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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历史问题，一个基本的准则，便是要将这一问题置于它所由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去。对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如此，军事问题如此，学术文化问题亦复如此。而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学术现象，不仅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无不是受那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并在宏观上规定了它所能达到的高度。因此，要考察清初学术史，总结出80年间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来，准确地把握当时历史环境的基本特征，就成为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也就是说，弄清楚清初的国情，是研究顺治、康熙二朝学术史的出发点。
清初的历史，乃至全部清王朝的兴衰史，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展开的？这是需要我们首先去加以解决的问题。
清王朝建立的17世纪中叶，无论在世界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不过，这种重要性的内涵，世界史与中国史却不尽一致。就世界范围而言，在西欧的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酝酿，到此时已经日趋壮大而足以同腐朽的封建制度相抗衡，并最终取得冲决封建经济网罗的胜利。以公元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为标志，开始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胜利进军。这样的巨大历史变迁，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空前的。从此，揭开了世界近代历史的第一页。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在同一时期都迈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相一致，它们各自的社会发展水平也不可能是同步的。当欧洲的历史翻开近代社会篇章的时候，古老的中国却依然被封建制度牢固地桎梏着，并没有提出迎接近代社会的历史课题。在当时西欧的历史舞台上，显示出扭转乾坤力量的，是新兴生产方式的代表者资产阶级。而在东方，左右当时中国历史命运的，仍旧是与封建宗法制扭结在一起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从17世纪20年代起，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农民大众，虽然他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摧毁了旧的封建王朝，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去否定这个王朝所据以建立的封建经济结构。恰恰相反，严酷的历史现实表明，作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阶级，17世纪的中国农民大众，在争得生存下去的一点可能之后，他们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却被顽固的封建制度无情吞噬。其结果，便是他们沿着父祖生前的足迹，依旧回到以耕织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去，成为替新的封建王朝创造财富的基本力量。
在17世纪的中国社会成员构成中，同西欧迥然而异，这里不惟没有资产阶级的席位，而且也尚不具备产生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尔后的历史发展证明，直到之后两个世纪，中国资产阶级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近数十年来，我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显示，尽管自明代中叶以后，在我国少数地区的某些手工行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作为国民经济主要构成部分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这就决定了手工行业中的这种萌芽是极其微弱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如同某些同志所论证，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萌芽。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较之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局部而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过宛若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而已，步履艰危，随时存在倾覆的可能。在17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的社会动荡所造成的经济凋敝中，资本主义萌芽被摧残殆尽，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足见，同样作为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西欧的17世纪是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进军来显示其历史特征的。而中国的17世纪不然，它所展示的则是一幅激剧动荡的历史画卷。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孕育的微弱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兼并、赋役繁苛所造成的生产力大破坏，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和随之而来的封建王朝更迭，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以及这一世纪最后20年间封建经济的复苏，所有这些都层次清晰地错落在画面上。这一幅历史画卷表明，在17世纪的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危机重重，但是它并没有走到尽头，它还具有使封建的自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活力。因此，17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翻开近代历史的篇章，它依旧处在封建社会阶段，只是业已步入其晚期而已。我们不能违背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实际，用世界历史的分期来规定中国历史的分期，人为地把17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纳入世界近代社会的范畴。否则，我们不仅对清初学术历史价值的估计要出现偏差，而且对整个清代学术的历史评价都可能出现偏差。
从广义上说，明清更迭并不仅仅是指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朱明王朝统治的结束，以及同年五月清军的入据北京和四个月后清世祖颁诏天下，“定鼎燕京”
。它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上限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其下限则迄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最终清除亡明残余，统一台湾。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其腐朽性亦越发显现出来。及至明神宗万历之时，朱明王朝已入末世。其间虽有过张居正十年（1573—1582年）的锐意革新，然而颓势已成，不可逆转。启祯两朝，更是江河日下，犹如痈疽积年，只待溃烂了。
