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説明

《詩傳通釋》二十卷，元劉瑾撰。劉瑾，字公瑾，江西吉安安福人，大概活躍于元泰定到至正（1324—1370）年間，《元史》無傳。由於資料匱乏，其生平已難得其詳。明代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言其「隱居不仕」，用心於經史；又明人李時勉《跋周玨所藏先世手澤卷後》亦稱劉瑾「以其書存」得「列位先賢祠」，而其「後嗣寂然無聞」。據此可知，劉瑾一生專心著述，併因此而獲得名聲。本次整理的《詩傳通釋》一書，即為劉瑾現存的重要著作。關於此書，明《吉安府志》曰：「劉瑾，安福人，肆力治《詩》。其說宗朱子，而間出其所自得。又考正諸國世次、作詩時世，察其源流，辨其音韻，審詩樂之合，定刪定之由，為《詩傳通釋》一書，能闡發朱子之蘊。」除《詩傳通釋》外，劉瑾還有一部音律學著作《律呂成書》存世，收於《四庫全書》經部樂類。

《詩傳通釋》，顧名思義，旨在詮釋朱熹《詩集傳》。其卷首收錄朱熹《詩集傳序》《詩序朱子辨說》《詩傳綱領》並詳為疏解。次錄劉瑾自己編纂的《詩傳通釋外綱領》，有「引諸儒書」、「引用諸儒姓氏」、「諸國世次圖」、「作詩時世圖」、「詩源流」、「章句音韻」、「詩樂」、「刪次」，凡八部分內容。其中「諸侯世次圖」主要據《史記》整理而成。「作詩時世圖」則承鄭玄《詩譜》、歐陽修《時世論》之遺意，對詩三百篇進行編年，可以確切斷代的詩篇明言「某王世」，只能大概判斷時間的則言「某王後」，其餘則歸為「時世未詳」一類。每個時期內的詩篇，按照風、雅、頌分類歸納，而風、雅又分正變。虽然其編年大體依《毛序》之說，但以「作詩時世圖」形式對三百篇進行系統編年斷代，還是《詩經》學史上的一個創新。明代胡廣所編《詩經大全圖》中亦有「諸侯世次圖」及「作詩時世圖」，即襲用劉瑾此書成例。「詩源流」錄鄭玄、歐陽修、朱熹等人之說以明詩之起源與流變，而「章句音韻」、「詩樂」、「刪次」三部分均承襲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但排列順序不同，所錄內容亦有增刪，大體采錄與問題相關之經傳及諸家之說。

《詩傳通釋》主體部份，收錄了朱熹《詩集傳》及《詩序辨說》（劉瑾書將各篇小序分散列於每篇詩的末尾）加以疏解，引證材料十分豐丰富。其下己意處則多標「愚按」、「愚謂」字樣以示分别。據現存之《詩經》學著作情況看，這種纂集諸家以疏釋朱《傳》的體例，或始於元初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一書，而《詩傳通釋》也多循胡一桂書之成法，但在體例之完備上，劉瑾書後出轉精，勝過胡書許多。

具體而言，劉瑾對朱熹《詩集傳》的「通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朱熹《詩集傳》所涉及的字詞訓詁、名物制度、史實地名等詳加疏解，或以明朱《傳》之源委，或以補朱《傳》之簡略。如卷一引何休說及《通典》注以明《集傳》國風總論「采詩」說之源委，又如《周南·南有樛木》篇引孔疏及《本草注》對「藟」的注釋，以補《集傳》「藟，葛類」之略。於《集傳》所注之地名，往往以「愚按」說明與之相對應的元代地名。這些疏解多引述經史典籍及漢唐注疏，使《詩集傳》更為詳實易讀。第二，引成說或下己意以論證、補苴、發明朱熹《詩集傳》之說。所引之說，有不少是《朱子語類》中關於《詩經》的論說，如《詩傳綱領》部分，就多引《朱子語類》對相關問題的論說。而他說之能論證、補苴朱《傳》者，亦多加采錄。如於《邶風·靜女》篇引劉辰翁「只是男女相遺之詩」，以佐證朱熹的「淫奔期會之詩」的觀點。朱門弟子輔廣《詩童子問》一書，對《集傳》之意多有發明推演，故劉瑾亦多錄其說以發明《集傳》之說。此類內容甚多，不待例舉。劉瑾在按語中也常對朱熹之意加以發明，如《詩傳綱領》部分，劉瑾就朱熹所錄《論語》的編排順序推論了朱熹之意。第三，劉瑾雖嚴守朱說，但於朱說之未安者，亦或兼存他說。如《詩傳綱領》中，朱熹以政之小大為小雅、大雅之别，劉瑾雖引孔疏以申朱說，但又存嚴粲之說曰：「以政之小大為二雅之别，驗之經而不合。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又如於《魯頌·泮水》亦存胡一桂疑朱《傳》之說，並按曰：「朱子以作泮宫、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為頌禱之辭。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於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於淮，為淮夷之病鄫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溢辭也。」則以《春秋傳》所記僖公從齊桓公伐淮夷之事進一步證成胡一桂之說。此外，《詩傳通釋》還給《集傳》及引文中的部分難讀字和多音字注音，以便讀者學習。總之，劉瑾在《詩傳通釋》中或引成說，或下己意，充分發掘了朱《傳》之蘊，大大充實了朱熹《詩集傳》，使《詩集傳》更加豐富易讀。

