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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课题，简单来说就是想实践一下近年来对“文化诗学”这种研究方法的新理解，同时也是想对多年来我一直思考的关于儒学的若干问题进行总结，譬如，孔孟之学与西周初期的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二者的一致性何在？差异性何在？为什么偏偏是儒学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得话语霸权地位？《诗经》在周初至两汉这段时间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发挥过怎样的功能？
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作中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我认为这与研究者对该研究领域的熟知程度和体验感悟程度成正比——只有在大量占有材料并且对研究对象有深刻体悟的基础上，研究方法才是有效的。在这里希望依靠新方法来轻而易举地获得成果的想法是幼稚可笑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方法不重要。实际上离开了有效的方法，任何真正的研究工作都无法展开。研究者如何确定具体的研究对象，如何搜集材料，如何寻找探索的视角直至剖析材料，得出结论，都是在一定的方法指导下进行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极为重视对研究方法的探讨，并且试图确立一种有效的、灵活的、具有普遍性的研究方法。我们现在提倡的“文化诗学”就是这一努力的产物。就理论背景来说，我们所说的“文化诗学”对19世纪末俄国的维谢列夫斯基的“历史诗学”、苏联批评家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渐次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方法均有所吸取，甚至也不反对借用一些“精神分析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诗学”“解构主义批评”乃至现代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或视角。但是，我们的“文化诗学”又绝对不是对任何一种现成方法的照搬或模仿，我们有一套独立的原则与操作体系，而这些又永远是与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在这里，我准备结合西周至两汉时期诗歌功能的演变以及相关的儒家诗学的若干问题来谈一谈文化诗学研究方法的特征及有效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