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州始祖

宋代以来，溧阳史氏开始大量外迁，到南宋时期，史氏家族的各支在各地都有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明州史氏“极盛于宋”，达到高峰，到此，史氏家族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本书的重点叙述就是这支的情况。那么，明州史氏始祖是谁？它们与溧阳史氏是什么关系？它们是怎样来到明州的？这些对于研究史氏家族的历史都是十分重要的。

有关明州史氏的始祖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四明史氏谱序》认为是史惟则率族众自溧阳迁徙到四明，他是史氏家族的明州始祖。

二是《清光绪年续修藤下宗谱序》中说：“五代之际，天问公由溧阳迁吴，其子成由吴转徙四明，继继承承支属繁衍”，认为史成是明州的始祖。但是，又说：“四明史氏之有谱，始于天问公”。

三是史氏五十四世孙史积胜在《清光绪年续修宗谱记》中所说：“我史氏以周太史著姓后，由京兆而杜陵而溧阳而吴中而四明，历千余载，世次秩然。”又说：“四明之谱，创自天问公父子，忠定王作会谱记以集成。”说明史氏家族在由溧阳来四明之前确实到过吴中，但是由谁领导到四明的，是其父或其子没有详说，因此只好做出族谱是创自天问公父子的模糊解释。同样，由五十六世孙史祖寿所作的《清光绪年续修宗谱序》中说：“夫吾宗肇姓于周，发祥于汉，极盛于宋，由溧阳而吴中、而四明，派别支分，丝毫不爽”。也说明从溧阳到四明前曾到过吴中。

四是《四明续修宗谱序》的记载，其中说得明白：“吾史氏肇姓于周，发祥于汉，迨壮侯开国溧阳，遂居其地，至三十世，学士天问公讳维则，同弟从绳公讳怀则，迁隐于吴。一传而少保成公，又自吴迁四明，是为四明之始祖。”

五是由史氏五十四世孙积元所写的《清道光年藤下宗支源流序》中则更为明确地说：“吾史氏自汉一世祖崇公，以就封家溧阳，至三十世祖惟则公，由溧阳迁吴，三十一世祖成公，即由吴迁四明。”明确以史成为始祖。

六是史蒙卿的“惟肖之弟惟则”说。史蒙卿在《宋咸淳年明州史氏谱序》中提及了史氏的始祖系统，认为：“务滋有子曰惟肖，为清河令。惟肖之弟曰惟则，系万寿之子也。宋兴，游宦于东南，遂居于明之鄞邑。明州今升为庆元府。惟则公者，实明州之始祖也。蒙卿溯流则九世祖也。”

按照常理，史蒙卿是溧阳史氏的三十八代孙、迁明州史氏的九世孙，从当时与史氏家族关系上说是最亲近的。他时任迪功郎平江府教授，写序在当朝。从时间上说，1269年（宋咸淳五年）五月，离史氏家族迁至明州的时间979年，较其他人的写序时间是最接近的。就当时情况而言，相隔三百多年，史蒙卿就已感到“惧久而无闻”，深怕“旧谱残缺失次，不能考阅”而出差错，因此要求抓紧时间修谱。史蒙卿把史惟则作为明州史氏之始祖，是对的，这一说法也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史蒙卿的序中却存在严重的错误。

其一，最关键是把其中的关系弄混了。他认为：“务滋有子曰惟肖，为清河令”，这是对的。错就错在“惟肖之弟曰惟则，系万寿之子也”。如前所说，从溧阳侯的世系，史务滋属二十一世，有一子史惟肖，为二十二世；而史惟则属三十世，与史惟肖相差八世，不可能是他的弟弟。史惟则其父史守宜，字定之，为二十九世，史万寿，字乔年，是史守宜的弟弟。而史惟则的弟弟名史怀则，字从绳，是翰林院学士。史万寿确有一子，名为史彦虬，字仁彦，同属三十世。史蒙卿把这对相差八世的关系混为一谈，误将“惟”字连在一起，误以为史惟肖之弟是史惟则，他们是同辈人。这种可能由“旧谱残缺失次”而造成的错误如不及时纠正，就会使家谱“不能考阅”。

