒学观的形成，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无形影响。“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说耳”
。玄烨的这一段自述，正清晰地道出在熊赐履的影响下，他早年儒学观的基本倾向。
玄烨的儒学观，核心是一个辨别理学真假的问题。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他就此作了首次表述，指出：“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辩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
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是说理学有真假之分；第二层是说理并非玄虚的精神实体，无非就是规范人们言行的道理；第三层是说言行如一与否，是检验理学真伪的试金石。康熙帝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认识，究其根源，则始于与翰林院学士崔蔚林就理学基本范畴的辩论。
崔蔚林是当时朝臣中王守仁学说的信奉者，他撰有《大学格物诚意辨》讲章一篇。玄烨闻讯，于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将他召至宫内，读罢讲章，君臣间就格物、诚意诸范畴进行了罕见的直率问答。在对“格物”范畴的阐释中，崔蔚林依据王守仁学说立论，主张“格物是格‘物’之本，乃穷吾心之理也”。并且对朱学提出质疑，认为：“朱子解作天下之事物，未免太泛，于圣学不切。”当玄烨转而论“诚意”，指出“朱子解‘意’字亦不差”时，崔仍然由王学出发，提出异议，声称：“朱子以意为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臣以意为心之大神明，大主宰，至善无恶。”这场短兵相接，是对玄烨形成伊始的儒学观的挑战。当时他虽未进行驳议，但显然并不以崔说为然，而是以“性理深微，俟再细看”
暂时中断了这场问答。经过周密准备，10天之后，玄烨依据程朱之说对崔蔚林的讲章进行反驳。他说：“天命谓性，性即是理。人性本善，但意是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若不用存诚工夫，岂能一蹴而至？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学问原无躐等，蔚林所言太易。”同时，他还就理学分野判定崔蔚林属于王学系统，指出：“蔚林所见，与守仁相近。”
在帝王面前，崔蔚林阐述其理学主张是那样的慷慨陈词，无所顾忌，这本来就为圣祖所不悦。加以崔言不顾行，居乡颇招物议，因之更激起玄烨反感。于是二十一年六月，在与内阁近臣议及崔蔚林官职的升迁时，玄烨的反感开始流露。他说：“朕观其为人不甚优。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
一年之后，他便提出前述辨理学真伪的那段讲话。从此，“假道学”、“冒名道学”等，也就成为圣祖指斥言行不一的理学诸臣的习惯用语。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二十三年二月，崔蔚林自知在朝中已无立足之地，疏请告病还乡。圣祖决意借此机会，对假道学作一次惩治。于是他示意内阁近臣：“崔蔚林乃直隶极恶之人，在地方好生事端，干预词讼，近闻以草场地土，纵其家人肆行控告。又动辄以道学自居，焉有道学之人而妄行兴讼者乎？此皆虚名耳。又诋先贤所释经传为差讹，自撰讲章甚属谬戾。彼之引疾乃是托词，此等人不行惩治，则汉官孰知畏惧！”
崔蔚林就此声名狼藉。
无独有偶，继崔蔚林之后，康熙三十三年，当时任顺天学政的理学名臣李光地成为假道学的又一典型。这年四月，李光地母病故，由于他未坚持疏请离任回乡奔丧，因而以“贪位忘亲”
招致言官弹劾。一时之间，朝议哗然，迫使康熙帝出面干预。风波虽然迅速平息，但是玄烨对假道学的憎恶已经不可压抑，他决心进行一次总的清算。闰五月初四，他集合翰林院全体官员于瀛台，以《理学真伪论》命题考试。试毕，又就熊赐履弟赐瓒在考试中暴露出的问题借题发挥，对理学诸臣“挟仇怀恨”，“务虚名而事干渎”，“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等丑恶行径加以痛斥。其鞭挞所至，不仅李光地、熊赐瓒首当其冲，而且业已故世的魏象枢、汤斌等也未能幸免。就连对他有教诲之谊的熊赐履，同样被指名羞辱。在历数假道学言行不一的诸多劣迹之后，玄烨为理学诸臣明确规定了立身处世的准则，这就是：“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
综上所述，足见康熙儒学观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从了解理学，熟悉理学，直到将理学归结为伦理道德学说的过程。关于这一点，玄烨晚年有一段系统的表述，他说：“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实无愧于屋漏乎？宋、明季代之人，好讲理学，有流入于刑名者，有流入于佛老者。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殁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
这是圣祖对其儒学观的重要自白，其立足点就在于理学是立身根本之学。由此出发，他鄙弃空讲理学，不主张以理学自任，更反对去争所谓“道统之传”。归根结底，就是要以封建伦理道德为规范，切实地去身体力行。
玄烨儒学观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提倡经学，融理学于传统儒学的过程。还在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他在与日讲官牛钮、陈廷敬的问对中，就接受了“道学即在经学中”的观点。当时，牛、陈二人认为：“自汉、唐儒者专用力于经学，以为立身致用之本，而道学即在其中。”
玄烨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一年后，《日讲易经解义》纂成，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他重申：“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还提出了“以经学为治法”
的主张。圣祖论学始终提倡把“明理”同“通经”相结合，他指出：“凡圣贤经书，一言一事，俱有至理，读书时便宜留心体会。此可以为我法，此可以为我戒。”
因此他认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
圣祖又进而断言：“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
玄烨儒学观的形成过程，还是一个尊崇朱熹，将朱学确认为官方哲学的过程。他一生讲求儒学，对朱熹、王守仁的著述都曾经用心做过研究，他主张“宽舒”、“无私”，不赞成无谓的门户纷争。他说：“朕常读朱子、王阳明等书，道理亦为深微。乃门人各是其师说，互为攻击。夫道体本虚，顾力行何如耳。攻击者私也，私岂道乎？”
