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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的文化建设是与政治建设配套的。在政治体制上西周建立之后所采取的一件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分封诸侯。
武王伐纣成功伊始，立即封纣王之子禄父（武庚）于殷，又封弟叔鲜、叔度于管、蔡之地以监督之。吕尚、周公、召公等功臣亲贵，以及古帝王之苗裔一时并封。
后来周公东征还归，再次进行大规模分封。据史籍载，两次封建共封异姓诸侯四百人、宗亲兄弟十五人、同姓诸侯四十人。
武王、周公等为什么如此急迫地进行分封呢？只有一个目的：巩固刚刚获得的统治权力。显然他们是吸取了商人的经验教训才采取这样的措施的。根据史书的记载我们知道，殷商是没有分封制度的，其政治形式似乎是一种诸侯国之间的联盟。尽管殷人也对其所征服的诸侯封以某种爵位或官职，例如，封周人为“周侯”“西伯”等，但肯定不同于后来周人的封建制。殷人在天下数百个诸侯中最为强大，用武力迫使其他诸侯服从于他。
在王室强大之时诸侯们都唯命是听，甚至任凭宰割，而一旦王室的控制松懈，诸侯们就各自为政，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例如，周本是偏于一隅的小诸侯，后来居然联络了八百诸侯举兵反商，而商人竟毫无察觉，可见当时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联系是相当松散的。由于各诸侯国都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并不是殷人封建的，故而他们对于殷商政权只是畏其威，而不怀其德。就是说，诸侯们对中央政权只有不得已的服从而没有道义上的责任。周人的分封天下从根本上改变了殷商政治体制，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在血缘亲情的基础之上，大大加强了国家的一体化。春秋时周大夫富辰尝言封建的意义云：
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
“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正是周初封建的本意所在。这是汲取了商人的教训之后而进行的政治革新。可以说西周开创的封建制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具有革命性的政治事件。其结果是大大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使国家上下一体。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周人的一切文化建设都是基于这种政治改革的。而这种文化建设对于后来中国近三千年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文化精神的发展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可以说，没有周初的封建，便没有周代的礼乐文化；没有周代的礼乐文化，也就没有在中国古代两千余年间居于主导地位，至今依然影响着中国人心灵的儒家文化。钱穆先生曾说：
封建之要义，在文教之一统。故推极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启其端。故周公制礼作乐之最大深义，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确立，而同时又即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
如此对封建与礼乐文化之关系的论述是十分精当的。但是钱穆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西周封建制度的实际作用其实并不是什么“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是凭空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贵族。当然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我们完全可以说夏商之时也有贵族，甚至原始氏族社会后期即已经开始出现贵族了。但是这些所谓的“贵族”实际上只是指社会上那些享有某些特权的人：或者是掌握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巫觋，或者是掌握杀伐征战的军事领袖，抑或是二者兼之的酋长与君主。从现代知识话语的严格意义上说，这些人与西周的贵族阶层是有着重要区别的。一般来说贵族阶层至少应该具有相互关联的三大特征：一是合法性，即关于这个阶层的种种特权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的或法律的规定。二是身份性，即这个阶层拥有不同于其他任何阶层的独特身份，并且为法律所确定，为其他阶层所认可。三是世袭性，即这个阶层的身份性以及政治、经济上的权利是代代相传的，也就是所谓“世卿世禄”。夏商的情形究竟如何，由于缺乏相关文献，已经难以确知，我们至少可以说，周初的封建创造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一个完全符合上述三大特征的真正的贵族阶层。正是这个贵族阶层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西周文化，从而为嗣后三千年的中华文化之发展演变做出了巨大贡献。
殷商时期天下诸侯并非由王室封建而成，这些早已存在的地方部族对王室的臣服乃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商人武力征服的结果，因此商人的政治控制一是靠鬼神和天命，二是靠残酷的武力镇压。周人鉴于商人的失败，反其道而行之，封建兄弟宗亲和少数功臣于富庶冲要之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由于这个贵族阶层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故而周人采取了以亲情关系为基础的道德伦理控制来代替直接的政治控制。这是一种极为高明的控制方法——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认同了既定的社会秩序。周人的礼乐文化就是这种高明的社会控制方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