其二，是史实错误。我们还可从史务滋的经历来推断这段历史。史务滋，字体乾，宣州溧阳人（今江苏常州市溧阳县），是史惟肖之父。官至通议大夫，轻车都尉，累至内史，690年（天授元年）为侍御史、溧阳县男，属高品位官吏，《旧唐书》中有传。这时，武则天称帝，发生了一桩诬告案：雅州刺史刘行实和他的弟弟渠州刺史刘行瑜、尚衣奉御刘行感，并兄子左膺扬将军虔通，关系紧密，侍御史来子珣诬告他们要谋反。武则天时期告密之风盛行，朝廷规定：凡告密者，发给驿马，供给五品官的饮食，不管何等人物，包括农夫、樵人都可与皇帝相见。如果所言是实，可以破例授官，既使所告不实，亦不会问罪，于是告密者蜂起。史务滋本来与刘行感等没有联系，武则天下诏史务滋与来俊臣共同审理此案。史务滋见此案并无太多问题，原本是想给他们平反的，来俊臣就反过来告史务滋同刘行感关系密切，想包庇刘家兄弟。最后，刘行实等以谋反罪被诛杀。这又引起了生性多疑的武则天的愤怒，于是命令来俊臣审理史务滋。谁都知道，来俊臣原本是个贪淫倚势、杀人如麻的家伙，只要落到他的手上，他就能网罗无辜，织成反状，不会有好的结果。史务滋恐被其陷害，于是以“自杀”结束了一生， 这一举动对于史氏家族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武则天是690-705年在位，到唐朝灭亡907年，相距200多年，中间经过十七个皇帝。宋朝建国在960年，与武则天去位更有255年的时间。既然史务滋自杀在则天朝，属唐朝前期；史氏来明州是北宋建国后的979年。史氏家族不可能在唐中期由溧阳来明州，这是最基本史实。史蒙卿为了从时间上找答案，于是用了一句“宋兴，游宦于东南，遂居于明之鄞邑”。让人以为唐朝中晚期、宋初之际，当时政局动荡、战争频繁，而且史务滋由于“恐被陷刑”而自杀，必然受到唐朝政府的追究，因此宗族只得分虞各处避难，史氏子孙开始散居各地。这时，史惟则率族众自溧阳来到明州，成为史氏家族明州的始祖。但是，只要细细算来，从唐朝中晚期、五代，直到宋代，中间要经过八代人的经历，怎么也不可能游宦200多年。所以，史蒙卿的这种联想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由此，我们可以给明州史氏家族的始祖下一个结论：翰林院学士史惟则“实明州之始祖”。在五代时期，“值鼎革之际”，时局混乱，史惟则先率领家人逃难到吴，“徙隐于嘉兴思贤乡”，然后“游宦于东南”，最后定居于明州，以后娶妻生子，历代相传，成为明州史氏家族的始祖。由于史惟则与其弟都是迁吴的先行者，所以后人也有把他作为吴的始祖，同时把他和他的儿子史成都当作明州史氏的始迁祖。他的弟弟史怀则最后隐居于嘉兴思贤乡未再迁移，成为吴江的始祖；他们的族弟史彦虬最终仍留居于溧阳，继承祖业。这样，史惟则、史怀则、史彦虬就成为史氏家族的明州、吴中和溧阳三大宗族支派。

据记载，史惟则是由溧阳迁徙到吴中，再到浙江慈溪，又转至明州，最后才来到鄞县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选择明州作为最后落脚点呢？大概有下述几个原因：