土地兼并，这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它的晚期，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明末，不惟地主豪绅巧取豪夺，“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更有官庄的肆意侵吞。据《明史·食货志》载：“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
仅以江苏吴江一地为例，“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土地兼并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加之私租苛重，缙绅飞洒、诡寄，转嫁赋役，“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
明末，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身上，既有私租的榨取，复有官府繁苛赋役的重压，而辽、剿、练三饷的加派，则更属中国古史中所罕见的虐政。崇祯十二年（1639年），御史郝晋上疏，对加派的苛酷惊叹道：“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
在重重压榨之下，人民生计荡然。崇祯末年，自江淮至京畿的数千里原野，已是“蓬蒿满路，鸡犬无声”
。
同经济的崩溃相终始，明末政治格外的腐败：阉寺弄权，士绅结党，贪风炽烈，政以贿成，一片亡国景象。明神宗在位40余年，蛰居深宫，侈靡无度。熹宗一朝，宦官魏忠贤一手障天，祸国殃民，“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魏氏党羽，推行恐怖政治，“广布侦卒，罗织平人，锻链严酷，入狱者率不得出”
。政治黑暗，无以复加。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浙江巡抚潘汝祯请为魏忠贤建生祠。一人首倡，群丑效尤，竞相建祠于苏、杭、松江、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地，“计祠所费，不下五万金”
。寡廉鲜耻，趋炎附势，已成一时风尚。而炽烈的贪风，公行的贿赂，在明季官场更有席卷之势。崇祯帝即位之初，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言道：“然今之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受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科道号为开市。臣两月来辞金五百，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
崇祯当政17年，尽管孜孜图治，然而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历史又岂是个人意志所能转移！因此，崇祯一朝“事事仰承独断”的结果，不惟于事无补，反倒使“谄谀之风日长”
。这样腐朽已极的封建专制政权，理所当然要遭到历史的淘汰。
正当朱明王朝积弱待毙之际，地处我国东北的建州女真崛起。自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兴兵以来，短短半个世纪，雄踞辽沈，虎视关内。皇太极继起，挥师频频叩关，出没于山东、山西、河北，乃至京畿一带，成为终明之世不得摆脱的敌对力量。而置朱明王朝于死地的，则是无路可投的农民大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白水县农民率先举起义旗。星星之火，倏尔燎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将腐朽的朱明王朝埋葬。但是李自成的大顺农民政权，由于其小生产者的局限，没有能够得以巩固，入据北京仅仅40余日便又匆匆西去。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成果，为拥兵西进的满洲贵族所攫夺。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而只是凭借农民起义的力量，实现了改朝换代的政治变动。
清王朝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封建政权，自顺治元年（1644年）建立，迄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经历了整整40年的动乱。
顺治元年满洲贵族的入关，改变了明末阶级力量的对比，使之出现了新的组合。在北方，曾经受到李自成农民军严重打击的地主阶级，以吴三桂降清为标志，很快与满洲贵族合流。而在张献忠农民军所扫荡的南方，地主阶级亦纠集反动武装，对农民军进行拼死反抗。未曾受到农民起义沉重打击的江南官绅，则于同年五月，在南京建立起弘光政权，试图与满洲贵族“合师进讨，问罪秦中”
。清廷作为满汉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方面于顺治元年颁发圈地令，下令将北京附近各州县的所谓“无主荒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以确保满洲贵族对土地的大量占有，使“满汉分居，各理疆界”；
另一方面，则在不与圈地冲突的前提下，明文规定保护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于顺治二年宣布，因战乱出逃的地主，返乡之后，“准给故业”，任何人不得“霸占”，否则将以“党寇”惩处。
就全国范围而言，顺治之初，基本上是一个满汉地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局面。
然而，清政权对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和保护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新王朝的统治，承认满洲贵族在这一联合政权中特殊的核心地位。对此不得有丝毫的异议，更不能“拥号称尊”，否则“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
所以，当南明政权拒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之后，这一格局便迅速发生了变化。顺治二年四月，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领袖之一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翌年冬，另一主要领袖张献忠亦在四川西充县凤凰山捐躯，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至此就更向低潮跌落下去。在农民军蒙受重大挫折，局促西南一隅的同时，清军挥师南下，以武力强迫江南官绅接受历史的现实。顺治二年五月，弘光政权崩溃。六月，清廷再颁剃发令，将满人剃发习俗强制推行于江南。清廷重申：“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还严格规定：“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这样的民族高压政策，虽然使不少江南官绅低头就范，但是也有更多的不甘民族屈辱者，挺而抗争，投身到风起云涌的反剃发斗争中去。形势的急剧变化，打破了满汉地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格局，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为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同继弘光政权后相继建立的南明隆武、永历政权联合抗清，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于是在清初历史上，出现了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高潮。但是，一则由于南明政权的极度腐败，不惟官僚倾轧，党争不已，而且极力排斥、打击农民军。再则无论是大顺军还是大西军，又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两支力量始终未能有效地合作，甚至还发生火并。这样，经过10余年的角逐，到康熙三年（1664年），抗清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至此，全国范围的反民族压迫斗争基本告一段落，民族矛盾趋向缓和。