以上略談了《詩傳通釋》對《詩集傳》的疏解。雖然《詩傳通釋》以羽翼朱《傳》為宗旨，但自身也形成了比較鮮明的特點。

第一，劉瑾不僅注重「通釋」朱《傳》，也十分注重對具體詩篇章旨乃至字詞的「通釋」。首先，對於篇幅較長的詩篇，劉瑾特别重視點明章旨句意，使讀者能對詩篇意脈有貫通的了解。如於《大雅·棫樸》篇末按曰：「一章、二章則言左右近臣歸向文王；三章則言六軍之衆歸向文王也；四章言文王振作天下之人也；五章言文王綱紀天下之人也。然歸向之者，不離於前後左右，則其振作綱紀於人者，無不至也。振作綱紀之者，至於久遠，則其歸向之者，益以衆也。」這對讀者理解詩篇意脈無疑是有幫助的。其次，注重詩篇之間的會通比較。如其論《召南·殷其靁》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于既見君子之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于君子未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又如論《魯頌·泮水》曰：「蓋落成泮宫之際，因獻頌禱之詞，亦若《斯干》之詩也。」都是會通比較的例子。再次，注重對《詩經》中多次出現的字詞加以歸納通論。例如《大雅·文王》篇釋「不顯」時按曰：「《雅》《頌》稱『不顯』凡十二。此詩三，《大明》及《崧高》《韓奕》《清廟》《維天之命》《執競》《烈文》各一，皆與此詩同義。《思齊》《抑》各一，則詞指有不同者。」即對《詩經》中的「不顯」一詞進行了歸納考察。

第二，劉瑾對詩篇創作時代的論斷，多能突破《集傳》乃至傳疏舊說的藩籬，頗有創見。如《衛風·旄丘》篇，《集傳》引陳氏說以為「穆公之詩」，劉瑾則以為：「上篇黎臣有勸歸之辭，則此時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黎侯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為赤狄所滅？故晉人數赤狄之罪，立黎侯而還。以此意之，《式微》《旄丘》二詩，雖未有以見其必作于衛宣之時，恐亦未必作于衛穆時也。」否定了衛穆公時之詩的說法。又如《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雨無正》三篇，《序》皆以為幽王時之詩，而《集傳》雖以《序》說未可信，但也僅以「或曰」的形式疑其為東遷以後之詩。劉瑾則於《節南山》篇末按曰：「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憯莫懲嗟』，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又於《雨無正》篇末按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暬御，慘慘日瘁』，固可見其作於暬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於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耆夀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劉瑾以作品內容為證據推論詩篇作於東遷之後，其證可信，其說可從。故清惠周惕《詩說》亦認同劉瑾之說，曰：「瑾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偉！」這里還應該指出的是，早在清初朱鶴齡《愚菴小集》卷十三《讀〈周本紀〉》一文中，即以《史記·周本紀》與《竹書紀年》相參，論證上述《詩經·小雅》篇章為「幽平之間」詩。由此可知劉瑾之說確為孤明先發。

第三，在思想上，劉瑾解詩具有鮮明的理學色彩。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詩集傳》中多處透露出他的理學思想，劉瑾《詩傳通釋》既以羽翼朱《傳》為宗旨，也不可避免地帶有鮮明的理學色彩。例如注重揭示詩篇所隱含的理學修身之道，劉瑾於《大雅·抑》論曰：「『不遐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即《中庸》之内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即《中庸》之不睹不聞而戒懼之事也。能戒懼，則心無不正矣，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也。蓋由武公本亦聖賢之徒，宜其所言合乎聖賢之道也。」劉瑾還十分注重發明《詩經》「溫柔敦厚」的詩教观，如於《衛風·簡兮》引張學龍曰：「此蓋伶官碩人之詞，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幽厲，此詩人之忠厚也。」甚至可以說，朱子《詩集傳》理學說詩的氣味，到劉瑾《通釋》这里變得愈發濃烈了。