一是明州地区旱涝不虞，自然条件好。明州地区东近大海，西至慈溪，南至奉化，北靠大海，占有江海河湖的地理优势。早在距今约5000年的海退中，当地先民们就在四明、天台两山麓的东、南、西三面形成为三个聚落群，逐渐形成句章、鄞、鄮三地的雏型。新石器时代，在鄞、鄮一带就有原始人类开始活动。至迟到大禹时代，“鄞”已成为确定的地名，夏禹东巡至大越，朝诸侯、上苗山，最后葬在会稽山上。此时鄞、鄮属于会稽管辖。少康封他的庶子无余到越，称越国，鄞、鄮为其采邑之地。正如《国语》所说：“句践之地，南至句无，北至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争霸，先是吴国取胜，占地广百里，最终到达东面的鄞。越王句践失败后返国，“坐卧仰胆”，最后灭吴。之后，越王想将吴王夫差流放、置于甬东，君百家，吴王不愿受辱自杀。所谓甬东，“即句章东海口外洲也”。或“甬东，古地名，浙江定海县”。换言之，甬即鄞，或为宁波的旧称。“甬”的本义是“用”“庸”“镛”，指的是大钟，甬之名还源于甬山，在鄞与奉的交界处。甬之东，后即为昌国县，部分本属鄞，后为定海县。由此越国境土大为扩展，越国由此也成为五霸主之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越地置会稽郡，句章、鄞、鄮三地属会稽郡。句章属“句余之山，无草木，多金玉”， 在余姚南、句章北，因以为名；鄞县因“有赤堇山，加邑”， 鄮县东三十六里处有一鄮山，因此而得名。隋朝时，三县曾并入句章。

直至621年（唐朝武德四年），鄞才开始单独成县，称为鄞州。后以境内有四明山，在县西南六十里。因四明山与会稽山有别，此山有四面，各产异木而皆不杂，“登陆则有四明天台”，山峰上有四穴，望之若“石窗”，即为四明之目，民众以此为吉祥之意，故此改县名为明州。此山跨越鄞、奉化、慈溪三县，主脉之外有不少支脉。738年（开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政府将鄮县一分为四，置于明州辖管。757年（至德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唐政府再次明确其为明州。《通典》记载：“明州，东北到大海浃口七十里。”州与郡名异实同，都设刺史或太守。明州地区有山有水，有耕地，在风调雨顺年景，民众会有好的收成。

二是经济发展，对外联系频繁。明州地区除农业、手工业得以稳定发展外，还可借助地理优势，发展海上贸易和对外联系。

早在春秋时期，鄮山东边附近“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进行商品交换， 各取所需，交易频繁，故此，后人将该地命名为鄮县。汉时，明州地区虽由会稽郡东部都尉管辖，属军事性质机构，但是人们对外联系仍很积极。三国时，吴国孙权曾派卫温率领甲士万人，由鄞州出海至夷州（台湾）和亶州（日本西南部），由此说明早期的明州地区是最早与台湾和日本发生联系的一个联络点。

唐朝时，对外开放发展到一个更高层次，中日联系极为繁盛。自630年日本第一次派出遣唐使到894年的260余年间，先后有12次之多。遣唐使分南北两路来华，北路由日本福冈出发，沿朝鲜半岛、辽东半岛，从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赴长安；南路则渡东海，从长江口的苏州或明州登陆，再由运河北上。明州是遣唐使的登陆处。鉴真是唐朝赴日传法的名僧，他曾六次东渡，753年东渡日本成功，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后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鉴真第二次东渡是由明州出发的，说明当时明州对外联系频繁，已成为与日本、高丽、印度和东南亚各国通商的重要港口。

南宋政府在明州又设置提举市舶司，兼有外贸性质的任务，明州就与广州、泉州合称为古代中国的三大外贸港。海上丝绸之路也以明州为起点。

三是人杰地灵，远离战区。五代时，因后梁太祖朱温的曾祖父名朱茂琳，为避讳，鄮字与茂字同音，遂将鄮县改为鄞县，并移县治至三江口明州城。同时，以明州为节镇，置望海军、望海镇。这样，明州就成为军事与行政相结合的机构。望海镇离明州七十余里，俯临大海，后改为定海县（即今宁波镇海和北仑）。

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吴越王“纳土归图籍十有三州，而明居其一”，由此开始以文臣为知州，管理城市。北宋年间，文臣治理与整顿明州更为明显，著名的有王安石，他在管理明州、建设明州方面功绩卓著。北宋时又在明州四周修筑十个门，周边有护城河，有瞭望楼，明州在当时军事方面已有着重要意义。南宋高宗驻跸，将吴、会、明、婺各州都列为重要州郡，尤其是明州，因其“控扼海道”，就于1133年（绍兴三年）设置沿海制置司以加强管辖。南宋时，对明州城再一次进行增修，又设置明州水军，使其成为军政合一的机构。南宋宁宗即位后，于1195年（庆元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升州为府，以改元的名称庆元为府名，明州就称为庆元府。加强明州的防卫工作一直坚持着，元初，明州城墙被毁后重建；明朝时，庆元府改称宁波府，同时设宁波卫指挥司，建立宁波卫，更有了一定的军事性质。