但是，在确认以什么样的学说来统一思想的关键问题上，他却毫不调和，愈益明显地趋向于朱学。事实上，他早年的惩治崔蔚林，就无异于对王学的贬抑。后来，当他提倡熟读儒家经典时，又强调：“自汉以来，儒者世出，将圣人经书多般讲解，愈解而愈难解矣。至宋时，朱子辈注《四书》、《五经》，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朱子辈有功于圣人经书者，可谓大矣。”
到圣祖晚年，更是无以复加地推尊朱熹，表彰朱学。他指出：“朱子洵称大儒，非泛言道学者可比拟。”
又说：“先儒中，惟朱子之言最为确当。其他书册所载，有不可尽信者。”
在其所撰《理学论》中，他再度重申：“自宋儒起而有理学之名，至于朱子能扩而充之，方为理明道备。后人虽杂出议论，总不能破万古之正理。所以学者当于致知格物中循序渐进，不可躐等。”
对他一生以儒学治国的经验，圣祖依据朱熹“居敬穷理”之教，归纳为一个敬字。他说：“朕自幼喜读《性理》，《性理》一书，千言万语，不外一敬字。人君治天下，但能居敬，终身行之足矣。”
总之，一个视理学为伦理道德学说，一个融理学于传统儒学之中，一个确认朱熹学说为官方哲学，这就是构成清圣祖儒学观的基本内容。它在康熙一朝，为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根本的理论依据。
就全部清代历史而言，清初的顺治、康熙二朝，是一个奠定国基的重要发展时期。清王朝建立之初，经历明末数十年的战乱，经济凋敝，疮痍满目。随后，满洲贵族自身错误的民族高压政策，南明残余势力的挣扎，以及农民起义军余部的对抗，又酿成长达近40年之久的国内战争。在长期的社会动荡中，国计民生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然而就是在这样极度艰难的局势之下，清初统治者不仅消除了敌对势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赢得了经济的从复苏而趋向繁荣。促成这一历史转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间，封建国家的文化政策就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帝王敷治，文教是先”
。从顺治到康熙，近80年间，清廷始终以此为制定文化政策的立足点。由于把文化教育作为治国根本大计，因而战略决策的正确，就保证了学术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知识界是社会的中坚。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把争取知识界的合作作为施政的基本方针。因此，清朝入主中原之初，虽然军事征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但是它依然如同先前的统治者一样，把开科取士视为抡材大典，向知识界敞开了合作的大门。以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诏举“博学鸿儒”为标志，清廷为争取知识界的全面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清初文化政策的历史作用，还表现为清初统治者完成了对社会凝聚力的选择。任何一个社会要寻求自身的发展，都必须具有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这一力量的选择会因时因地而各异。然而树立共同的社会理想，明确应当遵循的公共道德规范，则是一个具有共性的基本方面。清初，无论是世祖也好，还是圣祖也好，他们最初都选择了尊崇孔子的方式，谋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去统一知识界的认识，确立维系封建统治的基本准则。尔后，随着封建统治者儒学素养的提高，清廷选择了将尊孔具体化而趋向朱学独尊的历史道路。确认朱熹学说为官方哲学，使清初统治者为一代封建王朝找到了维系人心的有效工具。在经历长期的动乱之后，这对于稳定社会，促进封建国家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恢复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成功表明，如果忽视去进行这样的选择，一旦社会失去凝聚力量的时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当然也应该看到，清初统治者对社会凝聚力的选择，并没有把朱熹学说作为一个博大的思想体系去进行系统的研究。相反，却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狭隘需要而加以曲解。他们抹杀了理学的哲学思辨，将其归结为僵死的封建伦理道德学说。同时，把经朱熹阐发的丰富思想，也仅仅视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封建道德教条。正是这种文化上的短视，导致清初统治者否定了王守仁思想中的理性思维光辉。其恶劣后果，经雍正、乾隆两朝的封建文化专制引向极端，终于铸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历史悲剧。其间的历史教训，又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评判某一时期文化政策的得失，考察其对当时学术文化演进的导向作用是一个重要依据。成功的文化政策，既是产生这一政策的历史时期学术文化水准的客观反映，同时它又能够顺应潮流，推动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方面，清初的文化政策同样显示了它的历史作用。
明清更迭，经世思潮空前高涨。“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
的恶劣学风遭到猛烈抨击，“严夷夏之防”以“匡扶社稷”
的呐喊南北并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成为时代最强音。清廷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在武力征讨的同时，辅以文化高压政策，毫不含糊地遏制了这一思潮的发展。除野蛮的剃发易服之外，诸如顺治间的焚书，禁止士子结社，借科场舞弊和士绅拖欠国赋而动兴大狱，乃至康熙初制造惨绝人寰的庄氏史案，无一不是对经世思想的沉重打击。因此迄于康熙初叶，通过论究明清之际的史事来“引古筹今”
已经成为不可能，借助阐发“夷夏之防”来宣扬反清思想更是非法。至于眼前的国计民生利弊，也无人再敢于问津。
然而，对于清初诸儒倡经学以济理学之穷的努力，清廷则予以及时的肯定。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清圣祖，既接受儒臣关于“道学即在经学中”的主张，又明确昭示天下，“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
，决意为正人心、厚风俗而“崇尚经学”
。于是清廷以御纂诸经日讲解义及众多图书官修的形式，与学术界的经学倡导合流，从而把知识界导向了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