《詩傳通釋》一書也有其不足。劉瑾嚴守朱說，《集傳》有誤或自相矛盾處，也曲為回護，即使有所修正，也不敢以為定論。如前所述，他對《節南山》《正月》《雨無正》三篇的創作時代提出了精彩的論斷，但卷首《作詩時世圖》在給詩篇編年時還是遵循《毛序》的舊說。又如劉瑾雖然吸收大量漢唐注疏以充實《詩集傳》，但其辨訂故實，也還多有疏略，陸心源《元槧詩傳通釋跋》曰：「考訂非宋人所長，瑾書雖名『通釋』，而于朱子所未詳者，如『居居』、『究究』、『鉤援』、『臨衝』之類，未能證佐一字。」可見，與清代漢學家相較，劉瑾《詩傳通釋》在名物、禮制、史實等考證上仍有局限，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對此多有駁詰，《四庫全書總目》亦有引證，譏其「徵實之學不足」。

然而，瑕不掩瑜，《詩傳通釋》以羽翼朱《傳》為宗旨，引述先秦、漢、唐、宋、元注家八十八家，著述五十五種，將前代特别是宋元以來的《詩經》學成果加以綜合疏通，頗有一種只此一編在手，即可盡棄他書的方便，實可謂元代《詩經》學著作中的集大成之作。所以，劉瑾《詩傳通釋》一書在後代也頗有影響，明代胡廣編著《詩傳大全》時，即以《詩傳通釋》為藍本而略作增刪；明人王逢、何英為朱公遷《詩經疏義》補作「輯錄」、「增釋」時，也對劉瑾之說也多有采錄；前引惠周惕之說，亦可見劉瑾在清代的影響。因此，深入研究《詩傳通釋》，對準確定位元代《詩經》學在整個《詩經》學發展史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

最後，介紹下劉瑾《詩傳通釋》一書的版本情況。《詩傳通釋》現存五個版本：最早的是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劉氏日新堂刻本（簡稱「元刻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皆有藏，其卷首內容依次為《朱子詩序辨說》《詩集傳序》《詩傳綱領》《詩傳通釋外綱領》（引用諸儒書、引用諸儒姓氏、諸國世次圖、作詩時事圖、詩源流、章句音韻、詩樂、刪次）。又有元刻明修本（簡稱「明修本」），版式、字體、內容等與元刻本鮮有差别，實為同一版本系統，卷首內容亦同。第三個版本是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四庫本據「內府藏本」所刻，不知底本為何，卷首《詩傳通釋序》，實即朱熹《詩集傳序》，《詩傳通釋外綱領》則僅有「詩源流」、「章句音韻」、「詩樂」、「刪次」四部分。《詩傳通釋》在日本有文政十三年（1830）官板松代文庫本（簡稱「文政本」），卷首無《詩集傳序》《詩序辨說》《詩傳綱領》《詩傳通釋外綱領》部分，直接從《通釋》正文起，前兩卷字多有漫漶之處。通過對勘發現，文政本比較接近元刻本，許多四庫本與元刻本用字不同的地方，文政本大多同元刻本，而文政本中出現的錯誤，則多為字形抄纂的錯誤。又有日本嘉永三年（1850）本（簡稱「嘉永本」），是文政本的重刻本，補全了文政本前兩卷的闕失，據其書眉朱批，當是據明胡廣《詩傳大全》補足。

此次整理，以元刻本為底本，以明修本、四庫本、文政本、嘉永本為參校本。遇有異文，擇善而從，並出校記。版式上，經文頂格，《集傳》與夾注皆低一格，雙行夾注改為單行，用楷體與《集傳》區分。在校點中，對朱熹《詩集傳》部分，我們校以宋本《詩集傳》，凡有異文，一般據宋本《詩集傳》改定並出校記說明，若確認宋本有誤，則參他本改正，亦出校記說明。對《詩傳通釋》徵引之諸説，則儘可能查覈原書，凡字句小異、不影响文義者不出校；凡顯係錯引或大疏漏處，或於校記中寫出引書原文，或據引書適當刪改訂補正文，並出校記說明；對於書中之避諱字、異體字及常見刊刻錯訛字，如「已」「己」与「巳」、「穀」与「榖」等，則逕改不出校記。

本書初稿由劉鎂硒、李曌宇、馬千惠三位負責文档轉錄和版本对校，之後由李輝、馬天祥、熊瑞敏、吴嬌、邢毓南、徐逸超諸位進行引文核对，最後李山校讀全稿。囿於學力識見，點校中一定还有不少錯誤，敬請讀者方家批評指正。

劉鎂硒李山
二〇一三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