明州在文功武卫地位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同时，却少有战事发生，离中原地区和北方战区都较远，基本上属于行政、军政与外贸的多重机构，必然成为人们避难的理想住所。史氏家族的先人们以其独特的眼光选择了明州，从当时或往后的发展看无疑是正确的。

明州史氏家族在兴建过程中，逐渐获得了藤下史氏的称号。虽然宗族这一组织形式比较严格，但是史氏家族之下，在城乡各自组成相对独立的个体家庭，因为聚族形式是比较松散的，为了有利于家族的发展和聚集，就得采取一种联系的方式，这就是祠堂。祠堂是家族组织的一个标志，明州史氏家族原有一个祠堂在乡下，随着族人不断搬入城区，活动非常不便，于是决定在城郊新建祠堂。在城中居住者中夺得先声的当属史才，当时史才的居住地即在明州东郊的古藤桥旁。这样，在古藤桥旁建立祠堂、把明州史氏通称为古藤史氏也就成为大家的共识，明州史氏家族就有了两处祠堂，一处在城郊，一处在乡下。东郊古藤桥或张斌桥祠堂的主要功能，除了祭祀祖先、敬宗收族、开展家族大活动，以及联络城乡史氏家族外，还为乡下的族人进城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又是外地的家族成员返归故里参加祭祀时的立足之地。之后，史浩成为南宋时期明州史氏家族中的第一个宰相，以此地位与影响，理应成为明州史氏家族的活动中心。但他家在月湖，在城中心，活动不如古藤桥附近史家祠堂方便，史氏族人也就同意继续以古藤为联络点，既方便城中人的联系，也有利于乡下的史氏兄弟问事和休息。由此，古藤就成了明州史氏家族的联络地点，这支史氏家族就有了古藤史氏之称。在古藤史氏的名下明州史氏家族又可分为藤下、东吴、鄞东下水史氏、东钱湖乡下各派，他们与藤下同属一个系统。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多，由明州而外迁者，如至宁波之象山、镇海，绍兴之会稽、萧山、余姚、嵊县、及定海诸支，“皆此数公之遗裔也”，会稽派也是其中的一支。

总之，自979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开始，史氏家族由江苏转浙江，明州史氏家族“以溧阳为宗”，会稽史氏是“以四明为宗”。明州史氏家族以藤下史氏的名义开始向四周发展，这个家族与其他氏族一样，都是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在一个祖先的名下，同住在一个城市，或生活在同一村落，几代人、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子孙聚居在一起。学士天问公史惟则是大家公认的祖先，史成、史简代代相传，使明州史氏家族成为全国的一个重要支脉。

史惟则，字天问，行六，为翰林院学士。唐衰，宗族分虞，遂与其弟史怀则由江苏溧阳迁至嘉兴思贤乡，后又迁至浙东慈溪，成为宋隐士。因他有“避世不屈”的坚强意志，深得富人余氏的欣赏，便将女儿许配给他为妻，生下二子，名为史咸和史成。 之后，再迁明州（鄞县）隐遁于月湖洗马桥巷附近，就成为史氏“四明始迁祖”“浙东之始祖”，也是溧阳分支的始祖。他曾任朝议郎，集贤院侍制兼直学士，相当于秘书职务。

史成，字阙行，是史惟则的儿子，“幼有学识，长有贤行”。979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为了避难，随其父由江苏溧阳徙至浙江慈溪，后转入明州月湖东洗马桥东北从事耕读，是为明州史氏的二世。他先娶陈氏，继娶任氏，共生有四个儿子。后获赠太子少保。