自康熙三年起，曾经出现过一个近10年的相对平静局面。之所以说它是相对平静，其根据在于，康熙帝亲政前后，鳌拜辅政，屡兴大狱，擅杀无辜，弄得朝野不宁。六年，康熙帝亲政。八年，总算把鳌拜除去。但是，此时台湾郑氏犹拥兵自立，不奉正朔；西北准噶尔部封建王公正在积聚力量，以与清廷抗衡；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藩王，则已是尾大不掉了。所以，与其说是平静，倒不如说是更大规模对抗和动乱前的酝酿。一方面是清廷强化其中央集权政治需要的日益迫切，另一方面是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割据称雄欲望的恶性膨胀，矛盾双方力量的消长，演成了自康熙十二年（1673年）起，长达8年之久、蔓延10余省的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乱平。嗣后，清廷才于康熙二十二年降伏郑氏势力，统一了台湾。
一如前述，明朝末年，社会经济已经是一个崩溃的烂摊子。清军入关之初，连年用兵，战火不熄，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状况久久不能复苏。就连清世祖也不得不承认，顺治中叶的社会状况，依旧是“民不聊生，饥寒切身”，“吏治堕污，民生憔悴”。
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帝就曾及时指出：“今乱贼虽已削平，而疮痍尚未全复。”他深以“师旅疲于征调”、“闾阎敝于转运”为念，敦促内外官员“休养苍黎，培复元气”。
一时民生疾苦，当可想见。然而，毕竟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腐朽的封建秩序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被打乱了，农民大众争得了生存下去的可能。而且，反民族压迫斗争的长期进行，也促使清初统治者不得不对明末积弊及清初虐政作出适当调整。明末的“三饷”加派，早在顺治初即已明令废除。宦官干政，官绅结党，也为清廷三令五申严行禁止。康熙帝亲政以后，鉴于圈地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于康熙八年六月，特为颁诏，宣布：“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
所有这些，都为清初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可能。即以垦田数字为例，中国封建社会素来以农为本，于此正可窥见一时经济的盛衰。明末，已是一片混乱，不足为据。明中叶的弘治年间，为4 228 058顷。张居正执政之时，“天下田亩通行丈量”，为7 013 976顷。
当然，前者有欺隐，后者有虚浮，不尽实录，但是作为一个大致的依据数还是可以的。清初，经过顺治帝亲政后的10年，尤其是康熙初政10余年的努力，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国垦田已达5 493 000余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更增至607万余顷。
康熙中叶的理学名臣陆陇其曾经说过：“康熙二十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
这样的话应当是可信的。平心而论，清朝初期，尽管有40年的动乱，但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较之明末，都显然有调整，有进步。所以，以清代明，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的前进，只是这个蹒跚的前进过程，采取了曲折的动荡形式罢了。
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的平定，两年之后台湾郑氏势力的回归，使清王朝确立了对全国的有效统治。从此，清廷采取多种有力措施，使业已恢复的经济迅速发展，清初社会遂由乱而治。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六十一年（1722年）的近40年间，虽然由于旷日持久的储位之争，引起了政治上的许多麻烦，为维护国家的统一，清廷还曾两度在西北和西藏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局部的农民起义等也偶有发生。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大体上可以说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出现了一个由安定趋向繁荣的局面。
康熙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他在少年时代，从清世祖手上承继过来的是一个草创未就的基业。亲政之后，他顺乎人心，以“与民休息”为治国宗旨，指出：“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为可鉴。”
从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他“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
，朝思夕虑，念念不忘。八年的三藩之乱，是对年轻的康熙帝的一次严峻挑战。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锻炼和显示了他驾驭国务的卓越才干。三藩乱平，隐患根除，台湾回归，海内一统。此后，康熙帝励精图治，一如既往地兴修水利，奖励垦荒，集主要精力于河务和漕运的处理。他指出：“漕运关系重大”
，而河务又“关系漕运民生”，因此他说：“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
为此，他在1684年至1707年，六次南巡，调查黄淮的治理和漕运的整顿。在他的精心部署和督导之下，“淮黄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出现了“漕
安流，商民利济”
的景况。这样，就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南北经济的沟通，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家日趋富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国库存银较之顺治末年成数百倍增长，达到4 000余万两。
由于国帑充裕，清廷一再蠲免地方赋税，一则旨在舒缓民力，再则亦可收藏富于民之效。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清圣祖颁谕，普免天下钱粮，他宣布，全国各地应纳赋税，“自明年始，于三年以内，通免一周”
。五十一年二月，清廷更把作为封建国家重要财政来源的人口税冻结，明令：“将直隶各省见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征钱粮。”
到康熙末、雍正初，全国耕地面积较之顺治末年成百万顷地增长，接近并逐渐超过明代万历年间的水平。与之相一致，此时的清王朝，国力强盛，威震四方。经过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之后，清廷牢固地确立了对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统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至此大致奠定下来。
在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历史上，由康熙中叶开始出现的安定和繁荣局面，是自明代永乐年间以后200余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它为其后雍正、乾隆年间国力的鼎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旧史家曾于康熙一朝有过如下讴歌：“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
“想望流连”云云，既多余，复可悲，自不足取，但是，清除其间所包含的腐朽气息之后，这样的评价与历史实际也相去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