史简，字廉夫，是史成的第三个儿子，为明州史氏家族的三世。1035年（宋仁宗景佑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生于明州，住在明州洗马桥附近，以“端方儒雅”、孝廉而闻名。一次，来自慈溪的学者叶世儒路过史家，他是“司文章之命，握人物之衡”的甬东郡守，偶遇濒湖而居的史成家，只见家中“朴素清雅，俨乎太古遗民”，就想稍事休息一下。这时，年方10岁的史简“从容至前，长揖而待”，落落大方，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没想到这一举动成就了一桩婚姻。叶世儒见少年知书达礼，行止端庄，就决定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他，她就是叶氏。史简待人诚恳，侍奉继母任夫人尤其孝顺。明州（鄞县）有一习俗，端阳节时，群众以划龙舟、竞渡船嬉戏，热闹非凡。任夫人虽已年老，还是想去观看一下赛龙舟的热闹场面。当时史简家既无可依靠的背景，又是从外地迁居而来的外来户，史简只靠个人的努力谋得了一个小吏的位置，虽为官吏，家庭经济并不富裕。为了讨得母亲的欢心，史简只好质典身上穿的那件官服，以准备一些酒果，让母亲前往观看。正巧这时，太守急速地招呼史简到衙门去当差，史简因无官服，久久才能回到衙门去见太守，使得太守非常生气。同时联系先前太守受过贿赂，杖责平民之事，史简曾经对民众深表怜恤与同情，得罪过太守，更是激起了太守的怒火。于是决定找他的麻烦，罢免了他的职务。史简遭到郡守的责问，心里非常郁闷，不久因忧郁过度酿成大病，于1057年（嘉佑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病逝，享年23岁。此时，妻子叶氏正有孕在身，即后来的遗腹子史诏。

叶氏夫人，名玉英，1033年（宋仁宗明道二年）生于浙江宁波慈溪著姓，“生而端淑、知书。”她与史简的婚姻是由祖上道传公做主决定的。19岁那年，她就嫁给了史简。两人结婚6年之后，史简因经不住郡吏责骂而病卒。此时，家中四壁萧然，只有弱子幼女二人为伴，不久，小儿子又丧亡。怀着身孕的叶夫人日夜抱着幼女哭泣：“天乎！天乎！夫何使我至于斯杰耶。”叶夫人的父母设想让女儿“夺而嫁之”，但叶夫人却坚持不改嫁。她血涕瞠目地对着父母说：“既嫁矣，何再嫁也！”毅然有不可夺之志。她整日指着腹中胎儿对天祈祷，期望能为史氏生个男孩。三个月后，果然生了一个男孩。看着嗷嗷待哺史诏的出世，叶氏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自己为死去的丈夫留下了一个希望，留下了一颗独苗，担心的是家徒四壁，无以为生，怎么才能养活全家呢？叶氏的可贵之处就是她的志气，她省吃俭用，粗衣淡食，艰苦度日，下定决心要把史诏培养成人。史诏稍长，就在夫人膝下学习，夫人常对孩子说：“读圣贤书，为文学士子皆能之。要当学圣贤行事为贵也。”这些都成了史诏一生的行事准则。以后，朝廷推行荐举德高八行义士制度，史诏的孝行与德业为乡间士大夫们所称道，大家一致准备推荐史诏。叶夫人接受丈夫先前的教训，对于小官小吏很是反感，但又挡不住众人的多次劝说，于是，她决定与儿子史诏一起出走，到东吴大涵山隐居不出。之后叶夫人更是让儿子杜门自守，且耕且读，镇定自若，不受干扰。还告诫孩子勤读圣贤书，贵行君子事，越发促使史诏“愈自刻励”，努力向上。

直到叶夫人年事弥高，家庭资产逐渐富足时，她仍然保持俭约的习惯，以至对待妯娌们行之有礼，而对仆人则严而有恩，在她家里还收养了孤女无数，直到她们成人出嫁。救人之所急，决不吝惜。之后，孙子、重孙子相继考取进士，登上高第，任职于枢密院、宰相等高官，“三孙婿皆贡士”，使她十八次受加封，赠封为冀国夫人。她“生平无疾病，华发秀美，耳聪目明” ，更受到人们的格外尊敬。1118年（宋徽宗重和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叶夫人卒，享年85岁。为此，楼郁、楼钥都为她书写墓志铭，并题词：“黄卷教成遗腹子，白头亲见起家孙。”乡里据此传为佳话。在明州史氏家族的始祖中，她是最受尊敬的一位贤妇。 HFM2Ym56ZTogaI1WhutLgwZmjn6qyRkJRMrwkWsoFk498wT/0sdiDdQuDfFlH26D